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我的高考·我的大学

（作者注：这是我10年前的旧作。今年时值恢复高考40周年，特此重发，以作纪念，兼为怀旧。）

三十年过得这么快！真没想到！

三十年前，我还是宜昌市饮食公司的一个21岁的小办事员。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刚刚传来时，我并没认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原因有三：一是我的父亲是右派。为此我母亲和我父亲离了婚，一人带着我们三兄妹生活多年。1977年右派尚未平反，仅政审这一关，就让我没了上大学的念头。二是我仅有初中未毕业的学历。这要多说几句：1971年我上初三时，宜昌市商业系统委托宜昌商校到宜昌各中学毕业班中招工，在商校培训半年后就可参加工作。为了逃避今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命运，我报了名。我的班主任知道后，急急地来劝阻我。她说：“张勇，你学习成绩这么好，应该读高中”。成绩好不假，尤其是语文、政治课，我从来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可成绩好在那个年月有什么用？我问道：“陈老师，就是读了高中，我这种家庭情况，能上大学吗？”老师无语；我又问：“我上了高中，不还是要下农村吗？”老师又无语。在母亲的支持下，我放弃了学业，在商校培训半年后，到一家国营餐馆当了一个小伙夫，其时我尚不满16岁。我的工作是炸油条做包子，半夜2点钟就要上班，一直干到上午10点。对于一个“童工”来说，真苦！不过苦日子没过多久。3个月后，在饮食公司召开的一次反多吃多占大批判会上，我代表本餐馆的发言引起了公司“一把手”的注意：咦，下面还有这样有水平的小秀才！三天之后，我被调到公司，当了“干部”，专门写材料。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当了公司5年多“笔杆子”了。此时，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未毕业学历者，我没想到去问津高考。三是我当时已经有了“铁饭碗”，而且是坐办公室的“管理人员”，觉得就这样也可以了；加上那时对文凭没有后来强调得那么厉害，高考当时对我的吸引力不大。

我后来转而决定参加高考，其原因小得不值一说：我所在的饮食公司开始只有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女青年报名高考，她感觉很孤单，又怕人家笑话她，就老是劝我也报名，好像有人作伴就理直气壮一些。我经不住劝，也就报了名，心想考就考吧，就算好玩似的，反正考不上也没啥损失。不过既然报了名，还是要认真准备。文科的四门考试中，语文、政治、史地这三门我倒不怵，这是我的强项，平时也一直在这一类书中摸爬滚打，自信此三项绝对具有高中毕业生的水平，稍加补习，即可对付。我最害怕的是数学，高考考的是高中数学，可我一天也没学过这玩意儿，拿着高中数学课本简直无从下 手。当时宜昌一些高中的老师义务开办了多个高考数学补习班，我去听了几次，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在我脱产补习的半个月中，我在数学上花了约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而最后考试的效果却是最差的。

我至今仍记得30年前高考的时间，这对我个人是历史性时刻，这对中国是历史性时刻：1977年12月6日和7日。我是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态走进考场的。正所谓考亦可，不考亦可；考上亦可，考不上亦可。由于考生众多，当时听说录取比例是50：1。我所在的那个考场教室正好50名考生，我环视着教室想，按比例这中间只有一人能录取，会是我吗？想着想着便偷偷笑了。由于心态如此轻松，又由于6日上午首门考试正是我的强项——语文，所以下笔特别顺，尤其是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写起来似有神助，文思如泉，一气呵成。下午考史地，这也是我平生所爱，答题也很顺。可次日上午考数学时，我就抓瞎了。所有考题中，我只看得懂一道5分的小题（好像是因式分解一类），其它考题，别说做了，认都不认得！于是只好把那道5分小题做了，此后便无事可做。按规定半小时内不得离开考场，便只得盯着天花板干等。监考老师看全场就我一人在休闲，便走过来问：昨天你不是答得很顺畅吗？今天怎么不做题了？我笑指考卷说，我不认得它。说得老师也忍俊不禁。半小时总算熬到了，我一拍屁股离开了考场。所以我估计我的数学考试成绩是0——5分。当天下午考政治，又是一个字：顺！

当年的规定是考试之前填报志愿，考毕分数过关后体检政审。填报志愿时，由于没想到一个初中生会真的考上大学，于是玩儿似地由着性子胡填一气：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第四志愿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五志愿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第六志愿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七志愿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第八志愿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填的是“不服从分配”。考完了，也就把高考这事扔在一边了，该干嘛干嘛。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体检通知。这说明我的分数过关了！直到这时，高考才在我心中真正掀动波澜，我才第一次感觉我离大学这样近。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是宜昌市第一名。史地和政治也考得很好。以文史政三门之优长抬数学一门之奇短，把总分抬过了分数线。体检之后，心里头就老挂着这事了。不久我到武汉出差，鬼使神差地去了趟华师。我有一位朋友在此当工农兵学员，我过去多次来汉，却从未去找过他，这次却想到去造访他了；因为我隐隐约约觉得，我将和这所学校有点什么关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当时大学很少，在我们宜昌只有一所医专，我也从未进去过。朋友带着我在华师校园里逛，我从来没想到大学会如此之大，从东头到西头竟相当于宜昌的好几站路。而图书馆给我的震动更大，那么宽大的阅览厅，那么多的书刊，那么多人在埋头读书，静得只听到窗外的鸟语和松风。对于刚度过十年文革十年文化沙漠的我们，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地方么？此时，高玉宝喊出过的四个字也在我心里喊起来：“我要读书！”说来也怪，回家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恰恰梦到我被华师录取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个在现实中兑现了的梦。

从这时起，我进入了难熬的等待之中。我等到了！这一天我永远记得：1978年3月3日。一个万物复苏的春日。上午，我们单位的门房师傅一声叫唤：“张勇，有你的挂号信。”从来没有人给我寄挂号信，这会不会是……？我的心一下狂跳起来，一把从老师傅手中夺过信来，果然是它！信封的落款是：华中师范学院政治部。撕开一看，是红红绿绿的入学通知书、学校简介、入学须知等等。我成了一个大学生了？我成了一个大学生了！兴奋中夹着恍惚，我完成了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

（上图：当时规定工龄满5年可以带薪上大学。我幸运地成为带薪读书者。）

这个信封和其中的《入学须知》，我保存至今；同时还保存着当年的准考证。它们和此前我半岁时父母给我照的第一张照片，和此后我的大学毕业证书一起，成为我的生命符号。这个信封对我命运的改变，在后来的岁月中才越来越显现出来。三十年前我工作的那个国营企业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当年的同事也都下岗了，每月只拿几百元的生活费，而我，如今是月薪6000多元的高级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么远，那时只一个想法：我又可以读书了！在华师那美丽的校园和安静的图书馆中，有我的一席之地了！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说明政治环境正在宽松起来，父亲的“右派问题”没有成为我政审的难关。我是在入学之后，才写信告诉我父亲这一消息。我还记得信的第一句话：“爸爸：我此时是坐在大学教室里给您写信……”。父亲的回信更是激动万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儿子还有机会上大学！……”。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多后，他获得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行政级别。再后来，父母复婚，全家团圆。恢复高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的变革，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中国人一种命运的结束和另一种命运的开始。一个全新的中国，从这时开始起步。

时隔我离开初中校园6年多，22岁的我又重新成为一个学子。大学的第一堂课，当老师走进教室，值日生一声：“起立！”大家齐喊：“老师好！”老师回应：“同学们好！”之时，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当学生的感觉，真好！

只有上了大学，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天外有天”。我从小学开始，写作文从来就是第一，没尝过第二的滋味。“骄傲自满”是老师每次对我的评语中必不可少的“缺点”。而进大学后，第一次写作文我只得了个中等偏上的分数。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自己不行。恢复高考，百里挑一，使积压了十年的美才、精英，一下聚集到了大学，珠玉满堂，一时之盛。同学们的资质才具，让我好比“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甫进大学，同学陈慧平对我的一通英语问话，就把我镇得目瞪口呆；同学赵亚平刚18岁，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全本《杜鹃山》；同学俞志丹的书法，神韵俱佳；同学魏光焰，当时就开始写小说，30年后她成了颇有成就的作家……。上大学之于我，是一只青蛙爬出了井底。从小学时就跟着我的“骄傲自满”的缺点，在大学里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只有进了大学，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精神大餐”。王先霈老师讲的文艺理论，丁成泉老师讲的唐诗，邢福义老师讲的语法，黄曼君老师讲的现代文学，石声淮老师讲的先秦文学，黄清泉老师讲的明清文学、周乐群老师讲的外国文学……，对于精神饥渴了十年的我们，真是如食珍肴，如饮甘泉！还有那些大家名家的讲座——陈荒煤、黄宗英、王瑶、张志公、吕叔湘、冯其庸、李德伦……，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亲诲面授。如果不上大学，对于偏居小城的我，他们永远只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走进大学，我就是走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地。从此我就在这样的高地上远望，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其中有那么多的知识之美、智慧之美！这一切打造着我的灵魂，将影响我的一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高地上，我吸取知识的力度达到了我一生中的最高值。晨起读书，晚饭后到图书馆抢座位，是我每天的生活常态。为了饭后去抢座位，我养成了吃快饭的习惯；至今，我吃一顿饭只需5到8分钟，那怕没事也是如此，为此常引来家人的批评。在一次期末考试前，我曾创造过一天背诵70首唐诗的本人最高纪录。

四年的大学生活，用今天的物质生活标准看，是贫寒的；但这却是我50多年生涯中最幸福的时期（不是“之一”，是“惟一”）。之前不曾有过这种幸福，从那之后也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有了。那校园、那教室、那寝室、那同学、那老师、那球场、那饭堂、那周末广播中电影预告前的音乐、那新年之夜男多女少的舞会、那高低床间熄灯后的神侃、那桂子树下辩论时的执着、那下课后围着老师提问的渴求、那实习时初上讲台的忐忑、那宿舍前盛开的白玉兰、那新雨后初绽的夹竹桃……，假如，我的生命中不曾有过这样的四年，我能说我是幸福的吗？因为有了这些，桂子山成了我永远的精神家园。（下图为当年在桂子山华师求学时的我和我的同学）

可惜这四年过得太快了！可憾这三十年过得太快了！年少时读毛泽东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觉得那是诗的夸张；如今再读，觉得恰如其分。弹指一挥间，我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半百老夫。检点未来，我生命里很难再有三十年了，更不可能有那样的四年。唉，我的1977、我的1978、我的1979、我的1980、我的1981，我真想你们呀！可你们越走越远了，走得我够不着你们了，走得我望不见你们了！

2003年10月8日，母校华师大百年校庆，毕业了20多年的我们重逢于校园。同学相聚，只见彼此容颜大变，而神韵依旧。从这神韵中，我们彼此可以找到到逝去的校园青春。当夜，我辗转不眠，起而作诗一首：

百年校庆——同学会

恍若同学少年时，

细相看处鬓有丝。

又闻桂香知春远，

偶见荷残叹岁迟。

情真未因功名累，

志高无奈书生痴。

梦里回溯二十载，

依旧林中背唐诗。

三十年前，未知的大学校园曾经是我的梦；三十年后，远去的大学校园依然是我的梦。不管是离开了校园二十载、三十载、还是四十载、五十载，在我的梦中，我会永远是华师的一个学子，永远在华师的桂林中背诵唐诗！

                          完稿于2007年 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