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麦的年代

                王德虎：拾麦的年代

      现在的学生基本上和麦地无缘，因为从种麦到收麦几乎全是机械化操作，收割机收过去的麦茬又高又扎不好拾，有的人也不在乎那几穗遗麦，还有的人急着回茬复播玉米等秋收作物，拾麦竟成了很稀罕的事情。割麦、碾卖、扇麦等复杂的劳动可能他们再也不会有了，但当年我们在学校每一年的拾麦劳动印象太深了，那几乎是我们学生一年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东孝原，是山西省万荣县通化公社（现在称为镇）的一个模范乡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村里还没有一个象样的学校，记的大哥二哥先在村里舞台后的一家旧房子里上课，有时还在祠堂里临时上课，当时没有课桌，学生都坐在自己的小凳上听课，把石板放在腿上用石笔写字。随后大队在村东地里建了两三排教室和一个教师食堂，我上学前班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新学校投入使用，当时学校一圈没有围墙，周围都是麦地、菜地、桐树等，但那时只要是学生，收麦时节都必须按照学校的规定去拾麦。

       我6周岁上学前班，教我们的是本村的赵俊芬老师，她讲课仔细认真，要求很严，从“毛主席万岁”到“1、2、3、4、5……”都一笔一划一口一句地让我们顺利度过了启蒙期。到收麦时大哥大姐们都归各生产队统一拾麦，而我们学前班则由赵俊芬老师带领按学校和生产队的要求，在大哥大姐们拾过后的麦地重复拾一次，每人提一个小筐拾满后倒入指定的地方，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报酬。

       升到一年级后就算正规学生了，由本村的杨印莲老师教我们，她讲课有一个特点：很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气氛很活跃，善于表扬鼓励学生，我们班的成绩几乎老是全联区第一名。收麦时我们就和大哥大姐们一样到自己的生产队由指定老师统一带领拾麦。大哥大姐每次拾四五行，我们小年级拾两三行，每天早上按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集合，拾一天记一成工分，相当于大人干一天的十分之一，但我们干活挺积极，都想当模范，那时当模范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就和考了第一第二有差不多的心情。

       在生产队拾麦二三十天，收麦大约就结束了，但开学后并不上课，而是每人在家带一个筐和一把剪刀去拾麦，三年级以上没有老师带领随便去拾，拾的麦用剪刀剪掉麦杆后麦穗装进筐子里，快吃饭时回到学校过称，一斤二分钱。当时村里麦地已经拾完，我们低年级还由班主任带领去拾，被人拾过的地几乎拾不到多少麦穗、就当玩耍，只是当时国家号召颗粒归仓，不能浪费粮食而采取的一种行动。拾上十天左右一个人能挣三五毛钱，有的能挣一两块钱，大哥大姐有的挣四五块钱，我们真的很羡慕，可就是自己拾不到那么多麦，村里地那么多，都被拾过了，就是胡乱跑，也不知道遗麦哪里多哪里少，跑对了就多拾点。大哥大姐们有时跑到和外村交界处，甚至跑到外村地里拾。记得我在后来五年级的时候，在邻村（西张村）地里碰到过一片麦多的地，我一连拾了好几天都不敢告诉其它人，哈哈哈，怕暴露目标被人抢了。

       每年这个时候的拾麦我们也最高兴，没有学习的压力，还能玩、还能挣几毛钱，开心！随后每一年拾麦穗一斤加二分钱，直到小学毕业。有的同学拾了半筐麦为了加重份量，往里加点水，加个小砖头土块，过称时被老师发现还要扣一二斤，算是惩罚、白劳动。

       记得那时我们学校还有个校办工厂（浆糊厂），平时我们还到浆糊厂干点义务工，但一到收麦厂子全停了，学校的任何活动都要停，都为全民收麦，因为这时期最怕下雨，为了抢时间所以叫龙口夺食。

       我三年级的时候校长换成本村赵文生老师，他治校有方，要求严格，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不仅圈了校围墙安了校门，还搞了校园绿化，体育器材、理化器材等，升国旗唱国歌也很正规化。他任校长时也组织过几次拾麦，拾一斤麦从三分逐渐长到一毛。也是我们那个拾麦年代工资最高的档次。

       自从村里土地单干下放以后，麦地变成了私人经营，学校组织学生拾麦受到了阻碍，以后除了给自家地里拾麦学校就再没有去组织，拾麦的历史也就变成了我们永远沉封的记忆。东孝原学校也成了我们记忆中的摇篮。虽然我们现在经济富裕了、不需要再去为拾麦而费神费力了，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个缺粮少吃的年代，不要忘记苦尽才有甘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珍惜美好的现在。

               2017年6月7日   写于北京

      王德虎，山西万荣县通化镇东孝原村，1968年生，网名：潇洒的风，爱好书法与写作，陶冶性情，感悟人生。随笔作品有：《母亲的背影》《老屋印象》《舞台人生》《父子之间》《烈火焚烧话水泥》《修地的启示》《家》《王勃文韵》等三十多篇文章发表于杂志和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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