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还需要萨特吗？

1945年，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发表公共演讲，前来的人远超过预计，售票处遭到围攻。几位听众中暑晕倒，记者在报道中写：“女人被哲学家萨特迷晕。”那时候，身高仅有一米五二的萨特在大家眼中是一位思想的巨人。

他没有像过去的哲学家那样继续传统的抽象思辨，而是从更个人（具体）的角度思考存在的问题。他给战后的世界带来了信念：“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选择吧——也就是说，去创造。”当时的青年纷纷追随他。

那么萨特的哲学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把“存在先于本质”看成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无所谓本质，只是作为纯粹意识活动、虚无而存在，人要通过自己的创造，最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也即获得自己的特质和规定性。

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提出一个命题：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人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中，都是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的，环境不能决定人的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人自由地创造环境，环境的意义是由人自己选择的，因而人是自由的产物。

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在剧本《间隔》之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在萨特看来，人是绝对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有在摆脱了与他人的联系时才能实现，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自由总是一种限制，要维护个人自由，就必然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萨特甚至认为，一对相恋的情人之间也是相互斗争的，双方都想剥夺对方的自由。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在萨特看来，世界是荒谬的，人生也是荒谬的，是不可名状，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的。人只有在极端的焦虑烦闷状态中才能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发现存在的偶然性，就会产生厌恶感。这种观点在小说《恶心》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质言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哲学，它引导人们夺取生活的主动权，更好地做自己。

萨特在法国乃至欧洲可谓如日中天，其实他与中国也颇有缘分。1955年，萨特夫妇访问中国，他写下这样的印象记：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一些法国朋友们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区里已经变了样子：有一些房子已经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动工。象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国家住了四十五天，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么样的丰富，它当前的情况又是那么样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只有不讲话。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却要我谈谈对于中国的感想。我认为他们想知道的是，那一些事情引起了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这样的话，不了解情况倒变成了一种优点，而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萨特是以旅客的身份，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观察的，也许他只是将看到的说出来而已，并没有像福柯那样，把中国当作一个思考的客体。他是感性的，因此显得可贵。在另一篇文章里，萨特高度赞扬了当时领导人的“自然亲切”，也是出于真诚的接触吧。萨特是否了解中国呢？不好说。而此次中国之行给萨特带来什么呢？据现有的资料可知，新中国给他极佳的印象，或许打破了他先前对中国的认知，可惜，他的思想并未因此而受到更多关注。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萨特和中国的缘分。他亲自到中国生活了45天，这很符合他“行动者”的身份。

那是60余年前的事情了。60余年后，中国已非那时的中国，而萨特也非那时的萨特了。

当下，物质的极大丰富似乎变成一种标志，人们再也不用像艰苦的年代那样依靠书籍来度日了，娱乐的方式爆炸式涌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倾向于那种不费脑力的生活；萨特的“过时”似乎不可避免，比起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列奥斯特劳斯或者上面提到的福柯——这些思想家如今依然在学术界熠熠生辉，尤其是海德格尔和列奥斯特劳斯，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学派”，萨特更像是一个被抛入时间废墟的流放者，读者们（更多的是老一辈的学者）的意思是，他们已经不需要你了，太了解你了，这必然是无趣的。

要不是因为著有《第二性》的波伏娃，他的终生恋人，人们可能早已将他遗忘。哦，可怜的萨特先生，读你的人越来越少了，可能要让你失望了，何况你的著作，如《存在与虚无》《恶心》《辩证理性批判》，读来真是让人头大，不知道那些老一辈的学者是怎么读懂的。萨特先生，这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毕竟时代不同了。

 萨特在中国有过辉煌。八十年代，人人以读萨特为荣。此时正值“思想解放”时期，国门大开，思想输入，而萨特的“任性”（在此特指他对自我的追逐），恰好是“躁动”的青年人们的迫切需求。这就好像一个男青年多年未接触女性，突然遇到这么一位，那心情不难理解，所以后来有人说，萨特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的精神初恋。至于初恋美不美，这倒在其次，首先得有这么一位可恋之人出现。

这一切源于翻译家、作家刘鸣九先生编选组译的《萨特研究》。于是乎，世人才得知，原来竟还有老萨这等“狂徒”，说什么“他人即地狱”、“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无意义的”、“ 我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而且我觉得恶心”，等等，惊为天人啊！

按照柳鸣九的说法，他编译《萨特研究》是针对日丹诺夫的，此人乃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总管，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艺术持彻底否定的论断。柳先生当然不服，于是揭竿而起，《萨特研究》便由此而来，没成想，此举却意外（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捧红了萨特。

当时的人们未必了解萨特所言，更别说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了，很可能是被那种口号式的论断给“震”住了。你想，那时的人，哪个没背过“语录”？对这种形式的话语必然记忆深刻，一接触到老萨的“呐喊”，马上就被俘获了。哲学家李泽厚曾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人们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还有人说，萨特关于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形而下的感受。结果就是，萨特在本体上对人的研究，被化作世俗的“人生指南”。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4月29日，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四年级学习尖子冯大兴，因在凌晨潜入书店盗窃被人发现抓住，在挣脱中击伤一老人致死而被判死刑。人们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不少萨特的印记，于是在当时的学生中间，冯大兴的例子被当作读萨特走火入魔的教训。看来“人生指南”并不能指导人生，倒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后来嘛，也就是九十年代，“萨特热”的末期，人们终于“彻底”了解萨特了——

柳鸣九认为，萨特身后的20多年中，除了他在哲学上的局限、个人生活上的道德争议逐渐被人们注意到外，对缩小萨特光圈起了特别重大作用的，还是社会历史进程本身。萨特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把自己的阵营性、党派性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因此，当他所立足的阵营在历史发展中露出严重局限性而黯然失色，甚至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萨特振振有辞，激昂慷慨所立足的基石，悲剧性地坍塌下去了，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分皆付诸东流。更多社会思想领域的研究者，看到了萨特作为一种启蒙资源的浅薄。他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上多数人的条件和环境的改善，而不是一味要求个人去迸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中国自古以来又极其关注“群体性”，萨特的境遇因而实属“常态”。

于此，萨特的“浅显”已被公认。难怪有学者指出，“仅爱萨特让我们难以清醒”，意思是萨特依靠文学天才，通过富有张力的文字，为广大迷惘的青年们制造“麻醉剂”，所谓，萨特在手，未来无忧！

当然不能只读萨特。你去读读海德格尔就知道，萨特是没有你想象地那么深刻的，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谈的东西远远不如《存在与时间》那么广阔，即便后者仅仅是残篇，被海德格尔加以否定。老海为人常被后人诟病，但他的“源头之思”连通古今，可谓前无古人，这在思想界就是“破天荒”的事儿；老萨的局限就在于太关注“自我”，太关注“此在”，而忘了“世界”，因而很容易被消耗，可以说，“初恋”就是易耗的。

但是，现在的青年也是青年，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萨特其人，不妨在此聊做介绍：

萨特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作家、戏剧家、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都在用“存在”（是一种行动，或者说选择）反抗着“虚无”。

他一辈子笔耕不辍，写出50多部著作，囊括哲学、文学、戏剧、政治诸类。哪怕是在狱中，他也坚持读书写作，据说，他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就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写出的。这也印证了他那句“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

他跟波伏娃相守一生，却从没考虑过世俗的婚姻。萨特还拟了一个“合同”：第一，我不会选择和你走结婚这条路；第二：我想得到所有的女人，只要我能。波伏娃欣然接受。二人相继去世后，法国国内通过了一项法律：男女只需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亦可成为契约式的生活伴侣。对两位大师生活方式的肯定，无疑是法国，这个浪漫的国度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的反抗生效了，只是他没机会知道了。

介入政坛，他走他的“第三条“道，介于左和右之间。萨特对政治活动的热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内心正义的召唤以及对弱者和大众的同情。就在1980年萨特逝世之前，他还到爱丽舍宫去见总统，为无家可归的越南船民的居留权而奔走。这也是为何他死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

他与加缪曾经亲密无间，后因政见不一而分道扬镳，但在加缪遇车祸生亡后，他挺身而出，对加缪做出了中肯的评价：“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这不妨碍我想念他。他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纪的历史。”这又是一种反抗，对自我的反抗。

有一则轶事，说是萨特有一位钟表匠朋友是一个业余画家。为了给萨特庆祝生日，特地精心画了一幅画赠给萨特。过了几天，萨特向他致谢，并说，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看到了这幅画，非常喜欢，画也就转赠此人了。将自己接受的礼物转赠他人是很不礼貌的，萨特解释说：“你的画放在知音那里天天被欣赏，好过放在我这儿。”朋友只得忍住了自己的失望。后来他又精心画了一幅画赠给萨特。不久萨特告诉他，画又送给了波伏娃夫人，现在还挂在她客厅某处，就是说：这其实和没转赠一样，因为我每天都去他那儿，天天都能看到那幅画。萨特就是这样，不为物动，坚持自我。这何尝不是一种反抗呢？

萨特妥协过吗？从他的经历来看，那种特立独行，那种无畏无惧，那种勇往直前，贯穿始终。他热爱写作，从未停止，他超越世俗，看淡婚姻，他参与政治，一路死磕，他坚持自我，何顾反目？

没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的青年们都不读萨特了，而他在法国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有学者指出，他已经拖了法国哲学的后腿。新时代的人们忙于“娱乐至死”，随着大潮起伏，还有空来思考存在吗？还能意识到“存在”吗？诸如“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这样的惊世之言，已无人问津。萨特的存在主义此时不再新鲜，更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层出不穷。萨特的存在主义失去了效力。

然而，这个时代再也无法产生第二个萨特。太沉闷了，再也没有人向他那样为不公正发声，再也没有人向他那样为自由而奋斗。看看吧，那些“齐喑”的人们，也许想做点什么，却终究回到原地，他们碍于面子，害怕暴露。很难找到那样的人了，他冒犯权威，质疑现实，他拼尽全力，只为活出自己，用行动创造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