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一中的温暖

在日常生活中，住房很重要。有了一个安定温暖的家，就相当于在繁忙艰苦的工作之余，始终有一个洗去满身疲劳的避风港和恢复精力的充电站。

农村里一个穷孩子想在城里面安家，的确有太多的困难。可对于我来说，结婚后三次在一中居住的经历，不是家胜似家，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温暖。

1987年底结婚后，我在岳母家住。岳父在县城的北街，有一个自建的庭院，很宽敞，距学校就是五六分钟自行车的时间。爱人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第二年春天妻姐出走后，岳母说将来家就靠你了，我也就天真地以为，岳母家就是我的家了。

我现在反思，也许是从小奶奶和母亲对我的溺爱，养成了我随意使脾气的性格，很不招岳父岳母的待见，长期在一块住，自然有了些矛盾。但那时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注意到这些家庭琐事。

八十年代后期，学校的分房还是福利制。只要结婚就给一间房，还帮建个小做饭屋；如果夫妻双方都在学校工作，那就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小院。

我也是一样，在教务处那排房的西边，学校给分了一间屋，那种美妙的感觉，现在想起还很激动。特别是在门外的小饭屋砌好煤火台后，一种家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对新的生活无限向往。

这可能让自己有了底气，在岳母家不自觉地表现了出来，但我自己却不知道。岳父当时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岳母也是服装厂的一个主任，若用他们的人生阅历和我比，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土孩子，就是个懵懵懂懂的儿童。

结婚第二年，爱人怀孕了，预产期是12月份，岳母说在这里生孩子不好，我马上说可以在学校，然后便置办在学校居住的一些东西。那时我想，终于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从此就能天高任鸟飞了吧！

住在学校的日子很开心，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做饭。爱人也在城里上班，回来时不断买些可口的吃食。周末回老家，母亲经常让带回来一些白面和蔬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很是惬意温馨。

一天晚上十二点过后，爱人叫醒我，说要生了。我立即起身去喊校医，看能不能等到天明，但没喊听。这时月光明朗，我推出自行车，带上爱人，叫开学校大门，赶往了县医院。这天中午的时候，我的生命中加入了第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大女儿路梦雪。

虽然是个女儿，母亲也很高兴，毕竟第一次当奶奶，对孩子怜惜得很，不能听孩子一声哭。一间屋一个拼床，太挤，母亲把我赶出去自己找地方，方便她日夜照顾孩子。

这时我又一次顶撞了韩步堂校长，现在想起还很愧疚。

那时还没有尿不湿、一次性纸裤这些高档东西，都是用破旧的床单等撕成的尿布，每天在宿舍前的铁丝上晾一长串，大家戏称“万国旗”。别说，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还真像，如果把这排瓦房变为一座高楼，那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连河锅”。

在这排住的，有建彬、景华、绍杰和我，孩子大小都差不多，洗尿布的水随意泼在了门前，天一冷，就冻成了一层琉璃，行走很不方便。韩校长在大会上说过，但没起一点作用。

这天，我端了一盆洗尿布的水，使劲往南墙根泼去，可天寒地冻的，水一点也不渗，光溜溜地又回了来，有部分竟然流到了荫路上。

我正不好意思间，韩校长走了过来，随口说了句：“就不能泼远点？”

西边五十多米远有个大坑，我知道他想让我泼到大坑去，但端着这么大盆带屎花的水，满院子学生，也太不雅观。我就嘟囔道：“太远，也没个工具！”

前几天有人上总务处要桶，没有批准，我也有些窝火。

韩校长听见了，眉头一拧：“那就用壶，用锅！”

我心里说这可是洗尿布的水呀，一时火气上来，大声喊道：“好，下次我就用壶用锅，然后再喝水，再吃饭！”

韩校长看我急了，扭头就走，留下了气急败坏的我。

第二天总务王主任喊我去他办公室，跟我说：“你就不能想法找个桶？学校这么多人，每人发个桶，太不现实。”我知道是韩校长的意思，看他屋里恰好有个半旧的铁桶，顺手提溜了出来。

韩校长后来积劳成疾，十二指肠丘部严重溃疡，也与我们做事欠考虑，让他操了太多的心，不无关系。若干年以后我当了一所乡村中学校长，才体会到，让每个老师心甘情愿地献身于工作，该有多么地不容易！

孩子满月后，岳母让回去住，我也没反对。母亲不可能长期在这里，我也没条件雇个保姆。我那间屋，基本上就空了起来。有时我在这里下几盘围棋，有时献民、景睿（当时他们在一中上学）在这里住几天，我在学校加班晚了，也在这儿将就一晚。

我总认为，在一中的十多年，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如果有很深的一中情结，那就是因为韩步堂校长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心里始终充满着阳光。

长期在岳父家住，大女儿的户口上成“崔璐璐”，对于我这个生活中粗枝大叶的人，没什么感受。有时和王绍军、魏海民在一块吃饭，自嘲是“养老女婿三人团”，但一个男子汉，情感上始终很落寞。

韩校长敏锐地发现了我的不快。1992年暑假的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在学校东南角的家，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然后交给我一把钥匙，说：“你就住在我原来的那个小院吧，这是院门钥匙，屋门门锁你自己换。”

我很突然，也很激动，从韩校长家出来的时候，是一路跳着来到东边小院的。回去给爱人一说，也很高兴。我们那时早想搬出来，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借口。

与在学校院里十多平的小屋不同，这里一间屋就比得上那里两间。关键是有个小院，又在学校外面，很安静。叔叔帮我从老家把大立柜和饭橱搬来，从岳母家拉过来电视，一个家的模样便有了。

记不得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反正很短，后来又搬回岳母家去住，直到1998年。至于为什么搬回去，是因为爱人坚持，原因她不说，我也没问。这段时间，二女儿出生了，爱人也不知道那个是自己家，习惯性的说岳母家是她家，我老家是我家，一中的小院呢？说不上来！

妻妹结婚后，岳母迟迟不说家的事，我明白十多年所谓的“养老女婿”，就是个空头支票。这次爱人的意见和我很一致，决定搬出来。我那时已在实验中学工作，学校是正在建家属院，可我们没有一点积蓄，连定金的钱也拿不出。不得已，我在学校南边租了一个小院，房主也给了钥匙。爱人说那个院出过事，住进去后瘆得慌。我想也是，学校工作，免不了要熬夜，爱人自己在家不敢睡，确实是个问题。

正在那个时候，景华有事去实验中学，知道我的情况后，把他在一中的小院钥匙给了我。于是，我调离一中后，又在一中住了两年。

我这人好朋友，也喜欢组织酒场。那时还年轻，拓展人脉离不开酒，而人脉就是资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朋友来时我就不那么发怵。

记得有一次，宋军民和柳东风来家，三个人喝酒有些单薄，军民就和张江民联系了一下。江民说，他开车在东环，一会儿就到。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到，有些担心，再打电话时，江民说，刚才是石家庄东环，现在过了邯郸，20多分钟就到了。

如果在岳母家，酒场拉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恐慌。

前几天永伟在群里发了个视频，一个家伙翻大门被挂住了裤子，我说这活儿我也经常干，但没有像他那样蠢。因为那时候，在实验中学加班到很晚以后，过一中大门时不好意思再喊门岗。好在大门上没有其它铁门上的那些红缨枪头，翻过几次后，就熟练地和迈家堂屋门槛一样。

有时候回来早，就到教务处西边的办公室转转。人凑齐了，就开始“五家要朋友”的扑克游戏。庄家可以要个朋友，但输赢加倍。夜深了，若有人提议喝酒，大家便开始摊锅，就是输家往一个盆子里扔钱。当大家都觉得差不多时，就直奔汽车站，那里有24小时营业的小吃店，水饺、羊汤都很可口。

这次在一中住，爱人不再犹豫这个家那个家了，弟弟送来一套联邦椅，开始计划自己安家。看了好多地块，都不是很满意。后来马双林老师联系了教委吴春林主任，最后买下了实验中学两排家属院前一块4分大的地块，2000年春天起开始建房。

父亲一生盖了四栋宅院，我都没感觉多么苦，可轮到自己盖这一所小院，困难仿佛像拔不完的杂草，让我心身俱疲。半年后，我的右眼上和左腿弯长了两个大疙瘩，彻底压垮了我。尽管还有好多地方没整好，我也加快安上了大门，收了工，余下的活儿以后慢慢做。

这年的国庆节，我把新房简单整理了一下，一中和实验中学的弟兄们帮忙，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过来，喝了顿大酒，算暖了房，从此，我便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