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国民性”如此，真的不能怪中国人

image

国民性这个词的历史并不长，是清朝后期才被创立。乾隆年间，英国外交使团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期盼、幻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们甫一落地，就看到了和想象大相径庭的现象：无人不偷，无人不奸，上行下效。他们看到一群内里狡猾、外表木然、没有活力的东方人。

这次出使，大大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从此讨论中国国民性在西方变成了一个话题。清末民初，国民性这个词进入了汉语。一说到对国民性的批判，大家就会先想到不苟言笑的鲁迅先生，想到他创造的一系列体现国民性的人物形象。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鲁迅在国民性的批判上“抄”自梁启超。从梁启超以后，再没人在国民性方面提出过更全面丰富的意见。而鲁迅主张以文学来改造国民性，这一点也与梁启超同出一辙。在鲁迅同时期，还有个国民性改造的力将，就是胡适。与鲁迅相反，胡适主张用好的制度催生出好的人性。

image

作者张宏杰原是一名银行普通职员，后在复旦大学学习历史，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对其历史分析，作家莫言评价：“张宏杰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顾名思义。书中从先秦讲到民国，主要涵盖：国民性演变过程，专制的源头，民国期间对国民性的改造（如上鲁迅、胡适等人）。

提到国民性，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么几个疑问在心里：

有的日本人说看不起现在的中国人，尊敬中国古人。难道中国人产生了人种变异？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西方部分国家的民主和人权概念？

鲁迅和胡适的对策，哪个更适合中国？

作者读史从国民性角度切入，尝试对以上几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1.书中说：“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和国王合则留、不合则去，如孟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是“凌驾”于国王之上指指点点。

秦朝一统天下，结束了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秦始皇称帝，废除贵族，开始从思想上行政上法律上约束百姓。中国人跪起来了。

秦二世而亡后，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制度也越来越成熟，不似秦只有法的严苛，汉朝在法治之外尚能有儒、道的道德掩饰。毕竟距离皇帝的诞生相去不远，专制制度的成熟也需要时间，汉朝人还有几分天性自然，到了魏晋时期还出现了被人称为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的竹林七贤。

唐朝再次统一天下后，建立的科举制度，把天下人尽入吾彀中，文人的思想进一步统一。然而，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给了文人很多自由思想的空间。李白进京面圣，“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不觉忘万乘之尊。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宋朝开始害怕武人、害怕战争，于是扬文抑武。宋人变得多愁善感，再没有了唐朝征战边塞的豪气冲天。女人裹小脚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对女人的贞洁也控制得空前严格。

元朝建立后，当局者喜欢低俗文化（忽必烈：“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于是戏曲文化开始横行。官场上漆黑一片，卖官鬻爵、强抢民财，到处都是地痞无赖。这种无赖气质也从上层社会蔓延到下层，偷、耍、奸、滑。中国人身上再看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气质，变得猥琐下流。元朝一共90年，三代时间。三代可以产生贵族，也可以改变民族的性格。

到了明清，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力更强，明朝的东厂，清朝的文字狱，都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收了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独立空间。

英国人巴罗说：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明清政府终于成功地培养出了他们希望的中国人：驯服，忍耐，麻木，心里永远是跪着的姿态。

2.专制制度是导致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很大原因。作者认为专制并不起自秦始皇，而是在夏朝之前就有了专制思想的萌芽，夏朝的建立正是专制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看似百家争鸣，而各思想家也都透露着对专制制度的支持，比如孔子的君君臣臣，荀子认为人君就是要拥有天下最好的享受，老子的“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3.作者特别提到了父权对中国人奴性的培养。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讲究的是稳定、重视父辈经验，父辈的权威就在此基础上滋生出来。农业又把人圈在土地上，限制人的视野和精神发展。不像彼时的古希腊，不适合农业，又临海，人可以随时出海去其他地方定居，父辈的经验在此相对于年轻人的勇猛精进，不是那么重要。

雅典还颁布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父亲的控制，在通过由父亲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4.上文说到，国民性的批判起自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认为要自下而上地改变国民性格，制度才能推行。没有好的国民，就不能有好的制度。梁启超认为国民性主要体现在：奴性强，民智低下，重私德轻公德。

鲁迅接下了梁启超的接力棒，用散文、杂文、小说，试图唤醒中国人，改造中国人。鲁迅多讽刺，挖苦，然而很少从正面提出建议。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没有办法从正面指出解决方案。

胡适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好的制度能约束人性中的恶，发扬人性中的善。

胡适这一点与英国人巴罗不谋而合。书中提到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其实，从元朝就可以看出一个坏的制度是如何塑造出坏的国民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仅对人提出道德要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image

关于如何改造国民性，作者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说作者本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一些原因删除了。故此，读者看到的书中仅是讲了历史。

本书引用的史料、书籍甚多，然而也如一些批评人指出的“仅是资料的堆砌”，为了证明国民性而“国民性”，有些自圆其说的味道。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早年长读鲁迅，鲁迅对作者的影响也很大。随着阅历增长，作者看到了鲁迅身上的峻烈偏狭。然而，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使得作者一直对国民性议题感兴趣，读史时也试图从国民性角度去解读。

还有批评作者以偏概全，比如秦朝立法废除贵族，人人平等，废除奴隶等，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再比如作者大力吹捧的希腊，同时期却有2万多奴隶等等。作者不会没有掌握这些史料，然而这些是与其论述主旨无关的事项。

作者也在后记中自谦道：“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

还有人批评作者不尊重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妄加评论，作者甚至还要求孔孟等对专制制度的建立负责。

作者只是讲专制制度形成的历史线索而已。通过宋襄公败北、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子路死前系缨，正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以自己的时空背景来评价古人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