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9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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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货币史》

朱世杰《算学启蒙》中主要用钱文计价，但有时用银计价。如卷上《留头乘法门》有：片脑每铢银七厘，另一处有：每铢银七厘二毫。细丝每斤银一两一十一铢八絫四黍。又《九归除法》有：丝六斤一十两，值银二十二两五钱二分半。也有用黄金计价的，如说：黄金每两买地亩二分五厘。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第二折：“（卖茶云）我算一算帐少下我茶钱五钱，酒钱三两，饭钱一两二钱，打发唱的耿妙莲五两，打双陆输的银八钱，共该十两五钱。

明朝初年，曾仿照元朝前期的办法：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不久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后来纸币膨胀跌价，一切都以银钱支付。明朝的纸币，是太祖洪武八年（公元 1375 年）发行的。额面分六种，即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每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金银只可以用来领用钞票，换句话说，只能卖给政府。

洪武十三年，废中书，升六部，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所以钞上的中书省改为户部。告捕赏银数根据实物和钞板，都作二百五十两。但史书作二十五两。查元代伪造宝钞告捕赏银为五定（锭），合二百五十两，但明代一锭是五贯，也许初定赏格的时候，也是以五锭为标准，后来发现二十五贯太少，乃改为二百五十贯。不过二十五两之说也可能是误记。

由于晚明通行白银，所以钞票的货币单位一定有铜钱和银两两种，即钱票和银票。民间这种钞票大概是采取存款收据的形式，以保证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

明代钱文不称元宝，因为朱元璋的名字中有元字，要避讳，所以自大中钱到永历钱，不论大小，都称通宝。

永乐钱只有小平钱，没有折二以上的大钱。而且不论是京师所铸，或各省所铸，都是光背；钱的制作，不但精整，而且划一，板别很少，仅有的几种板别，都只有细微的差异。

正德年间似乎也没有铸过年号钱。但留传的正德通宝数量却不少。而且有许多板别。就铜色上看来，决不是官炉钱，因为绝大部分都作灰白色，可见铜色很低。但从文字和轮郭上看来，却有明钱的气息，推想是明代的私铸。自然有一大部分是后代所铸的，因为旧日民间对于正德钱有各种传说和迷信，如传说天下只有两个半真正的正德钱，又如迷信说身边若有正德钱赌钱就会赢。这样自然会引起伪造。

有一种南京铸的崇祯钱背面穿下有一奔马形，俗称跑马崇祯。这在中国的钱制史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钱币上很少用动物作图案的，这以前只有唐钱的背面偶有飞鸟形的。可是在当时人民看来，这种事非瑞即妖。据说当时有民谣说“一马乱天下”，而后人加以穿凿，就联想到南京后来为马士英所失。

明代铸钱炉座的生产力似乎大有提高。在唐代，一炉每年只能铸造三千三百贯。宋代没有这方面的数字，当时只说某监每年铸钱若干，但一监不等于一炉。明代洪武年间每炉每年的铸额为七千八百三十二贯〔 59 〕，比唐代增加一倍以上。这不一定完全由于工具的改进，可能炉座的规模加大了，同开工的规模也有关系。

正统元年，令南方的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各布政司范围内不通舟楫地方的米麦用白银折纳。同时对于民间，也放松用银的禁令，于是公私都能用白银〔 80 〕，使白银取得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

正德以后，官吏的俸给，十分之九用白银，十分之一用铜钱。嘉靖以后，白银在中国币制中是主要的因素，各种铜钱，都是同白银发生联系，规定比价。大数用银，小数用钱〔 84 〕，好像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于是各种租税都用白银折纳。

白银的使用实由于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纸币贬值使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在正常状态下，人民就会使用铜钱，以求自卫。可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德年间虽曾铸钱，但铸得不多；而且当局为了推行纸币，把这些钱贮存于国库，不发行出来，或则只颁赐给外国的使节。宣德以后，五十年间完全没有铸钱，因此民间的铜钱不够用。所以白银的通行，原是补充货币数量的不足。后来恢复鼓铸，但由于私铸猖獗，钱分等级，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

美洲银元流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菲律宾的华侨。西班牙人于公元 1570 年（隆庆四年）侵入吕宋岛，次年又达马尼拉。当时菲律宾已有许多华侨从事贸易，因不堪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起而反抗，几次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然而西班牙的殖民者又不能断绝同中国人的关系，因为当时他们的收入几乎完全靠对中国的贸易，而这种贸易是由华侨经营的。华侨将中国的土产运到菲律宾，然后由西班牙人按年运到美洲的西属殖民地去发卖，卖得的价款是银元，这些银元通过华侨流到中国来，这大概是万历年间的事〔 98 〕。明代正嘉以后白银的盛行，不但刺激了中国的经济，而且对于中国的文化，大概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在用纸币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生活牢牢地控制在封建统治者手中，他们过的几乎是一种实物经济的生活。因为官俸是用实物折付，实物比贬值的纸币好，这就使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很大的束缚。正德以后，大家摆脱了纸币的桎梏，使用铜钱和白银，白银是封建统治者们所不能控制的。嘉靖年间的小说家吴承恩，因为耻于折腰，就可以拂袖而归。正是货币经济所提供的那种自由，培育出嘉靖年间的长篇小说来。小说不是以少数权贵为对象，而是以广大的市民为对象。

有人以为明初币制的失败，是不该钱钞兼用，意思是说，如果专用宝钞，就不会失败。这一点很需要讨论。明初币值的波动，完全是因为纸币发行无度。纵使不用铜钱，钞价还是会下跌。从制度上来说，钱钞兼用，如同天平之有两端，必须两者平衡，才是一种健全的状态，如果两者价值上发生差异，就知道一方发行太多，或另一方数目太少。从人民生活上着想，铜钱的使用，不知减少了多少不便和损失。在纸币价值不断跌落之下，人民由于使用铜钱，才能享受一种比较稳定的物价。

明朝在纸币膨胀的过程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倚赖银钱的庇护，如同暴风雨的时候，行旅躲在路旁亭子里的情形一样：虽然仍有阵风骤雨打进来，但比起外面来，究竟安稳多了。

铜钱的购买力，始终是很高的。例如米价，洪武初一石约值五百文到一千文，成化十八年，因大江南北灾荒，斗米卖到七八十文，就说“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137 〕。可见用铜钱计算的米价，没有多大涨落，从各种野史中，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铜钱购买力之高〔 138 〕。

明钱不但铸造得少，而且有一部分流到外国去。永乐年间每年遣内官到外国和西北买马收货，每次带出铜钱几千万

私铸铜钱，无论在什么朝代，都是禁止的。明代在洪武元年就严禁私铸。但中国历代的私铸，很少因法令的禁止而停止，倒是禁令的频繁反映了私铸的猖獗。实际上明朝只禁止私铸，并不禁止私钱的流通。

万历以前的钱价问题，是指私铸而言。对于官炉制钱，只嫌其少；或受私钱的排挤，流通得不顺利。它的购买力是很高的。万历初年，制钱的供给还是很少，所以兑价很高。对外战争发生后，钱制才真正恶化。对外战争给予明朝政权的财政基础一个重创〔 198 〕。郝敬建议铸大钱，分为当十、当三十、当五十三种，这是明代面额最大的铜钱，虽然没有实行，但这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困难。自万历四十六年满洲人发动进攻之后，形势更加严重。努尔哈赤（清太祖）计划攻抚顺等地方的时候，朝议请发军饷百万两，神宗只发十万两。兵部援引征倭征播的先例，调兵十万，需饷三百万两，然而国库不发，可见库藏的空虚。只好加税，但政府计算的结果，辽东一年需饷八百多万两，而两次加编田亩税，加到每亩七厘，也不过四百万两，农民早已不堪负担而逃亡。至于商税，则征多了只有使商人绝迹。虽然在江南富庶的乡村，物价还是很低〔 204 〕，但在紧张的军事区域，物价己上涨几倍

铜钱的减重和贬低成色，可能也由于铜价的继续上涨。前面说过，在万历年间，铜价已由明初的每百斤值银五两涨到十两五钱，但天启年间黄铜已涨到十二两，红铜则涨到十四两三钱〔 216 〕。一方面铜价上涨，另一方面铸钱溢利很大，这就可以想见钱币的滥恶了。由于当局的横征暴敛，钱财流到严嵩父子及魏忠贤等少数人的地窖里去〔 217 〕，人民无心耕种，多逃亡他乡；稍有水旱，便引起饥荒；于是“盗贼”四起。天启末年陕西延安一带就有严重的饥荒，草根掘尽，竟以白石充饥，儿童和单身人出门，便为人所宰食。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便是从这些饥民中脱颖而出的，张献忠便是延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