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入军校

人的一生中，在关键时刻、重大问题和复杂事情上，你总会遇到有那么几位能影响你人生轨迹的人，他们都是你的恩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深感有幸！

一

在考军校之前，我对军校这个地方既陌生又向往。

1978年6月，我已在海军服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年正是文革后全军院校面向军地考生招录的第一年，显然这是一次我一生难遇的再升学的机会。那年，我在北海舰队某基地勤务船大队某远洋甲级综合救生船上工作，岗位为该船轮机的操纵与管理。

这艘远洋甲级综合救生船具有海上破冰、海上消防和海上拖带等三大功能，能对海上遇险的他船展开施救。该船1957年12月在大连船厂下水，由前苏联设计。当时苏联作为我国的老大哥，原计划在中国大连建造6艘同型船，其中前4艘建成后要移交苏联使用，最后2艘赠送给我国。前2艘在开往苏联的途中遇到了极其险恶的海况最终导致全部沉没，因此中止了在中国续建的计划，最后把仍然建造中的2艘船留在了中国海军。我所在的这艘船是当时开建排序中的第三号船。

文革后，军地院校先后恢复了高考，相比于地方高校，军校晚了一年以统考方式进行招生，从此也结束了以“工农兵大学生”这种称谓进入高校培养的时代，或者说，这年的军校招生不再以所谓的“包送”进校，而是考生要通过参加统一考试被择优录取。当年，我国军校招生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面向全国应届高中毕业高考生，在全国高考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后再进行择优录取。另一方向是在正在服役的优秀官兵中，通过层层选拔，最后参加全军统一高考且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后再进行择优录取。

当时，在我们单位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有领导宣读说了关于报考军校这个通知，其中明确了报考的资格条件。我对上学读书这件事，从小就比较喜欢，一听到有这样的机会，特别在意，但不知道如何报考，究竟是由个人申请报考还是由组织指定报考，也不知道何时报名、向谁报名。

几日后，我所在部门的一把手——机电长告诉我，他已经为我报好了名，非常肯定地要我做好复习，并强调在一段时间里要以复习为主要任务，做好全面迎考准备。关于他为我报名这个事，我非常感激他，我的这位领导非常重视他身边人的学习和进步。1982年9月份我毕业后专程去看望过他，也得知当时他为我报名的过程和理由。在他看来，我们部门20多位士兵中，我是比较适合报名参加军校招考的。他认为他的看法是有依据的。当年在海军舰艇上工作的官兵中，整个队伍的学历层次总体不高，基本上以初中学历为主体，少量的高中学历和小学学历。尽管我当时在兵龄长达10年的老兵面前纯属是一个小新兵蛋，但我毕业于县级高中，认为我是有知识的人。确实，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在数量也是少得多得多。也因为如此，在部门组织军事技术训练中，会偶尔要我作为新兵代表上讲台讲讲小课，讲课内容包括测量仪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什么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高中物理内容的拓展而已，但要讲好课，还是要到书店去翻阅一些专业书籍以补充内容。对于大部分官兵来说，自学这些内容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机电长名叫郭振泽，河北人，1965年入伍，1.80米的高个儿，性格直接，爱说笑话，爱喝点小酒，关爱下级，同级干部称呼他为“大老郭”，我们感觉他是一位难得遇上的好领导。他对我非常信任。我不太爱喝酒，所以每到周末，机电长总会把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的门钥匙交给我，让我保管。他的办公室里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还有军官配发的手枪，是需要重点保护好的重要物品。

当年舰艇生活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到周末船上都会加餐，大家会喝点啤酒，以大连产的桶装黑啤为主，一旦到了时间大家就会上码头，拿着脸盆去接回来半盆桶装啤酒，啤酒是由海军供应站送来的。这种每周一活动可以活跃官兵生活气氛、减轻因在海上特别是长时航行在海上所带来的精神压抑，加餐确实对身心是有益的。

1976年2月，我从浙江海宁县（现在的海宁市）入伍，那时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初春。经过身体军检、政治审查，在符合海军水兵征兵要求后，2月中旬便离开了海宁经上海乘上海至大连的“长”字号客轮前往海军某基地。这个基地当年的战略任务是守卫渤海湾、保卫首都北京。可想而知，北京首都是多么的重要而神圣！

二

对于任何考生来说，参加入学考试前，必须要做好复习准备，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我在准备参考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官兵的关心和支持，我的船长甚至当上了我的功课复习的指导老师。

船长赵凡田，山东人，1960年兵，本科为山东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他在大学三年级时，海军从地方高校选拔优秀大三学生到军校学习专业知识，然后充实到军官队伍中，以这种方式加速海军技术、管理干部队伍的素质结构升级。他说，当时他从山东大学直接到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航海专业，然后被分配到海军舰艇上工作。应该说，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在数学这个学科上，让我原本的较好数学基础得到了好上加好提升。1982年8月到武汉入学报到时，我在我这个专业的入学考试成绩榜单上，看到自己的数学竟然是满分！后来听老师说，历史上有数学满分考上本校的，但确实不多。我想，这个数学成绩应当有赵船长的功劳。

赵船长为了我能静心地复习功课，他把我安排在他的船长室复习。船由苏联设计，总体环境都显得很宽畅，船长室大概有15平方米大小，房间内配有电话、洗脸池，真皮大沙发写字桌和一张席梦思大床。他对我说，你晚上睡在大沙发上，并嘱咐我在复习中遇到困难时随时可问他。在复习期间，我的复习进度基本上由船长安排。他居住在大连市区，每周回家他都帮我找一些复习资料给我，其中有一套1977年全国高考的试卷，让我进行模拟考试，由他当阅卷老师给我评分。通过我做题、他阅卷给分，找出我的问题，再给出调整我复习的重点方向。

我终身不会忘记在我成长路上、人生十字路口给予给予我关心、指点和帮助的人，因为有他们，让我少走了许多人生弯路。船长和机电长他们就是这样人。

三

1978年上半年，我有两件大事必须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我要努力复习，争取考上军校。另一件事就是当年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将在5月访问朝鲜，计划在回国到北京的途中到我们基地进行视察。我当时被选为迎接华国锋主席“基准兵”的候选人，候选人是需要每天参加基地组织集训的，我的功课复习也因此只能“见缝插针”了。当时挑选“基准兵”候选人的条件是，党员或预备党员、相貌端正、身体健康、身高1.76米上下，我正好被条件框了进去，这是非常值得荣耀的事儿。北国的春季，气温常在零度以下，我们冒着寒冷的北风，挽起裤脚到膝盖以上，站在训练场上认真训练，经过近3个月的层层筛选，最后我从300多人的集中队伍中坚持到了最后，淘汰率高达90%！为了争取我能“胜”到最后，整个训练过程我都非常认真。但又非常遗憾，最后华国锋主席没能来基地视察，我也没了近距离看到华国锋主席的机会。

基准兵，就是兵中之兵，无论从技能技术和形象仪容，必须是能代表我军形象的兵。在重大检阅活动中，基准兵就是一个方队右起第一排的兵，他的行进速度和步幅，直接影响到整个方队的前进速度和整齐程度。阅兵场上标志分界线的兵，可称之为标兵，是标准兵的一种。要成为基准兵的先天条件很重要，这个条件是不能靠自身努力取得的。基准兵的后天优势是靠自身努力练就的，90%的淘汰率足以说明先天条件和刻苦训练的重要性、淘汰的残酷性。

1978年6月，海军院校招生考试同时在海军三大舰队展开。军考的第一天，我差点误时失去考入军校的机会。我因所在大队某参谋的粗心，忘记了把考试时间、地点和要求提前通知下来，我的船长、政委和机电长都不知道哪天是我考试时间。这天早晨，我按规定要求，在机舱内对负责的机械设备进行检拭 ，突然有人告诉我甲板上有人正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机舱各种机械设备繁多，在这个时段机电设备大都处在启动状态，产生的噪音比较大，最后弄明白他们找我是要我马上去考场参加考试！说实在的，今天要考试是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码头上的人说，大队长的吉普车在码头上等着要送我去赶考，我从机舱里出来直奔吉普车，甚至在机舱检拭时双手沾上的油渍也没时间洗掉。

大队长，个头不高，是一位老革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老兵，身上几处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当时师团级单位主官才有配备吉普车的资格，他指示用他的吉普车专门来送一个小兵赶考场，可想而知，他对军校招生考试这项工作以及他对部下参加这场考试是何等的重视。

车子开得飞快，管这事的参谋也在车上，估计他的粗心已经被领导痛批了，一路上不停地说不好意思话。考场在山上，车子不断地转弯上坡，发动机轰鸣声超大，一路上我哪有心思听这位参谋在说什么，只想着如何进入考场让自己先静下心来，争取考好今天的试卷。如果今天考场点名时没有发现我没到考场，如果当时考场没有电话可以直接打到大队部，那么我真的会被这位粗心的参谋给贻误了。下车后我都想不起来要和送我到考场的小车司机和这位参谋道别，而是直奔考场。考官们都着海军陆勤制服，可能是看到我飞奔而来，其中的一名考官直呼我的名字，想及早确认我的身份。他们引导我进入考场，在他们指定的位置上我坐了下来。当时我年轻，身体强壮，但这么一折腾下来，真有点担心会影响到今天的考试成绩。引导我进入考场的那位考官鼓励我说，时间还早，稍作调整，准备开考。

这次考试，一共有数学、物理和政治三门课。考什么课题，考什么程度，其实我事前都不清楚，不像现在高考有那么多的备考指导书籍，只要你有精力和兴趣，你可以拥有许多复习备考资料。那个时候，我全靠我的船长给我提供的复习资料。当时我是以1977年地方各省高考卷为样本进行针对性准备的。由于文革期间各省的教学内容、层次和要求不同，每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高考试卷完全不同，我记得最简单的是西藏卷子。按照我当时复习前掌握的知识，考西藏卷子还是很容易的。我的船长在我做完西藏试卷后说，几张卷子都得了90分以上，但是考上海和浙江的卷子，只有80分上下。迎接大考，必须准备充分。

至今我记得我三门课的高考百分制成绩，数学满分100分，物理98分，政治考得太差34分。政治34分并非我不关心政治，而是我的脑袋天生就喜欢理工类的，同时对当时的时事关注确实也不够。

四

我参考后不久，我就期待着我能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可是迟迟没有等来，那种心情与现在高考生的期待是一样的。突然有一天政委找我，说要我填写一份表格，我自然而然地琢磨到可能快要录取了吧。拿到表格一看，是清华大学的一张表格，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内容的主题我是记得的。据政委说，清华大学今年给基地一个招生名额，基地想在今年考生中推荐一位考试成绩突出、平时表现优秀的考生送到清华读书。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能被录取，将会到哪所军校去就读。清华一直是我国理工科人才培养的高等学府，有机会到这所大学就学，真是机会难得。我认真地填写了这份表格，先打好草稿，认真校对，没有问题后才填写到制式表格上，最后交给政委，由他签署上报意见后再上报上级。

时隔半月之久，我真的收到了一份被海军工程学院录取的通知书。

第二学期，我船的副长到学校来看我，这是没有想到的。他告诉我，本来你是要去清华的，后因被别人挤了，去清华的那个人不到三个月回来了，文化基础太差根本跟不上他们的学习进度。无论什么原因，这些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

副长吴再䣳，武汉市人，1969年入伍。他受船长赵凡田的委托，利用在武汉休假的时间专门到学校来看我，我非常感激，感谢老单位的领导们仍然牵挂着我。

五

在我收到入学通知书之前，我父亲几度从上海给我写信，他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后出台了一个政策，大意是父母退休后子女可以来单位上班，顶替父母在单位的名额。顶替，也成了当时的一个热词。他认为，我应该去上海到他单位上班，在他看来，机会难得，不可错失。我在回信中说，就让我在高中读书的弟弟去吧，我还是想上学。他在信中说起的另一件事，是他近期发现在尿液中有小血块，他的地段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血方面的药。这个事，当时我并未想到这些小血块正预示着有更大的问题即将到来。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再也没有提及要我去上海工作这个事了，只是偶尔说起尿液有小血块的事。我告诉他，我已经被海军工程学院录取了，他和我母亲因此都很开心，感觉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了，而且是军校的大学生。

后来他把病情告诉了他的徒弟，徒弟的姐夫是当时上海第三人民医院的泌尿科教授。这位教授正有一个国家级关于泌尿科癌症的相关研究课题，我父亲的病在他哪里很快得到了确认，并且他把我父亲作为跟踪治疗的科研对象。

到了这年的年底，正临近我期末课题考试时，他来电报说要我回去为他的手术签字。我的姑姑是位老革命，解放前是上海地下党，经风雨见世面的事多得去了，她听说要我回来专门签字，她便对我父亲说，一刀下去，能活则活，不能活谁签字都一样。等我到了上海站在我父亲面前时，告诉我已经成功手术了。不过，当时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当年的癌症治愈率是非常低的，幸好手术后持续跟踪了六年，仍然没有出现新病变，并一直身体健康。要感谢这位教授的精湛医术！

我这位姑姑，不是血缘上的姑姑，而是前辈们两家亲近之因，晚辈们走得很近，因而习惯性叫姑姑的。我小时常去她家，听一些我们晚辈们都是“第一次”听说的故事。她说，百万雄狮渡长江解放南京时，我的姑夫已是解放军的一位团级干部，她自己是一位营级干部。小时候春节期间在姑姑家会住上几天，她会给我一叠面值一角的崭新钞票，作为压岁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是在上海钞币厂工作，而且还是一位大领导。文革期间她也成了走资派，常常被批斗，她说当时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信后，上海革委会才停止了对她的批斗。文革结束后，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她住进了位于上海淮海路上一栋独门独院的小别墅里，这是国家的房产。前几年她已经把自己的遗体交给了上海红十字会，在此，我不得不向她致敬：老革命永垂不朽！

六

海军工程学院，现名海军工程大学，座落在武汉市汉口，1978年为全国30所重点高校之一。早年从哈工大分离出来的一个专业分支，先在大连旅顺口区设机械系，再从大连旅顺口区转到武汉组建海军工程学院。海军工程学院的基础校舍，是早年陆军高级步校的营区，平房居多。走进学院，绿树成荫，气温比武汉街道通常会低5度上下，整个院区非常之大，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实习车间、潜水大楼、航模试验池、数个标准游泳池、学生宿舍区、多个食堂、服务社等等，也许我对大学事先缺乏认识，感觉数千亩地的院区走一圈需要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大学这个“大”字的份量和含义。

其实，从我的机电长给我作主报名，到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再到武汉办理入学报到，全程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给我报这个院校和这个专业的。我的专业是舰艇常规动力专业，也就是说除了核动力以外的动力，都是我学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