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治军思想【468】2023-9-24（2）

曾国藩的治军思想【468】2023-9-24（2）

曾国藩翰林出生，一个没有从军经验的文官，是如何领兵打仗的呢？

1852年底，清廷下旨授曾国藩在湖南办理团练，曾氏利用其侍郎身份、儒学领袖及湖湘人脉关系，一年时间组建训练出一支近二万人的湘勇部队，这支部队与当时清廷的绿营官兵不同，从建制到思想完全区别腐朽的绿营兵。

绿营制度分扎在各地，哪里有战事，从各处调兵再派遣一将，从而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战事一开，畏畏缩缩且各自为战，一遇困难逃之夭夭，这样不团结不勇敢的部队怎么能打仗、打胜仗？

湘军营制是按照明朝戚继光的塔型建制，一营设多个哨，哨下设队，三个等级。分别由营官、哨官、队长（什长，旧时兵制，十人为什，置一长，称什长。后来戚继光编练新军时，将一队扩大为十二人，设队长。）曾氏的湘军一个营设五个哨：前后哨、左右哨、中间设亲兵哨（即警卫哨），一个哨有八个队，一队十二人。故一个营约五百人。一个将领少则二三个营，多则十几二十个营。曾氏要求每个营官尽可能招收本地、本族、本业关系兵士，大家因此熟悉，父子兵、叔侄兵、兄弟兵、师徒兵比比兼是，以此作为战斗力的根本，打起仗来，抱团作战，战斗力比起绿营兵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

绿营官兵选拔制是满族旗人早期遗留产物，高级将领基本由满人继承，少部分是汉人担任。到了后期，满人把当兵已经看成体制内的福利，在这种体制下，汉人营兵要求也就不高了，营兵由于收入太少，很多人平日兼职做其他工作才能养家糊口，比如走私、开店等等。

湘军官兵选拔制度，曾国藩有着朴实的要求，将官基本上聘请文官书生担任，因为他们知忠义有血性。兵士要求首选三代均是山民之人，城里油滑人、痞游之人、逃兵散勇一律不收。这个选兵的道理很是浅显，每个将领均能理解和执行，这样的官兵选拔出来后，能指挥，善冲打。

曾国藩的湘军打仗有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扎硬营，打死仗”，湖湘之人，因多山区，命运将他们的性格打造成向天要饭的霸蛮性格，不拍苦、不怕死，这种性格也成为湘军军人的优势，最终烙印成为近代湖南人身上最大的标签特点。

曾国藩要求湘军每到一处，战与不战，挖壕沟是第一也是必须的，挖壕沟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困住敌人的基本方法。壕沟分为三道，每道宽七八丈（20米宽），深约一丈（一丈等于3.33米）。这样的壕沟，一挖就是就是十年，直至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城被攻破。

除了挖壕沟，打死仗也是湘军标志之一，湖南兵杀气腾腾，其一原因是整个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其二原因是高饷重奖，打下一座城，掘地三尺找钱，死人身上都要搜刮，当兵打仗发财成为湖南人改善家庭的基本动力。以至于敢打死仗成为湖南军人的精神标志。陈独秀曾经说过：“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看看曾国藩的湘军，是如何扎硬营打死仗的一帮书生。”

曾国藩认为军营应该保持高度紧张何严肃军纪状态，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思想，紧张气氛才能保持军队战斗力整齐不涣散。孙子兵法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这种事，无论胜败，战场上常见死伤残缺。保持军队战斗力必先保持将士的危机警觉意识，“哀兵必胜”就是这个道理。

严肃的军纪除了一整套的制度来规范，还必须要有文化来熏陶，湘军从曾国藩及各大将领都是书生文官外，更是推广文化课教育，在湘军的军营里，各大军营都有自己的文化课，有的自己亲自讲课，有的是安排专人讲课，还有的是每到一地必请当地名师讲课，所以，湘军军营常常听到书声朗朗。这种现象一直保留到近代湖湘军队，以至于湖南邵阳人史学家家蒋廷黻说湘军是一支有文化有主义的军队。

曾国藩首提“军民一家”的思想。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编写一首军歌《爱民歌》，内容如下：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后来我军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黄埔建军时，也将曾氏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军民一家思想的背后的道理，得民心，军心正，后方稳固，情报准确，两军交战，鲜有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