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社会伦理底线的新试探
第六条 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 14 天。
(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它动物的生殖系统。
——2003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根据中外媒体报道,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一组学者向外界公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她们的基因已经经过人为修饰,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露露和娜娜是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据了解,领导这一试验的学者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学者贺建奎。此前,他们在招募一些夫妇,希望通过针对他们的孩子CCR5这个靶点,从而能够让这些夫妇的后代能够抵抗HIV、天花以及霍乱等疾病。 根据相关网站披露,这项临床试验已经通过深圳一家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完成注册登记。——财经网每日新闻
魔幻现实。
这起事件究其根本,就是一个为了个人虚名让整个学术共同体一起承担风险的个人功利主义事件。没有学术价值,违背公平竞争精神,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这种行为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同时被不明真相的媒体大肆转发,其实极为可悲。
无良科学家的实验申请
这项人体试验的带头人是南科大的贺建奎,他在2017年2月的博客中写道:
我认为,以上问题是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的重要安全问题。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017年3月,他提出了用CRISPR-Cas9技术编辑基因的临床试验申请书。
一面发文章大肆批判,阻挠别人的研究进度;一方面自己悄悄申请。首先这已经违背了正当竞争的原则,已是相当无耻。
技术层面上的隐患
一. 脱靶效应。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之所以广受争议,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其脱靶效应一直得不到改善。所谓脱靶效应,就是指未能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有所偏移的现象。既然一项研究很有可能产生目标性的偏移,我们可以这么想当然的将其运用到人体实验中吗?这对于那两个进行基因编辑的婴儿是不是不负责任?
二. 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基因来抵御艾滋病吗?
艾滋病在代际之间的传播主要通过母婴传播,然而目前母婴阻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阻断率在98%以上。在这项实验中只有父亲是HIV病毒的携带者,而母亲并不是。真的有必要对婴儿实施基因编辑吗?
三. 敲除CCR5基因对人体有其他潜在的影响吗?
CCR5(C-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5)是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GPCR),在免疫系统中发挥了重要功能。CCR5可以调控T细胞和单核/巨嗜细胞系的迁移、增殖与免疫反应,并与T细胞对病毒的抵抗相关。已知CCR△32缺失会导致的免疫系统变化有:感染西尼罗病毒风险显著增加、流感死亡率上升(目前研究集中在小鼠、增加肝移植后的缺血性胆道病变风险和降低肾移植的急性排斥可能等。
在技术层面上尚有如此之多的隐患,危害和风险远大于其现实意义。如果这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出现了其他的基因方面的问题,由谁来负责呢?
伦理上的争端
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跨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历史性的突破了社会伦理底线。正如《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所说:
第六条 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 14 天。
(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它动物的生殖系统。
这项研究不仅是违背《原则》的,同时违背了学术伦理,直接触及了人伦底线。
这项研究本来并不是十分复杂的研究,因为其中使用的技术是实验室很常见的技术。然而科学家们一直都将实验停留在小鼠或猴子身上。
如今这项技术应用于动物身上,也无法做到百分百成功和成活,贺建奎先生就直接将其用于人体实验。且不讨论孩子成活与否,或许团队作了某些技术性的突破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是CCR5本身缺失造成的免疫系统变化无可避免,势必会对个体的健康造成影响。
研究团队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提出并进行该项实验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是怎么通过这项研究的?孩子的父母是为什么做出这项决定的?从始至终这些孩子毫不知情,他们的人生随随便便就已经被别人决定,这是不是严重违背了人类伦理?
这些孩子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身上会有这些变化,身边的人可能会一直瞒着他们他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他们长大以后只知道自己会去定期的抽血和体检,会定期的有人过来看望自己,询问自己的身体状况。他们的生活接受着管制,他们的隐私接受着窥探,他们的一辈子都将要活在舆论和监管之中。
这对他们来说公平吗?这是不是一个赤裸裸的现世楚门的世界?
我们该提防些什么
我们该提防的是学术功利化和学术政治化。
这项研究之所以被通过,当然是因为它研究和实验的内容是前人闻所未闻也试所未试的。这所谓的“首例”,当然是可以用来大书特书,作为政治上的政绩的。然而学术最怕的就是和政治联系在一块。学术功利化不可怕,功利化的学术依然是学术,只不过需要纠偏。科研一旦和政治捆绑在一块,就可能变成了反科研,变成了伪科研,从达尔文的后世里蹦出了新的李森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