【岁月没有蹉跎】我的童年记忆(7)
那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太好。我们住的房子,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除了四面墙是砖砌的外,上下两层六家共十二间房,全都是用木板隔成的,地板也是木板夹层的。当时肯定是好房子。到了我们住进去时,就有些陈旧了。等到我记事时,地板、墙板上的油漆都已磨得差不多了,家具也全是公家配发的。我家住在二楼的西头。父母住外间,外婆带着我和妹妹住在里间。
十四年的生活,让我对这里有了一种很深的感情。父母亲带着我从南岳到长沙后,我们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我的父母亲文革中后期下放,先后离开单位搬出去为止。
虽然父母都有工作,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还是紧巴巴的。尤其是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被行政处分后,工资降了一大截。由行政18级降到21级,后来的有关住房分配,基本上就不考虑我们家了。
那时,机关有食堂,绝大多数干部家都去食堂打饭菜。好多时候,我都跟着爸爸去食堂把饭菜打回来。后来,我大了点,爸爸就让我独自去打饭菜。
一般情况下是三份菜,三五分钱的蔬菜和一毛多钱的带点肉的荤菜。食堂早就用一个一个碟子装好,放到抽屉里。然后竖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菜名和多少钱一份。等你要什么了,就从抽屉里拿出来,倒在你带来的碗里。说是三份菜,可大概合起来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份菜。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不是说吃的特别省,而是那时候,就这样的生活水平。
当然,家里也时常自己做饭菜,但多数时候是逢年过节,才去市场上买点好一点的菜回来。如春节,基本上就有我最爱吃的肘子。所以,我特别期待这样的日子。
因为过苦日子的原因,许多家庭都养鸡养鸭的习惯。机关也不像现在这样子强调所谓的环境卫生,基本上是没人管的。因此,这一习惯在我们家延续好几年。多多少少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水平。
父母的余钱并不多,偶尔也给我点零用钱,吃个冰棒、薄荷糖什么的。三分钱的白糖冰棒,五分钱的绿豆冰棒,我都很爱吃,却常常看着别的孩子吃。我还特别喜欢看小人书,一分钱、两分钱一本。放学后,我一般要在书摊上看上一两本。
但这样的“好事”不是常有的,毕竟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多。我总是要节省着用,养成了花钱谨慎的习惯。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到了自己能够挣钱的时候,这个习惯依然存在。
长大一点后,我就学着大孩子,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火车北站帮拖板车的工人推板车。从火车北站大门进去,右边有一个六七米长的陡坡,连着站台。板车工人需要从这里将货拖上去。力气大的,可以一口气冲上去。但大多数是需要有人从背后帮着推一把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当时能够赚到钱的唯一机会。推上去,一分钱。你要在运货最多的时候守在那里,一个小时左右,可以推上五六次。
从北站出来经过我们卫生厅、湖南医学院所在的这条“北站路”,大约有一公里长。但从火车北站大门出来,迎面就是一条坡路,不算太陡,但有将近百十来米长。如果仅仅是推上坡,两分钱。如果是一直推到底,就是五分钱。
我的个头不高,力气也不大,所以揽下的活常常被别人抢了去。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推过一次。到头后,那个拖板车的工人原本不打算给我五分钱的,说是我力气太小了。可最后看着我人小,还要来推车,犹豫片刻后还是给了我。
看着这个最大的硬币,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但推上三五次后,我就很累了,不得不停下来。但不管怎样,我都把“攒下”的零钱留了下来,舍不得用。这大概要算我的第一次“打工”经历。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我高中毕业后,在家里待业时,我会主动去街道办事处申请做临时工。做临时工的次数不多,但什么建筑工地的小工,金属废品回收公司里的杂工,我都做过。外婆也常常从外面揽回来活,什么糊火柴盒、加工莲子、刨生姜皮等,我都特别喜欢做。
身上不多的零钱,除了买电子元器件外,书是我最喜欢买的。如:《小萝卜头奇遇记》、《十万个为什么》、《宝葫芦的秘密》以及无线电方面的书,等等,这是我当时最好的课外读物。一直到现在,买书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一次,妈妈拿出来一个存折,要我去机关对面的银行去取十几块钱回来,我看到那上面有100来块钱存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家里的存折,印象中,这就是当年我家存钱的最高记录。
之后,这点钱很快就被用光了。是不是因为我突然得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花掉的,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我的“懂事”就在于,从此,我知道了家里是没有什么存钱的。正因为如此,从小我就养成了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毛笔字,那一瓶一瓶的墨汁我都舍不得买,而是买来墨自己磨。一次多磨一点,用一个小盒子装着,盒子里面放的是用来吸墨的蚕丝。这蚕丝就是我养蚕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