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的儒家（续）

说到此，需要明确一下人是怎么克服人的私欲而回到本心做事的。儒家的各位大师有不同的说法，孔子强调践行仁道，努力的实践出来，比如“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说明君子要努力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让这些地方变成富庶文明的地方。再如道家的隐者批评孔子一行的做法不合时宜，但孔子的弟子子路说的好：“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儒家弟子知道世道混乱，但依然勉励而行，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句话的由来。这些都说明儒家靠积极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的思想，展示自己的价值。也就是通过自己努力改造世界，实现出自己内在的仁心。

儒家另一位思想家、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则从“尽心”“养浩然之气”等角度来努力，确保自己能积极的实现出自己的本性或者说天性。

孟子在讲学

《中庸》《大学》都讲“慎独”，这样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自己私下里做事，都严格按照仁来要求自己，典型的例子是曾子的故事，他在临死前召来弟子帮助自己捶捶腿揉揉肩，说自己平时面对工作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而现在快要死了，不能再做事了，可以不那样了。从中可以看出儒家知识分子的严以律己。

正是这种严格要求才能无限的趋近自己的本心。

到了宋明心学，则讲复归本性的功夫，宋儒流行把人的特点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指肉身的属性，私欲。修养就要努力的克服后者，而回归到人的本性，也就是天地之性。这可以说是承孟子而来，孟子讲“尽心知性”。

说到气质，宋明理学一派讲气质，禀气清者为圣贤，气浊者为愚人；心学则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心、性等本是同义；理学讲性即理，而心学讲心即理，一字之差，义理相反，心学讲理在内心，理学则说在组成之气，这样人就成了不变的物，毫无自由与绽出的可能，理学还强调理的外在性，靠格物而悟理，道德成为外在的标准。再联想起汉朝的董仲舒，他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同一思想。应该说这不是儒家的正统（不过），与道德内在于人心的孔孟思想完全相反。但历史上，董仲舒和朱熹的思想都一度成为当时的大皇帝首肯并推行的“正统”思想。学问一旦成为流行的风尚，就已经变味了。这早在孔子那里就提出忠告：“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一旦道德丧失了内在的精神“仁”，就完全变成异化的形式，当这些形式外在于人心时，必然失去源源不断的发自内心的力量，必然失去勃勃生机和创造性，成为某种规则下的执行者，只能亦步亦趋，单调干瘪，也极容易变形，成为私欲施展的温床。

阳明先生

明朝大儒王阳明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继承者，他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本，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本无善恶，但其本的特点命名为善，为良知，人在这本心之下格物，也就是在良知下认识世界并与世界万物打交道，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说到王阳明，他审盗贼的故事很经典，那盗贼听王阳明问自己难道没有良知吗，就谐谑的说自己这种人哪有什么良知。那你这样说我想放了你，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把你身上的衣服都留在来。盗贼欣然同意，只剩下最后的裤衩，正要走，王阳明说还有衣服没脱下。盗贼就说这还是留下吧。王阳明大喝一声：“良知当下呈现了！”这个故事在说，良知是所有人内在的本心，这是人的根子，但之所以为盗贼，只是被私欲所蒙蔽，所以人要不断的复归本性，即王阳明的“致良知”。

儒家精神从孔孟的开创，一直并未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其间有董仲舒、朱熹的曲解，也有大皇帝们出于私心和短期效果的需要，他们喜欢儒家的等级观念，喜欢儒家的礼制，同时也喜欢异化了的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和严苛，在实际政治上，内法外儒，讲经更讲权。到了王阳明，重新张扬儒家的内在精神，强调人的主体性。如果这一思想得到发展和普及，就相当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华族可能会迅速崛起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至于有随后的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但不幸的是，明朝的皇族昏庸，清朝的皇帝专权，尤其是后者，基本上把儒家的文化精神冰封于地下。

思想文化的价值不在于立竿见影的出现政绩，而是对现实的指导，但现实是复杂的，常为私欲权力所控制。思想者的价值就在于面对这种情况给予提醒，否则人就离自己越来越远，容易走向更大的混乱。这期间，不要把历史“现实化”，即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本身，存在就有道理。看历史还要从中看清哪些是人性所向，哪些是私欲所为；前者是人本性的具形，后者是动物性的爆发。所谓思想者，就是要剖析行为背后的精神，清理民族本性的纲维，为下一步的发展理清方向。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容易陷在现象中而看不清人类精神发展（这才是历史真正要看清的）的走向，这样很容易迷失自我，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