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作者|文竹

一、童年和少年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农历腊月二十四，父亲出生在三台山下范阳河边刘瓦庄一个农家小院。

对于往事，父亲从不对我们讲。我问他，他也几乎不说，而且表现出烦恶的神情。我把这看作是他的冷漠无情。后来想：也许是往事不堪回首吧。

于是，我采访了叔叔，得到一些素材。

就硬件而言，我爷爷二十多亩地，一个院子，十几间房子，还有一个园子，当属小康之家。可是，那个年代的农民，靠天吃饭，荒种薄收，缺医少药，自生自灭。

我父亲上面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名启芬，四岁夭折。

父亲五岁时，他的一岁的名启御的弟弟夭折。

父亲九岁时，我现在的叔叔出生。我这个叔叔是破例的身体健康，吃饭泼辣，对生活条件适应性强。他今年七十九岁，他说：“我能活下来，是命大！”

叔叔八岁时，他的四岁的名启芳的妹妹夭折。叔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那天夜里，你爷爷和你父亲牵着毛驴，躲到龙泉沟的洞里，那时，躲兵躲匪是常有的事。你奶奶和我和你四岁的二姑在家。前半夜，你二姑对我说：‘哥哥：我穿穿你的鞋。’后半夜，她就死了。你奶奶找出一床破席，剪下来半截，用半截席子卷了你二姑，让人夹拉出去埋了。我哭了好几天。你二姑病时，你爷爷到集上给她买几块螺丝糖。从村里买的几个高顶馍馍，放在床头小木柜里，给她吃。我们那时吃的是秫秫煎饼，叫“红煎饼”。你二姑吃馍馍时，我有时就咬他一口馍馍。你二姑死后，小木柜里还剩下一个馍馍，你奶奶拿给我吃。我吃着馍馍，你奶奶在一边哭。”

叔叔的名启发的弟弟在母亲病重奶水不足的情况下，一岁夭折。

至此，父亲有一姐一妹两弟夭折。在我现在的叔叔出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处于独生子女的地位，是村里有名的娇孩。

父亲自幼体弱。为了让他长命百岁，他穿过“百衲衣”——用一百块小布缝制的上衣；他吃过“百家饭”——大年初一他老奶奶领着他挨家挨户要饭，每家要一个水饺。连续三年，打下新麦子磨了面，爷爷就牵了毛驴上高庄去搬神老太太来给父亲上供。中午管神老太太一顿饭，下午走时给她回上供品，再用毛驴送回去。

父亲七至十二岁在本村上私塾。校址是三老爷爷家的东屋，老师是本村后来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王家泰先生。那时读书叫“念书”。父亲在私塾里念了“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念了“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念了“五经”中的《诗经》和《易经》，念了《弟子规》，念了《日用杂字》......写大仿，即写毛笔字。中国私塾教育的教学内容经典又精华，而新式学校的语文教材则相形见绌。现在国家提倡学生读经典，提倡练书法，实在是教育上的一大举措。

十二岁，父亲正式务农，与我爷爷耕种二十多亩地。农闲时，就跟着我爷爷给人家打短工，自带干粮。在昆仑给人家卡坯子时，主人怜其父子只啃干粮无菜可就，炒了半锅葱叶端到他们面前，令我爷爷极其感动。

我奶奶体弱多病。病了，就让我叔叔把本村一个老太太请来，用笨针扎胳膊。待到针被扎得弯曲了，拔出来，胳膊上出点血。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农历正月二十九，我奶奶死于难产。婴儿尚未出生，产妇就不行了。母子抑或母女双亡。那年我奶奶四十岁。

同年六月，我母亲过门。

同年十月，我后奶奶来到我家。

叔叔深有感触地说：“咱们现在这个大家庭，这么好！他们在那边也一定和咱们在这边一样幸福！他们生活在桃花源里！因为，咱们都是老实人、善良人，老实人善良人有好报！”叔叔的话里满含着对逝者的无尽怀念。

二、供销社生涯

一九五0年，父亲到蕉庄上高级小学。

一九五二年，父亲考上了校址在赵庄的淄博专区第一速成师范。他的毕业证书现在还保存在他的抽屉，已断成两截。

一九五三年，区供销社招工，我村推荐三个人去应聘。在演示了书写、算盘、称秤，包糕点之后，只有我父亲一人被录取。

从此，父亲走上了供销社之路。

父亲工作的第一站是大庄，月工资十八元。然后是蕉庄、马棚、三台，最后一站是磁村。他在磁村的时间最长，有十多年。他干过百货、生产资料、采购站和供应站，任过股长、主任和经理。

父亲很喜欢他的职业。除了从车上卸货体力上有点累外，其他工作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的智商对各个部门都能应付自如。有时有的职工发脾气回家了，别人就去请，父亲说：“我不去请，两个人的活我自己就能干了。”

我刚记事时，有一次父亲回家，胳膊上戴了黑纱。听说那是斯大林同志逝世了，为斯大林戴孝。

那个年代的人敬业精神强。尽管单位离家很近，但供销社的职工都是住在单位，十天八天才回家一趟。况且那时没有公共汽车，靠的是步行。

后来，父亲征得我爷爷的批准，买了自行车。那时一辆自行车一百二十块，一个村里自行车也就有三五辆。买辆自行车，大概要花掉父亲半年的工资。父亲一回家，我们就玩他的自行车。一次，我手握自行车踏脚用力摇着让后轮飞快地转，转着转着，车子倒了，我被压在车底下。爷爷从屋里出来，哈哈大笑着说：“坏了！拍了小家雀了！拍了小家雀了！”

年轻时的父亲在我眼里虽算不上相貌堂堂，但却是衣冠楚楚。他穿着中山服，胸前小口袋上别着钢笔，骑着自行车，回家时一进村便很出众。他把自行车放在水磨跟前，我们就开始翻自行车上的褡子：白面卷子、干巴鱼、咸刀鱼……六零年则是地瓜干窝头。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挨饿，父亲的自行车发挥了作用。他骑了自行车到临淄一带去给家里买谷糠。那时国家禁止物  资流通，他的自行车被人扣住上了锁。他举目无亲，只好干等着人家处理。一位好心的看门人说：“你赶快砸了锁骑上跑吧！”父亲砸开自行车的锁，重新把后座上的两麻袋谷糠封好捆牢，骑上车子没命地窜，惟恐人家追了来，出来几十里路才敢放慢速度喘口气。

六零年，我大病一场，差点见了阎王。父亲和奶奶以及几个族人送我到博山住院，保住了一条命。此事我在《西天三日》一文中有详细描写。

父亲经常外出开会，地点是很远的北镇等地。他的会议记录本比香烟盒大不了多少。都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但父亲的字却与其人大相径庭。他脸俊俏，人瘦小，文弱一书生，字却硕大无比，苍劲有力，横平竖直，像宋体，而且又一律往左斜，给人以生硬古板之感，颇像他的为人处世，不太灵活。我从事语文教学几十年，阅字多矣，父亲的字可以说是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了。晚年的父亲有一个比香烟盒小的简装小本子，他用这字体记录着他的五个子女以及孙子外甥的生日再加上亲戚中老年人的生日，还记录着从他往上三代人的祭日，由此我知道了我的高祖父讳“迎念”，曾祖父讳“即孟”。

父亲经常把他的集体照拿回家，或是单位的集体合影，或是外出参加会议后的集体合影。父亲长相年轻，三十多岁的人像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是母亲极不欣赏的所谓的“孩孩巴巴”。

父亲在磁村工作时，我赶磁村集常常到他的单位去。

他干“百货”卖布时，用尺子量布动作娴熟，量完后，用牙齿一咬，两手一扯，“叱拉”一声，布匹就被分开，然后是算盘打得噼啪响，然后是收钱找钱。

他干“生产资料”时，门头上锄镰锨镢、叉把扫帚、铁锅瓦盆、系筐篓子、绳头螺丝……都被他摆得整整齐齐。

他干“采购站”时，到山里收购中草药、蝎子……收购了香椿芽，雇村民腌咸菜，他给我讲过香椿芽和盐的比例以及腌制程序；一次，他收购了很多海棠果，拿到家里让我们送给邻居们吃，条件是把种子交回来。

他干“供应站”时，各村的代销点都上他那里起货。大院里有好几口盛豆油的大缸。油卖完后，缸底就有一层油泥，是摊煎饼擦鏊子的好用料，父亲就常常刮一点拿来家。有一次奶奶让我拿了小罐去找父亲刮油泥。一位领导批评他说：“老孙啊，你家里摊多少煎饼？又刮！”弄得父亲很不好意思。至今，父亲深深地弯下腰从缸底刮油泥的镜头还历历在目。 

“油泥”大概就是父亲贪污的公家的东西吧，尽管这些油泥对公家来说是废物。四清运动和文革期间，供销社从领导到每个职工都要坦白经济问题。坦白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而父亲的坦白内容是：回家时偶尔拿个公家的旧纸箱盛东西。

爷爷给两个儿子分家后，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有时爷爷就把他挣的工分给我们拨上点。没有劳动力的被称为“工人家属”。年终农民们都或多或少地分到点钱，“工人家属”则是往生产队里交钱。大街的墙上贴着红纸，上面写着每户开钱和交钱的数目。母亲让我看榜时，我都是抽街上没有人时去看。我记得我家最多时交了九十多块钱。分粮食时，去早了就被呵斥：“‘工人家属’就是分东西积极！”去晚了，又被呵斥：“成天就伺候你们这些‘工人家属’！”那时，父亲为了节约开销，由抽香烟改为抽烟斗。直到我们姐弟五个都走出了山村，有了工作，成了市民，村人们才对我家刮目相看。

一九六七年，母亲遭遇车祸，差点丧命。大腿骨折，在市第一医院手术，住院三个月。父亲请了长假护理，晚上睡在病房的地板上。单位照顾他，工资照开。出院后，父亲在单位附近赁了房子，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病号。一年后，母亲又住院二次手术取出钢针。父亲多次到远在广饶的事故单位“九二三厂”交涉医疗费生活费问题。母亲是个追求完美苛求于人的人，惟独在父亲对她的护理上很知足。她说：“你爹可就是有一芥好处：他不心焦！”

我身体不好，典型的林黛玉。念书成绩很好，但文革中辍学。务农体力不支，捉襟见肘，成为家庭一大心病。父亲曾想托托关系让我到公社的理发店干理发员，家人很赞成这个主意。此计划还未实施，我有幸当了民办教师，算是解决了家中一个老大难。

一九七六年，单位领导找我父亲谈话，说：“老孙啊，你入党吧。”于是，父亲在四十三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零年，为了让我小妹妹顶替，四十九岁的父亲提前退休。退休时月工资四十五块一毛八。

三、退休生活

退休后，领导又让我父亲干了一段时间，他于是和我小妹妹成了同事，一块骑车上班，一块骑车下班。他指导女儿学算盘，特别是除法。除了新式的“二一添作五……九一下加一”外，他还教了老式的《归法》：

惟有归除法最齐，

将身归了次除之。

有归若是无除数，

此一还将原数时。

若是本归归不了，

撞归之法莫交迟。

见几无除作九几……

心灵手巧的妹妹得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当了会计、副经理。

一九七八年初，我的大儿子，一岁稍多的翼举被送到他奶奶家。但隔三差五我母亲就叫我妹妹们去把翼举抱来。极度善良的母亲挂牵翼举他奶奶伺候老的、照看小的、一大家人吃饭，活路多，累。一次，翼举站在他姥娘的床里边，从窗玻璃往院子看。当看见我父亲和小妹妹进了院子点下自行车后，他回头用两腿做着动作对他姥娘说：“俺姥爷的车子是这样（支架是直的），俺三姨的车子是这样（支架是斜的）。”

一九八一年春节后，我把一岁半的小儿子摩天送到母亲家。母亲说：“自打摩天来了，你爹才早起了。早里都是不到点不起！”每天早上，父亲抱着他的外甥到公路边玩，母亲在家做早饭。每天下午，父亲下班后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摩天呢？”一次，同事问他：“孙经理啊，你脊梁上画的是啥？”父亲说：“自行车，俺外甥画的。”同事问：“咋还没有轮子呢？”父亲说：“还没画完呢。”父亲脾气好，任由他的外甥在他的衬衣上作画。一次，摩天把缝纫机抽屉拉下来，物件散落一地。父亲气势汹汹奔过去，高高地扬起巴掌要打，但那巴掌没有一点力度，只是接触了一下摩天的屁股而已。母亲则不然。摩天不穿鞋子，穿上就搓悠下来，再穿上，再搓悠下来，如此反反复复。母亲拿起小鞋，照摩天的小脚掌狠狠地就是三四下。婶子说：“你这个打法！也就是亲姥娘！若是后姥娘，就出了名了！”

一九八二年，奶奶病重。父亲多次请公社名医来家给奶奶针灸。为答谢医生，他买了当时颇为紧俏的挂钟送给医生。

在单位解甲后，父亲扬其特长，骑着自行车赶五集，卖锅碗瓢盆勺子笊篱之类。他画“正”字记录进货和销售情况，自得其乐。这项买卖一直干到他有了孙子。

一次我走娘家，一进村口，邻居对我说：“你爹刚家去，抱着孙女，领着孙子，还提留着几个桃。”我听了，很为父亲的天伦之乐欣慰。

孙子孙女被接走后，父亲成了老年活动室的常客。他唯一的爱好是麻将，而且麻艺不低。三台山上的庙会，是父亲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的专业水平大有了用武之地——他负责点钱。他点钱手指麻利，又快又准确无误。有一年，我在“玩十五”的队伍里竟然发现了父亲，他敲着小铜锣，迈着四方步，让我忍俊不禁。

父亲在村里算得上头面人物。谁家买卖房子，谁家兄弟们分家，他常被请去做中人，写契约，写分单。他也是村里操办红白公事的骨干，他懂得那些繁文缛节。我婶子去世后，我小儿子摩天从学校请假回来打花圈。祭拜时，大总对跃跃欲试的摩天说：“小青年，磕个头就行！”父亲一步奔过去，拍着摩天的肩膀，对大总说：“他会！我教的他！”摩天从容不迫地走到祭桌前，熟练无误地拜了一套“三叩礼”。

四、进城之后

二零零二年，父母搬到了城里，住在小弟弟的一套楼房里。

对于进城，母亲有些不情愿，她喜欢农村小院；父亲则兴致勃勃。搬来的第一天，母亲这间那间坐卧不宁；父亲则坐在沙发上悠然自得。母亲适应能力差，换了环境她就做不上活来，寝食难安，即使是在她娘家，也是这样。父亲则不然。一进城，他就融入到老年人群中去。他到老干部活动室打麻将，到小公园练气功。他不愧是买卖人出身，会算计，他爱到很远的锦绣花苑买鸡蛋，一斤能便宜一毛钱。

我不大给父母买衣服，买了也往往不合尺寸。我就经常给父母送吃的。我提着食物敲门，母亲开了门，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就跺脚道：“妮啊，你别花钱！”父亲则是来者不拒，渣豆腐除外。他们刚搬来那几年，我隔三差五请他们出去吃饭，小到离家不远的小吃摊，大到需要坐出租车坐电梯的大饭店。每次，母亲都是三请诸葛，而父亲则是欣然应邀。父亲食欲很好，点上几个菜，他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则是两手插在袖筒里，对着食物发呆。父亲就说她：“你不吃！叫你出来干啥来？”母亲这才从袖筒里掏出手来，拿起筷子应付一下。每次吃完，父亲总会说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但他在吃的时候从来不说。有一次吃麦当劳，我不舍得吃，只买了两份。母亲一个劲催促我：“妮啊，你也吃啊！”我撒谎说：“俺成天吃！”母亲把汉堡包里的鸡肉拿出来给父亲。她吃了那个没肉的汉堡包，喝了那杯牛奶，就再也不吃什么了。父亲认真地用薯条蘸着番茄酱，把食物一扫而光。

父亲一般不喜形于色，也不怒形于色。总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一副老表情——平静。在家里，他沉默寡言，不到万不得已，基本不开口说话。开了口则往往词汇贫乏，语言不得体，很使天然文学家的我母亲不满意。我们小时偶尔调点皮，他总是只有三个字：“两耳巴！”语调低沉舒缓，而且从未付诸实践过。他性格拘谨，不苟言笑，几十年来，我几乎未见父亲笑过，微笑尚且未有，况大笑乎。很多年前，母亲在里间比着一件便衣褂子给我剪衣服，我这个笨蛋问母亲：“便衣衣裳就是这么比着一个衣裳来剪啊？”母亲说是。我又问：“若是家里没有合适的来比着呢？”母亲说：“上邻舍家借一个来比着。”我说：“那世界上最早那个剪衣裳的人是咋剪的呢？”我这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使得在外间里的父亲笑了。但他这笑实在不能算作笑，给人的感觉是喉咙不适，发出了一点声音而已。这是父亲空前绝后的一次“笑”。父亲在照相录象时可就喜欢笑了。在他姥爷脊梁上画自行车的摩天，后来还真从事了美术工作。他常常在姥爷姥娘的生日宴会上搞拍摄，还常常做成挂历或台历。每次拍摄时，我都勒令父亲：“别笑！闭上嘴！！”可他总是不听。于是，每次拍摄的结果总是：父亲努力地张着嘴。他张嘴的目的是要笑，但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

五、头白鸳鸯失伴飞

二零零六年，母亲病得不能做饭。于是我每天早上给父母送早饭，中午和下午则是下班后先去给父母做饭，再回家做自己的饭。我身心疲惫不堪，骑不了自行车，坐车又不方便，只好步行，路程要半小时。一段时间后，我实在力不能支，就请父亲的朋友程老师劝我父亲做饭。程老师对我父亲说：“老孙啊，子女都很忙，你学着做饭，也是一种乐趣！”父亲于是上岗做饭。

父亲虽然自幼体弱，但他并不多病。每年体检，他百分之九十多的项目都合格，远胜于他的五个子女。他没有皱纹，面色红润，白发很少，七十多岁的人，看上去顶多六十岁。不像母亲，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封建思想浓厚的父亲，有时对他的做饭颇流露出委屈，认为他有工资退休后理应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常常邀功，说他做了三年的饭了。我就对他说：“俺娘做了六十年的饭了！她给你伺候两个老人，养育五个孩子。不是俺娘给你收揽着家，你能安心在外工作？你的工资有俺娘的一半，甚至是一多半！”他听了沉默不语。

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母亲病重，住院半个月，出院后情况仍旧不好，我们五家开始轮流昼夜值班，时间长达两年多。期间的情况是：值班者一进门，父亲立即拿起小交叉出门，到吃饭才回来，如同上下班一样。

母亲病情越来越重，以至于卧床，大有行将就木之态。一辈子不太关心人的父亲这时突然对老伴关心起来，他常常嘱咐我们好好喂饭，有时还监督我们喂饭。他常常亲自喂老伴吃西瓜并逼她多吃。他常常站在床边，俯首对老伴说：“你得活到九十！可得活到九十啊！”他怕孤独。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母亲去世。

母亲去世后，父亲害怕，我的两个弟弟就轮流值夜班陪伴他。

那段时间，我常常到街上观察父亲。他不再打麻将，只是和街友们坐在街上。

父亲告诉我小弟弟，那次下雨，白天他也不敢回家，到街友老韩家熬了两个小时。一向不爱串门子的他，竟也不怕打搅人。愁云惨雾，凄风苦雨啊！

一天傍晚，父亲竟然上了我家。我家距离他的住所步行五分钟路程，但多少年来他没走过闺女家。我儿媳热情地留他吃饭，慌忙到厨房去做肉丸子。可他坚决不吃，坐了一会就要走。我送他下楼，嘱咐他：“俺娘那间屋你别老是关着门，关着门反而更害怕。天快黑时你就拉开俺娘那间屋的灯。我不是给你门后头放了桃枝、门上挂了桃核了吗？桃枝桃核能辟邪！”他沉默不语。

一次，街友们都回家吃饭了，父亲还孤零零地在街上坐着。我走到他跟前，说：“家去吧！”他不动。他说他想轮流跟着两个儿子家。我说：“三个闺女家也可以轮。”父亲是极其封建的人，他说只跟着儿子家。他说每家三个月。我说：“不行！太长！一个星期轮流一次！他两家隔得又不远，有车，接送方便。当年你在村里给人家处理老人问题，不是还有五天轮一次的吗？”他说他一天三个馍馍，菜吃不了多少。他按他的饭量定了个交生活费的数目。我说：“不行！太少！你工资又不低，得多交点！”我指导他到了儿子家要多为年轻人着想：比如看电视，白天他们上了班，你尽管看，晚上你就别看了，早点上你卧室关门睡觉。早晨你一贯起得太早，不要弄出声音影响年轻人休息。”最后，我说：“我看你是不是考虑上敬老院，住儿子家不太合适。如果你两个儿媳妇不孝顺还好，扔给你点干粮就是。问题是她俩素质太高，太孝顺，是出了名的孝顺儿媳妇，又都有工作，桌上桌下的伺候你，她们太累！”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敬老院可以考虑考虑。几天后，我和弟弟带着父亲考察了几家敬老院，选定一家，给他报了名。

母亲烧了“五期”的第二天，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五，父亲住进了开发区敬老院。那年他八十一岁。这是一家官办敬老院，区里办的，不以赢利为目的，饭菜非常好。敬老院的领导是从镇政府选派去的，素质很高。父亲带到敬老院的东西比常人的多得多，挂衣架、挂钟、石英钟、电视机、影牒机，连小菜橱也带去了。他兴奋地说：“我待来这里安家了！”

在辗转了几家敬老院后，八十四岁的父亲要求回家。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我们从敬老院接父亲回来，我们五家又开始轮流昼夜值班照顾父亲。不管轮到谁值班，小弟弟每天都在傍晚到父亲那里一趟，给他整理床铺，换睡衣。

一次我去值班，开了门家中无人。我赶忙到街上去找，路遇他推了老年步行车往家走，昂首挺胸，步履稳健，车子上挂了块刚买的油饼。父亲的街友们说：“若是你们这些子女不孝顺，你爹满能自理。”确实如此。只是，在人生观上，父亲与我母亲截然不同：母亲是，只要自己能做的，就绝不麻烦人；父亲则是，自己能做的，由子女代劳，是幸福。

我干了几十年教师，职业病使我习惯于教育人，尽管我的家庭成员也没被我教育得多么出色。对父亲我也不例外。父亲的街友对我妹妹说：“你爹就是怕你大姐！”这话一点不假。

父亲每天除了上下午加起来两小时被值班者推到街上坐着外，其他时间就是在家里。看电视，他只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而且多是只看《红灯记》，每次十几分钟。我就逼他看好节目，比如电视剧《海棠依旧》，他坐得住了，很认真地看周总理病重、住院、逝世。我说：“伟大人物都不容易，甭说咱这些民士小人。你身体不疼不痒，你得知足！”

我爱看书，就经常逼父亲看书，比如《老干部之家》。我小弟弟给他印了大字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他基本不看，只在我值班时躺在床上拿了书遮了脸。我夺过他手中的书，揭露道：“别装样了！你又没看！！”

父亲寂寞了就躺在床上按手机，常常弄出声音影响我休息。我就呼呼地走到他床前，夺过手机。他则连连说：“我不按了！我不按了！”

父亲戴手表的左胳膊上经常有淤血斑块，手背上也经常有。我说这是手表导致血脉流通不畅，劝他不必戴手表。我值班时他就不戴手表。偶尔戴了，见我进门，他就赶忙摘下来。

父亲的挂钟老是打错点，三点打八下，六点打十一下，总之是多打五下，不光影响值班者休息，夜间恐怕也影响上下邻。我值班时我就把挂钟弄停。长了，只要是我值班，他就先行把挂钟弄停。

父亲惯于每枝烟抽几口就扔进烟灰缸，我就收集起来，装进他的烟盒，逼他重新抽掉。其他值班者认为我这是太苛求于人，我说：“老年人也需要出产！不能溺爱！”现在，他每枝烟都抽得很到位。有时，值班者还没到，父亲就坐在门口边等边抽烟，把烟把扔在楼梯上。我捡起烟把，对他说：“一个烟把罚五块钱！”自此他就不大敢再扔。

在室内，我不让父亲推着老年步行车走，因为他拄拐棍就走得很好。有时，我看见他拐棍也不拄，只是把拐棍提在手里，走起来腿脚麻利，虽然姿势不太好看。出去玩，我一般也不用轮椅推他，我让他自己推着老年步行车走。

麻将是父亲一生的唯一爱好。一到街上，看见麻将桌，他就要求参加，麻友们也客气地邀请他。但我不批准。他于是要求坐在桌边看人家打，我也不允许，因为他总是张着的嘴常常是垂涎三尺，不卫生不雅观。

有时我让父亲自己整理床铺：他在我的指导下叠被子、整理皱折的褥单、摆正斜放的枕头。被子叠得不规则，但我竖起大拇指表扬他。他左半身只是稍稍有点中风而已，他在脸盆涮毛巾时，左手也相当灵活。掉在地上的东西，我让他自己拾，他能弯腰拾起来，而且是用左手。我的心狠肯定会使父亲认为我最不孝顺，但我宁肯背负这罪名。当年，大妹妹提议我们不要喂母亲吃饭，让她自己吃。我们嫌母亲吃得慢，没有听。久而久之，母亲的手就拿不住匙子了。身体功能用进废退，老年人尤其如此。

父亲一生爱吃肉，他认为肉才是好东西。晚年他猪头肉几乎每天必吃，他的主食则是几乎每天必吃的肉蒸包。我说：“饮食比例应该是：‘一口肉，两口饭，三口水果，四口菜。’人是草食动物，要多吃蔬菜水果。”很早以前，我给他送去个烧鸡，他就拖了长腔说：“我不吃烧鸡，不吃芫荽菜，不吃无鳞鱼。”其实他“有鳞鱼”也不吃。我说：“‘穷吃肉，富吃鱼。’鱼有营养，能帮助消化。”他不爱吃豆腐，我说：“养生专家说：‘人不可一日无豆。’我爷爷天天吃豆腐，活到九十。”他不爱喝小米粥，我说：“小米有营养，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吃的就是小米。”他不爱喝玉米粥，我说：“养生专家说：‘玉米是皇冠上的明珠。’北方人就得多吃玉米。”他不爱喝绿豆汤，我说：“绿豆汤能败火。”他不爱吃煎饼，我说：“煎饼一块钱一个，馒头五毛钱一个；白面馒头五毛钱一个，黑面馒头六毛钱一个。你想想是啥原因？”有时我拿个煎饼卷上一包菜，故意在他面前吃，他就说：“你也给我卷上个煎饼吧。”在穿衣上，我说：“挑着纯棉的穿。化纤的多少年不烂，洗了接着就干，这还叫衣裳？”我这些话都是写在小纸片上书面和父亲交流的，因为他耳朵有点背。

父亲最愿意我大弟弟值班，上午推他上饭店，下午推他上动物园。他成了颇受“兴隆饭店”欢迎的常客。轮椅一到饭店门口，服务员就蜂拥而至，或抬轮椅，或搀扶顾客。饭店破例为他十点以前就上菜上水饺。

八十七岁的父亲现在是什么也管理不了了。职业病使他喜欢数钱，但他管理不了钱了；职业病使他喜欢保管物品，但他保管不了物品了。他唯一保管得了的是手表、手机、手电筒和妹妹给他缝的那个小小的黑布包。他的小布包不离手。用轮椅推他出去玩时，他就把小布包挂在轮椅上。在家里，他拄了拐棍或推了老年步行车这间那间地走时，小布包就挂在拐棍和车子上。他的小布包常常被我们清理，因为里面常常是三串旧钥匙，五六盒烟，打火机最多达到七个。他有事没事地就给手机和手电筒充电，哪怕电量满满的。我把他这些举动斥之为贪婪。后来想：世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即使是恶习、病态。他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最后缩小到这几样东西，他如何能撒手呢？

每次值班走到父亲楼下，我都提醒自己：“不要心焦他！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他能自己吃饭，能解决二便问题，就不错了！”值班时，我常常望着父亲，自言自语道：“可怜的人！”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里的这句话，我值班时一天不知要自语几遍。我还常常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几句：“我的命运还不如你！其实世上人人都是可怜的，只不过可怜的内容不同。”

我的小儿子摩天，常常带了妻子儿子来看他姥爷。每次父亲都说：“你断不了来看我，我花你的钱最多。”我说：“他从小是你看起来的，花钱还不是应该！”摩天给他买的“景德东”糕点，他认定是从博山买的。我说：“现在不是你当年了，‘景德东’哪里也有。”他不信。父亲常常吃到世界各地的食品，首都的，澳大利亚的，美国的。

父亲不愿意他的后代们走远。当年，他的孙女要到美国读书，他说：“不能去啊！美国是帝国主义，他发动朝鲜战争！”他的孙子要到英国做博士后，他说：“去干啥？出去两眼乌黑，说话又听不懂！”我说：“你的孙子能用英语做学术报告。”他不以为然，由衷地说：“一个个不长出息！”然而，父亲是左右不了后代的。他的三个外甥女，两个在北京，一个在澳大利亚。他的小外甥要调往济南，他不支持，以至于瞒了他很长时间。现在，就剩他的大外甥在故乡了。近年，我两个妹妹和大弟媳经常外出看孩子。我告诉父亲：‘再过几年，他们就都走远了，就光剩下你我和你大外甥了。”他说：“淄川就不孬！！”

三年前，父亲定了个计划——活到九十，我爷爷的年龄。他说：“共产党还该我三十万块钱。”他月工资四千多，一年五万多，他算得不错。

大弟弟认为：父亲活到九十没问题，而且很可能超过我爷爷。我很以为然。因为，父亲一辈子在大事上没大操心。我们这个大家庭，过去是爷爷奶奶操心，后来是我们姐弟们操心，父亲基本上是养尊处优。而且，说心大也罢，说冷漠也罢，父亲不太挂牵人。这样的人如何不长寿呢？

愿父亲实现他的长寿计划并超额完成他的长寿计划！

2018年9月于静虚庵

附：父亲简历：

7至12岁本村上私塾。

12岁务农。

18岁博山区焦庄高小上学。

19岁淄博专区第一速成师范一年。

1953年磁村供销社，工资18元。

1976年入党。

1980年退休，工资45.18元。

历任股长、主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