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凡读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24

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第四章：教训所在之执政岂能大无畏

艺凡：接前文，前文提到，道德会使人疯狂。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艺凡：因为什么亢奋？

易中天：熙宁二年九月初四，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艺凡：反馈冰火两重天，不能不让他亢奋。为啥不一样呢？

易中天：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

艺凡：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易中天：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

艺凡：为啥呢？

易中天：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艺凡：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易中天：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

艺凡：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

易中天：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艺凡：悲剧就这样酿成。

易中天：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艺凡：同样，之前的“不合作主义”也未必可取。

易中天：毫无疑问，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作为个人，谁都有权利不予合作，作为政治家却需要慎重考虑。

艺凡：宋代政治是开明的，表现就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岂非更好的选择？

易中天：但是司马光做不到，因为他要坚守道德立场，占领道德高地。

艺凡：结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却不能相容。

易中天：结果，皇帝倒是没有独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反而成了独裁者，岂不滑天下之大稽？结果呢？离皇帝独裁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变得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少。因为变法原本就有集权倾向，党争则更是便宜了皇权。何况祖宗家法只是政治规矩，不是政治制度。

艺凡：显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易中天：有敬畏才有底线。所以，司马光终其一生，都只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到宰相变成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再到胆大包天底线全无的蔡京，则不可收拾。

艺凡：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易中天：恐怕想不到，他已经完全被自己的大公无私和无所畏惧陶醉了。这当然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

艺凡：问题在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就当真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易中天：且听下回分解，目的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