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生活的样法

在所有对文化的定义中，我最喜欢的说法，是根据梁漱溟先生的定义演化而来的：文化即是人们生活的样法。这一说法来自先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文是：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在先生的原文中用的是“民族”一词，这表明梁先生说的文化，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整体。也就是我在拙文《论道德模型的重建》中提到的：每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有他相应的道德模型，生活在该地区的人，只是在同一个道德模型下的不同个体而已，就像是同一个模子制出的饼干。比如中国传统的道德模型是儒道互补，因此国人的生活样法也就逃不出这儒道互补的模型。在我收集到的另一份资料中，又有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人们总在讨论文化的问题，可是文化是什么？总有些人以为他高深莫测，其实不然，说个很不雅的例子，上厕所是不是文化？因此我说文化不过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样法而已。在这段谈话中，梁先生又提到了“人们”一词，这又是从个体来说的。但这个谈话并不能作为梁先生的学术观点，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此我说：文化即是人们生活的样法这个提法，不能算是梁先生的正式观点，他的正式观点里说的是民族，而非人们。

但无论如何，文化是生活样法，这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样法则是生活的一个模板，一个基本流程规范。就像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基本模板对企业进行指引，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企业是混乱无序的。因此生活的这个模板也必须是一个相对程序化的东西，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有稳定而清晰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如果失去这其中的任何一样，那么样法也就是不成立的。

只是我认为，在现今中国这个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大打折扣，人们不断的张扬个性，触使文化的个体性不断发展，因此如果继续在民族这个大背景下来说文化，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代，用文化即是人们生活的样法这个定义会更贴切一些，更符合现实。

汪曾祺老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写一位老人，其大意是：在一座城市的郊区，住着一位老人，他有儿有女，但并不愿意和儿女同住，只是自己一人独自住在路边的一栋小平房里。房子里的陈设相当简单，只一张木质矮桌子、两把老藤椅、一把小板凳，外加一张木质的单人床和仅供一人使用的碗筷、土灶炊具，再无其它。老人每天的生活更是简单：天亮便起（也无需看钟），烧水洗漱后，用洗脸水开始擦拭屋子里那几样简单的家具，并且将屋内屋外仔细清扫一遍（这是老人一天中最主要的运动），然后开始做饭，老人的饭食是永远不变的手擀面，早上一碗，下午一碗，再无其它。剩下的时间，老人就把小板凳放在屋子门口，一坐，就是一天，一坐便是一年。汪曾祺老先生说：他就是一个活着的木桩子。

汪老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所谓纯粹，我想应该是指没有任何政治主张、哲学主张，甚至没有过多的文艺理论，他有的就是对文字的喜爱。因此，也只有汪老才可以写出这样恬淡、纯粹的人物来：文章中的老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简单而纯粹的活着，这在国人看来是消极的，然只有历经繁华的人才会如此的恬淡，活得如此的纯粹。纯粹的活着，是老人的价值追求，简单是他的生活样法，我以为这位老人比中国古代那位被称为圣人的老子活得更自然。这就是一个老人对文化的看法以及他生活的样法，或许，老人并不知道他的生活里有什么文化可言，但文化就在其中。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既定的生活样法，称之为生活习惯；把这种价值追求称之为个性。每个人，都会在他长期的生活中，自然或不自然的形成他独有的生活习惯和个性追求，这也就是个人的文化价值观，简而言之就是个人的生活样法。当他的生活是在他既定的生活样法里有序的进行时，他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并且因此而产生幸福感；可是，当一个人的生活由于外界的影响加上自己内心的矛盾，从而使生活的样法时时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时，个人的内心就会产生极大的焦虑感，从而使幸福指数不断的下降，生活也将会变得杂乱无序。

一：生活样法与个人发展

就以我和我的家庭为例，父亲51岁离世时，我刚满18岁，母亲49岁。对于我而言，18岁是个人生活样法逐渐成型的年龄，而在这个时候，家庭的变故，迫使我不得不改变我基本成型的生活样法，而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在而后的4年里，当我逐渐形成了新的生活样法，并且期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时候，另一个变故又发生了：母亲要远赴他乡去给姐姐带孩子。这一变动，对于我的生活样法，又产生重大影响，我不得不再次对生活做出必要的调整。可是，十年后，当我在调整过后的生活样法里逐渐又有幸福感的时候，由于姐姐的家庭变故和基于我个人婚姻问题的考虑，我不得不对我的生活再次做出调整，而且，这一次的调整，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重新完全的找回我的生活样法。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解释，我现在的需求就是归属感，而归属感则正好是产生幸福感的基础。所以，我目前不能体会到幸福感，并且时时的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感。再说母亲，父亲离世后，她几乎一辈子都不变的生活样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对于母亲的年龄来说，调整生活样法比我们更难，因为这意味着她大半辈子所形成的固有的习惯、观念都可能要面临改变，而更难的是，就如同我的经历一样，在父亲去世后的这十六年里，母亲的生活样法也必须经历三到四次的重大改变。

生活样法的不断改变，对一个人生活的整体性、完整性产生极大的影响，简而言之，也就是颠沛流离、没有确定性的生活将最终导致人们的幸福感极度下降，生活变得杂乱无章，由于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生活，个人对追求、价值的判断也会产生误区，从而有可能导致一个人一辈子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下，无法自拔，最后只能郁郁而终。

生活样法，需要一种稳定性和持续性，在这两者之上再进行有序的提升，这样生活才会拥有品质，个人才会感到幸福，因此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与钱无关的。与幸福指数最密切相关的是对自身生活样法的认可度（这里的认可度，与好、坏这种价值判断并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一个人认定他一辈子就是个寄生虫，并且按照寄生虫的生活样法去进行生活，同时又有人在物质上给与他极大的满足，那么他也会对他的生活产生极强的归属感，进而拥有有一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幸福感。）

个人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个人的坚持，但是某些重大的政治动荡、家庭变故以及个人身体因素等等，也是决定发展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的关键原因，因此，保持稳定的生活样法也就成为实现个人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

二：生活样法与家庭文化

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思想对家庭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家和万事兴”的核心治家理念，这里的关键是和，和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字，要想在家庭治理里产生作用，并最终得出我们要的目的万事兴，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普遍而言，家庭里的成员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比如父母、兄弟、姐妹，这一种家庭成员的生活背景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在长期的生活过程里，也可以形成较为融洽的相处关系，这是和的一面；不和的一面是由于文化教育的差异（同一个家庭里，读完小学就辍学的哥哥，和坚持读完大学的弟弟当然是有差异的，因为这种差异，其生活样法也会迥然不同）、个性发展的差异等等而导致的各种矛盾。而且，这种不和的因素往往也是造成家不能兴的主要原因。究其原因还是不同的生活样法导致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使家庭出现矛盾。实际上，每个人的生活样法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地球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在这里中国人中庸的哲学观念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中庸实际上就是保持适度。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个性的极度张扬是破坏团结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适当的收敛锋芒，做到光而不耀是很有必要的，彼此都给对方留下合适的空间，只要不至于疏远，也就是最好的距离。在保持光而不耀的个性发展的同时，与家庭的主要价值观保持一致，也就会形成一家人团结一致的局面（这与企业管理和团队建设并无太大不同），于是万事兴也就就有可能了。

至于家庭里的另一类成员，实际上主要指儿媳妇，如果家庭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也就是和的局面），那么面对突然进来的一个还没有产生血缘系统的“外人”，家庭往往是具有排斥性的，所以这时，媳妇应该保持低调，如果媳妇也进行强势的对抗，保持自己的生活样法一层不变，那么，最后受伤的很有可能是媳妇（因为个人与组织的对抗，往往是以个人的失败而告终的）。至于最关键的矛盾：婆媳关系，实际上也是因为生活样法的改变而造成的：在婆婆看来，儿子很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儿子是婆婆一辈子最大的价值产出，再此之前，婆婆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儿子身上的，可是媳妇来了之后，儿子至少要分一大半给媳妇，这也就迫使婆婆必须要调整她既定的生活样法：从对儿子的关心转移到对自己以及整个家庭（包括儿媳妇）的关心上来，如果婆婆无法做出这一转变，那么家就很难和。从媳妇的角度来说，她与丈夫的结合，必定是生活样法具有很强的同一性（或者对价值的追求有同一性，如果没有，那么婚姻本身也就具有盲目性），这也就是说，丈夫和媳妇基本上是站在同一战线的，这时候，婆婆就很可能会被视为对立面（也就是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忘了娘）。如果儿子不能察觉这样的境况，并且作为一个调和者进行协调，那么婆媳之战，在所难免。婆媳关系的融洽，最终在于二者生活样法基本融合。

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为家族成员树立了一个价值标签，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核心价值观。在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根据自己的角色找到合适的定位，并且延伸出自己的生活样法，进而为家庭的繁荣发挥作用。

三：生活样法与工作

工作，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赚钱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工作应该是一个人一辈子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一，他是生活样法里最主要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作不仅承担着赚钱这一基本功能，更重要的，他能让我们的精神有个寄托（社会交往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是把工作当做赚钱的基本方法，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必将变得空虚、无序（在现代中国社会错位的价值导向下，拜金主义给人带来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内心的空虚，以及由于只认钱，不认自己内心的价值追求而产生的的混乱感）。比如一个人如果只是追求高工资，而忽视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那么他的工作也很难产生很好的效益（为了钱而从事一份自己根本不爱的工作，内心的压抑将降低工作的效率）。

因此我们说，寻找工作的基本导向还是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只有当工作与兴趣爱好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工作里找到自己内心所需要的归属感，在这个基础上，生活才能最终拥有幸福。

目前，有很多媒体报道大学生下基层工作，甚至从事那些常人根本不愿干的工作（比如大学生当掏粪工等），这一度引起社会的热议。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抛开求职的压力不说（在中国，大学生做这样的选择，实际上的确有着就业压力的原因），我以为，更多的原因可能还是学生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尊循了自己内心的价值诉求，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在高等教育进一步普及的今天，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一种好的案例，我们应该把大学生从象牙塔出来之后进入社会底层看做一件平常事。因为，就价值导向和兴趣爱好而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高大上的。

文化，即是生活样法，生活样法也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在这个高科技的高速发展的社会里，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安心的生活样法，并且依照这个样法安稳的生活下去，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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