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用典解说之“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

第15个典故，“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说的同样是魏国的旧事。

吴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卫国左氏（山东定陶）的一个富贵家庭。但早年为了求取官位，到处跟人攀关系，结果把自己搞了个倾家荡产，还受到了同乡的耻笑。为此他一怒之下杀掉了三十多个人，从此逃离故土，并誓言“不做卿相，绝不回乡”。

离开卫国之后，吴起先是拜到曾子门下求学，结果因为母亲去世不肯回乡奔丧遭到厌弃，被逐出了师门。随后在鲁国当地做官，又因为“杀妻求将”遭到猜忌，不得不转而投奔了魏国，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10年前后。

魏文侯善用人才、不拘一格，尽管他知晓吴起的前科，但出于对其领兵才能的欣赏，还是放心大胆地委以重任。

吴起也果然不负厚望，他先是带领魏国大军横扫河西，把秦国赶到了洛水以西，生生地为魏国打出了一个西河郡，并因此被任命为西河郡守。此后又改革兵制，创立了一支令诸侯闻风丧胆的魏武卒，带领军队东征西讨，为魏国四面开疆、拓地千里。

按照传世的《吴子兵法》所载，吴起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有六十四次都取得了全胜，其余十二次则打成了平手，可以说是从无败绩。

除了在军事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吴起曾受业于孔门的经历，也使得其在儒学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如今我们研究春秋历史最基础的大部头著作《左传》，就是依靠着他的记忆传承下来的。

同时，吴起在群星荟萃的魏国耳濡目染，其处理行政、民政、财政、法律、外交等各方面事务上的手法也很有一套。比如商鞅在秦国变法时采取的“徙木立信”，就是完全照抄了吴起的作业。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战无不胜的勇将，一个技能点全部加满的治世能臣，竟然也躲不开小人的谗言和君主的猜忌，最终落了个悲剧收场，这就不能不令人痛心了。

公元前395年前后，在位五十年之久的魏文侯去世，其子魏击即位为魏武侯。吴起认为自己功勋卓著，也该上一个台阶了，于是就跟田文（商文）竞争相邦之位，结果因为能力太过突出被挤了下去。这一次竞争失利，吴起虽则不忿，但念在新君初立、朝局不稳的份上，也只能咬咬牙认命了。

不久之后，田文离职，相邦的职位又落到了公叔痤的身上。与田文的坦诚截然相反，公叔痤的心胸显然要狭窄太多。由于忌惮吴起的能力，担心其会对自己的相位构成威胁，公叔痤在其门客的建议下，给吴起设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一方面，他建议魏武侯将公族女子嫁给吴起，在公众面前做足了好人；另一方面则故意与出身公族的妻子合演了一出好戏，让吴起以为公族的女子全都是骄横跋扈的性情，从而不敢接受这门婚事。

在公叔痤的暗示下，魏武侯想当然地认为吴起对魏国产生了异心，其态度也变得不可捉摸起来。眼见自己不能见容于魏国，吴起担心日久生变恐遭不测，只得暗暗下定决心转投他国。

韩非所谓“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就是对吴起离开魏国前情景的文学化想象。

魏国的西河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是吴起靠着自己的军事谋略，一寸一寸亲手打下来的；西河郡从乱到治、由贫到富，也是靠着他二十多年的殚精竭虑，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的。

可以说，西河郡几乎承载了他毕生的心血，也是他一生功业的最佳见证，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遍历整个魏国，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人，能比吴起更珍视西河这片土地，更了解生活在西河的百姓了。

然而，在现实的重压面前，他却不得不离开这片辛苦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土地，任由朝中的昏君庸臣将他视若珍宝的西河弃如敝履，甚至将来还有可能会拱手送给秦国。

临别之际，站在岸门（河津市）眺望西河，怎么可能不感到痛心呢？

离开魏国之后，吴起远赴荆楚，受到了楚悼王的热切欢迎，并如愿以偿当上了楚国的令尹，实现了他孜孜以求的卿相之梦。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倾尽毕生所学，在楚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大大强化了楚国的集权化水平。倘若能假以时日，将楚国打造成“虎狼之秦”一样的强大帝国，也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现实却很残酷，吴起的变法只持续了大概五六年时间。到公元前381年，随着楚悼王的溘然辞世，吴起的变法成果、以及他自己的生命，也就同时走到了尽头。

那些因变法而利益受损的贵族群情激愤，在楚悼王的灵前射杀吴起，为此不惜损毁了悼王的尸体。新即位的楚肃王以国法治罪，因此而被夷平三族的据说有七十余家，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法平息对吴起的仇恨。不久之后，吴起的尸体被处以车裂之刑，其所推行的变法举措也全部废止，这也就是其“卒枝解于楚”说法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