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童话吗？
本文节录自“中国人没有童话吗？”一文，原刊于台湾《联合月刊》1981年12月号。
健全·进取·有趣
问：请您谈谈“中国童话”取才的基本原则
郭立诚：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健全、进取和有趣。所谓健全就是无害、无毒素的意思。孩童的启蒙教育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污染”他们纯稚的心灵。
我常把自己比做“台北卖故事的人”。我有那么多的故事，是因为我读了不少笔记小说的缘故。比方，济公传、包公案、水浒传这些演义小说的来龙去脉，我都瞭如指掌，套句俗话，我会追踪故事的老家。
我研究民俗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从前我跟一位法国汉学院的老师学过治学方法，受益匪浅。今日的年轻人在研究中国古籍上，就很缺乏前人那种耐心和毅力。坊间的儿童读物由于常识不足，粗制滥造的结果，必然会使孩童蒙受其害。电视剧也因为不重考据，所以常有张冠李戴、时空倒错的现象。我们出这套书是要向社会负责的，态度自然谨慎得多。
为了不使孩童读后会产生副作用，我们尽量减少迷信的色彩，多灌输他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成长。
再好的一篇故事，如果读来无趣，也很难达到传播效果，所以我们取才的标准是要有趣味，使每篇故事读起来都能生动感人。
以上三点是我们出书的基本原则，凡是违反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材料，我们一概不取。中国古籍浩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之所以从二十则故事中只选用一则故事，原因也就在此。
故事跟着节气走
问：可否谈谈这套丛书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黄永松：这套丛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岁时为主流，换言之以阴历节气为主，春夏秋冬，一天一则，将所有故事贯穿起来，可以呈现出往日农业社会的独特风貌。
问：以阴历节气为主，有哪些优点？
姚孟嘉：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节气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童话故事跟著岁时走，等于把农业社会的一套生活方式都提到了，这可以让孩童体会出整个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使大人与小孩、古代与现代都能结合在一起，而无隔阂。孩子天天听母亲讲故事，更可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黄永松：我们原先打算以阳历为准，但考虑再三，还是采用阴历，跟著节气走。当然，采用阴历也有不少的缺点，但与阳历相比，阴历的优点较多，所以我们决定采用阴历。比方，大人突然讲一个灯猴的故事给小孩听，小孩是不爱听的。然而，大人如果在除夕当天讲这个与节气有关的故事，小孩子也许就比较爱听些。
另外一点，在固定的节日里，电视与广播电台都会播报一些与节日有关的节目，这可以提高小孩子的兴趣，父母也可趁机把节日的来源说给小孩听。
奚淞：以岁时为主干，每一位民族英雄或伟人的出生日，都可有一篇精采的故事。其余的空隙，我们再加上一些各省的民间故事、传奇、历史故事或有名的典故，可使儿童对历史发生兴趣。
吴美云：除了神话、民间故事外，我觉得我们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包含了科技的故事。比方，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太阳有多高、长城、运河等等，都可反映我国古代的科技水准。
中国人没有童话吗？
问：请你谈谈“童话”的定义。
黄永松：“童话”是个外来语，西方人认为童话就是讲给儿童听的神话故事。但我们出的这套“中国童话”，不止有神话、传说，而且还有历史、科技故事。所以，我们采取的童话定义是广义的。严格说起来，我们这套丛书应该叫做“中国儿童故事”才对。只是“童话”二字既精简又容易上口，所以我们还是沿用“童话”二字。
奚淞：提到“童话”，使我想起多年前我曾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我们中国人没有童话，言下之义，好像中国小孩都很可怜，没有故事可听。
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中国除文字教育外，还有一种口传教育，比方阿公阿婆在院子里讲故事给小孩听，就是很普遍的一件事，中国怎么会没有童话呢？
有位人类学家说过：文化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型态。所谓大传统指的就是正规教育，而小传统指的就是口传教育。小传统有时比大传统更容易深植人心，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其实中国人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就是小传统，在默默的把中国人结合在一起。
记得有一位朋友在参加亚洲儿童文学会议时，座中也有人指出国内目前极端缺乏具有中国色彩的儿童故事及插图。我想，中国传统故事及民间美术都是很丰富的。只是缺少人好好把它整理成儿童故事及插图罢了。
黄永松：奚淞这段话，也使我想起一件事。我们社里有位大姊姊正在改写神话故事，有一天她的同学问她最近在忙些什么，她就说她在写神话故事，谁知她那位同学却大吃一惊说：“什么？我们中国也有神话？不是希腊罗马才有神话吗？”
奚淞：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中国不但有神话，而且神话力量之雄厚绝不逊于希腊神话，同时中国神话还有中国神话自己的独特风格。
成立写作训练班
问：请您谈谈“中国童话”的文字编辑过程。
奚淞：首先要搜集相关的资料。
我们不但到旧书摊里去收购散逸的古籍，也从北大、中山大学在民国二十几年所做的全国民间故事采集中吸取“营养”。此外，大陆和台湾在民国三十几年所做的神话研究，也给了我们不少的“灵感”。
资料搜集齐全之后，接著就是阅读的工作。资料汗牛充栋，我们阅读它，等于是在做披沙沥金，去芜存菁的工作。
取材完毕，下来就是改写工作。为了使改写工作能顺利进行，我们招考了一批大专程度的女学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训练班，经常请人来讲解有关儿童文学的问题。
我们的训练方式是：
一、彼此讲故事给对方听，不准看资料。就像大姊姊说故事给小弟弟、小妹妹听一样。
二、一个编辑讲，另一个编辑则一面听一面写下来。
一个小故事要用二千字来表达，看似朴实无华，其中却有无数的技巧。她们有时要写上三、四遍，才算定稿。
虽然改写文章是桩苦事，可是，她们却能耐下心来，从事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后来，她们更是自动自发，分成几个小组，彼此讨论，集思广益，就像民间故事的形成一样，你加一点，我加一点，越到后来越是精采。
她们之中也有国文系毕业的。但是，儿童文学在用字、笔法上都受到了限制。即使国文程度再好的学生，她写的文章也不一定适合儿童阅读。
写给儿童看的文章，成语和赘词要尽量少用。
我觉得大人写儿童文学最常见的两个毛病就是：要嘛太深，要嘛就牙牙学语。其实儿童并不喜欢大人牙牙学语，他们要看的是真正够文字水准的东西。
改写完毕，最后一关就是念给小孩子听。黄永松念给他的小孩听，姚孟嘉念给他的小孩听，吴美云也念给她的小孩听。
因为写是一回事，听又是一回事，只有在小孩子听后觉得好的文章，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
他们一面念给小孩听，一面观察小孩的反应，如果小孩显得不耐烦或是觉得故事太长，那就得重新改写过，要是小孩子听后好兴奋，抓住书本不放，或跟大人讨论起文章的内容来，那么，这篇故事就算成功了。
要把大学毕业生“带到”能写顺手的儿童故事，不是一件容易事。要让小孩听了故事后能发生莫大的兴趣，这更不是一件容易事。
所幸，这两项困难，我们都一一克服了。
奠定民族风格的插画基础
问：请您再谈谈插画的编辑过程。
奚淞：我和黄永松、姚孟嘉三人都是学美术出身的。黄永松曾经对我说：我们不要用“插画”二字，换个名称好不好？我却觉得一来“插画”二字是约定成俗的用法，要改名没那么容易；二来插画的确有它的重要性。不管大人或小孩，他们看书时一定会先看图画（图像世界），透过图像才能进入文字世界。所以文字与插画是相辅相成，彼此启发的。对小孩来说，也许插画比文字还来的重要。
可是在国内，一般人对插画并不重视，以为插画就是配图，配图就是配角，影响所及，使许多大专美术科系的学生也视插画为雕虫小技，而不肯在插画上痛下工夫。
我曾经到法国去学美术。法国人的文化环境十分优美，法国人对视觉的要求也很高。法国的插画家无论画的是童话或海报，都是最好的视觉设计，法国的美术人才真的是能自由发挥的。
再看我们的邻国日本，单单用毛笔做插画的就有好几千人，不论是工笔、印染、泼墨和剪纸，无一不可变为他们的生活情趣。
反观台湾，有大量的美术人才，却未加以好好运用。至于有高品质效果、有民族风格的插画基础，更是薄弱不堪。
那么，我们要往何处去找寻具有民族风格的插画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运用的传统美术材料真是太丰富了，就拿处处都有的民间庙宇来说，只要你肯走进一座庙宇，里面就有十种不同的材料，可供十个人画出十种不同的插画来。民间美术、历代美术的成品，我们可发掘来作今日插画造型的材料真是多得用不完。
为使这套丛书的插画具有民族的风格，我们除参照汉声十年来所汇集的美术资料外，还从故宫、大英博物馆申请许多珍贵的幻灯片。另外，民间一些刺绣、剪纸和木刻，也是我们取材的对象。
“中国童话”每天一则故事，需要插画甚多，因此我们也仿照文字编辑，招考了一批对儿童插画有兴趣的大专美术科系学生，施以插画训练。
本来，如果有好的老师，我自己倒想拜师好好学习插画，现在学生没当成，反而和黄永松、姚孟嘉当起了老师，这是始料不及的。
插画训练班的学员也是经过考试才录用的。他们刚来的时候，插画基础很差，毫无民族风味，如今则个个都已出师了。
我想，在台湾办插画训练班，或许是国内的一次创举。他们如果能继续努力下去，将来都会是台湾最好的插画家。
他们被录用后，我们首先训练他们学看故事。换言之，要他们看出全篇故事中哪一点最有趣，也就是找出“活眼”，用插画表现出来。
他们画的插画不是凭空捏造的，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我们希望藉著插画，能为一些历史人物如介之推、或传说人物虎姑婆刻画出造型来，以供后人参考。
历代的服装、建筑多有不同之处，像傻女婿的故事，原来并不一定要画厅堂，我们特别加了厅堂作背景，目的是希望儿童能藉此认识当时的空间文化。
此外，像打铁铺的插画，我们也参考了清末画报、天工开物以及西洋文明史之类的书籍，务使每一插画皆有所本，皆有历史教育的意义。
就跟文字编辑一样，每张插画也都是先经过打稿，再仔细讨论后才定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