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连坐”规定的一些看法

2023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其中明确指出，地方机构限制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权利，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也不符合宪法中有关公民义务与权利的规定。法工委已督促废止此类通告，并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自查自纠。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涉罪人员近亲属进行“连坐”限制制度的关注。

连坐制度的历史脉络

连坐，是指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连坐制度早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出现，《尚书•甘誓》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宣布：“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汤誓》成汤在讨伐夏桀的誓言中也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所谓孥戮，即对犯罪者除惩罚本人外，还罪及妻儿老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的制度。连坐制度成熟于秦国商鞅变法。据《史记》记载：“商君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

“连坐”是统治者以法家思想治国而产生的一种残酷的制度。虽然儒家一向倡导“仁政”，却从未公开反对过连坐制度，甚至为连坐制度提供了道德和法律的支持。例如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也是“连坐”责任的体现。

秦后历代王朝的法律中连坐也一直被沿袭，魏晋法律规定“对应夷族者亲族中妇女免予死刑”但仍要处以其他刑罚。　　《唐律》规定：“诸谋叛者绞，妻子流2000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3000里。”明初朱元璋推行重刑政策，连坐更甚。洪武十八年，郭桓贪污案连坐被杀的达7万多人，胡维庸案相继杀了8个开国元勋。永乐帝对方孝孺的诛灭十族，连同宗族亲友学生在内，受诛者八百七十三人，受牵连者达数千人。《清律》沿袭《明律》规定：“凡谋反大逆不在族诛之列的年15以下男子及母女妻妾姐妹、子的妻妾，都给功臣家为奴”。《清律》还扩大连坐范围，对于奸党、交结近侍、反狱、邪教诸项，都有连坐。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实施保甲制度，也以戒严令、行政命令规定连坐办法。

连坐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

连坐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延续上千年，并非偶然。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保守闭塞，发展缓慢，许多边远乡村十里不同音，隔村不同俗，而连坐实际上可以对这一封闭形态进行瓦解，是帝王基于统治利益而对宗法制社会关系所作的调整和规范，使宗族社会统一于王法之下，造成宗族社会中人人自危自保，人人执法的法治形势，客观上起到促进普法，统一法制的作用。另外在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以血缘的关系享有种种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形成许多团伙派系。当权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便大肆实行株连，斩草除根。连坐就是利用老百姓对刑罚的恐惧心理而主动形成一种自我监督互相制约的社会氛围。人人做奸细，偷窥别人的行径，随时准备告发。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一份子。

叫停“连坐”的法治精神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叫停“连坐”这一动作具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也是对社会实情的积极回应。现实中“连坐”性质的规定并不鲜见，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比如罪犯的子女在公务员考试、参军、入学受限。2021年江苏常州一6岁女孩因其父亲年轻时曾被拘役5个月，按照当地“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积分政策标准”，女儿的“入学积分”被扣100分，无法达到入学标准而被小学拒之门外。同样在打击境外电信诈骗案件时，部分基层执法人员便使用了“连坐”式的手段施压电诈人员回国投案，即在通告中以“子女须回户籍地入学”“直系亲属入团、入党、参军、考录公务员时从严把关”等条文“威慑”犯罪人员。

“这种做法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刑罚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是极其错误的。”202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就曾“连坐”性规定作出废除的呼告。“罪责自负”即指由犯罪者本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株及他人的原则，是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连坐”式治理之所以对基层执法人员具有诱惑力，是因为从结果上看，它的确能在短期内收获良好成效。因为基层执法人员破案用的“工具”本身就不多，没有称手的“工具”，在破案的压力之下，很容易突破既有的法律框架，而地使用“连坐”这类短平快的手段，由此达到快办快结的目标。用“连坐”手段进行社会治理，短期看确实能降低治理成本，但它本质是一种懒政。把身边在乎的人变成潜在的人质，这种合法绑架带来了不合法的任性行政，让执法者有了任意扩大权力与解释法治的权利，突破实事求是的法治原则。由于凡事只要结果，不管程序公正，势必会导致无数无辜人受难。

罪责自负意味着国家在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时，不能将犯罪人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第三人。入学参军考公关涉到一个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前途应该由自己的清白来决定，而不是受其亲朋的犯罪记录所影响。不让电诈人员的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结果就是他们更容易滑向社会边缘，重走父母亲的道路，到头来还是加重了社会负担，扩大了社会对立面，把一代人的犯罪变成两代人的犯罪，让犯罪成为可耻的身份继承。

打击犯罪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管理工作，不仅需要铲除犯罪的社会土壤、切断犯罪网络链，更要坚守法治的底线，以正治邪，而不是“以暴制暴”。当下社交平台发达，民粹主义抬头，暴戾心态升腾，这更考验执法部门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认知度和执行力，不能“在廉价的叫好声中迷失自我”，从而推出逾越宪法底线的措施。而那些支持连坐制度的人只看到惩罚别人，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来随时可能莫名其妙被连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