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人欲的前世今生

天理、人欲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人欲”和“欲”，从先秦时期就是不等同的，后者是不可去、不可灭的，如荀子说：“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欲，虽然不可尽，不过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荀子又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宋代大儒二程解释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颢指出人欲是对“知”的蒙蔽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理也。”在二程之前，张载也把两者对立起来说：“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解释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又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认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并不是反对人的正常需求。

朱熹之后，理与欲的关系成为宋明理学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理和欲，建立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础上。朱熹说：“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在朱熹看来，人心受气质的污染、包含着欲望，而道心出于理，是合乎理的。

明末清初，王夫之、陈确、戴震等人批判“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王夫之认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陈确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戴震甚至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无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他们的批评，有理学流弊、官方扭曲、商品经济发展等多种原因，然而，王、陈、戴等人说的“人欲”的内涵已经与程朱不同，“程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虚拟的箭靶。

虽然反对“灭人欲”，但不等于支持纵欲，王夫之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不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戴震反“无欲”的同时顺便连“无为”也反了，说：“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事实上，明代中叶已经出现了把“人欲”歪曲来压制人性的现象，儒家内部出现了所谓“无欲”之心，罗钦顺、湛若水针对此各自有论述。

罗钦顺说：“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湛若水在心学强调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在“理气合一”的前提下，肯定了人正常的欲，说：“人有此性，自然有此喜怒哀乐爱恶之欲。欲亦性也，何故有不善者？”又说：“知觉运动，视听饮食，一切情欲之类，原是天生来自然的。”由此可知，湛若水所说的欲，包括人的一般性情，也包括人的物质、精神需要，不同于朱熹所说的人欲。人们正常的物质、精神的欲是不能去、不能无的，湛若水批评那些“灭欲”的无稽之谈说：“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无，亦不能无，为无欲之说的，惑也。”

欲源于人的气质之性，如同气承载着天理，欲同样承载着天理，“理气合一”，所以欲其实也是天理。湛若水说：“人得天地之理以为生，此所谓义理之性也。而气质乃所以载此理，岂舍气质，而于别处讨义理哉？”换言之，如果把人正常的欲也去掉，就是违反天理的，湛若水认为佛氏就犯了这个错误，还认为这是关系到儒佛两家所说的“心”、“性”的根本区别，所以他特别指出：“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处，不可不辨别也。”湛若水提出了“理欲只是一念”的观点，他解释说：“一念亡时便邪，一念正时便正，正即天理，邪即人欲，克不克在一念之微。天理长一分，则人欲消一分。”

上面说到的陈确师传于刘宗周，刘宗周师传于许孚远，许孚远是湛若水门下唐枢的弟子，因此，陈确是湛若水的四传弟子，“理欲”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直到现在，还有人以“存天理、灭人欲”为道德涵养目标。无论怎样理解“人欲”，“节”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