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18）

2009年12月25日

      1980年秋天的记忆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应该是这所乡村小学中所有人的记忆，虽然他们或已遗忘。

        那年，我八岁，不懂悲秋。当我今天小心翼翼拼接这个秋天的画面时，我发现竟然如同一个孩子随意涂抹在油画布上的油彩，没有主题，却色彩斑斓。

        我的记忆中没有西风落木，雁阵惊寒，倒是有漫山遍野的金黄。在我书写这一节文字的时候，我不能够确定，是童年固有纯真与美好的渲染，还是现时我头脑中的恣意想象让我深深刻下关于这个秋天的所有印象，就连一些那时的伤害都找到了最富有宽容精神的解释，如同那抹山冈上的金黄炫耀着它的美丽。

        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依然想念住在小镇的母亲和弟弟却也无可奈何，儿童的痛苦如潮水般的退却，我学会了接受现实，除了在刚开学那几天掰了指头算着放假的日子然后觉得太漫长而放弃了这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外，我实在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活，即便有，也是短暂的。我已经熟悉和适应了替代生病的潘老师教我们的徐天美老师，一个端庄的女人，充满母爱与仁慈，她的女儿和儿子和我成了玩伴。当初修建教学楼时的工棚已经拆除，场地被平整成了操场，打上了三合土地面，而那些校园里的苦楝树被保留了下来，随着苦楝树保留下来的是上面的鸟窝，在童年里折腾动物或者毁坏那些不属于人类的小精灵的居所往往被看作童趣，偶尔几声谴责也显得微不足道，仰望着那些比我大的孩子背着老师偷偷地爬上树“野蛮拆迁”，紧张的眼神中流露出对勇敢行为最纯朴的崇敬。直到梁老师在初中部念书的小儿子有一天爬上树掏鸟窝摔了下来手臂折了后，我们才开始敬畏起来。和我同班的公社刘书记的大少爷待我时好时坏，却也乐意我做个忠实的跟班。他常常用弹弓打那些停留在校园围墙外桑树屈曲枝桠上的麻雀，一打一个准，打来后拔了毛裹上笋壳烧熟，很香，跟班的好处是可以分享美味，条件是把作业拿给他抄。虽然被徐老师没收过好几次弹弓，可制造一个弹弓显然花不了他什么精力，他不缺这个的。直到我被姨爹警告不跟他玩，在姨爹眼里，刘公子显然不是一只好鸟，而这小衙内似乎也很忌惮姨爹，倒也没敢怎样欺负我。

        日子就这么流淌着，没有对未来的忧虑。早前在学校背后悬崖边我种下的喜树经过了一个夏天之后明显长高了一些，不时偷偷跑去和它比一比。我悄悄把从姨妈橱柜里偷来的大蒜埋在树根的周围，不久也长出了绿绿的蒜苗，我欣喜不已，为了蒜苗的健康成长，我甚至主动揽下了替姨爹倒夜壶的活儿，倒掉一半尿尿然后冲上水——听同学说浓度太大会烧死蒜苗——去浇灌那些绿油油的精灵。姨爹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除了让我注意别摔到悬崖下去外并没有制止我这简单的快乐。

        新教学楼修好后学校重新砌了围墙，在崖边留了一道小门，供老师们到崖下井里取水通行。崖下对我有着不一般的诱惑，我和表哥放学后常常自告奋勇去取水，便能够正大光明地下到崖下顺便玩上一会，最后抬回半桶水来，往往能够获得姨爹的夸奖，而心里既紧张又兴奋，惟恐被发现秘密。在秋色还未褪尽的时候，学校用上了自来水，学校的老师们很高兴，我却有淡淡的失落，那道通往崖下的门被锁上了，渐渐的有了锈迹斑斑。

        一些悄然的变化值得记忆。一条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竣工了，很快我看到了在城里才能看到的大卡车——那个叫黎道国的退伍军人竟然买回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轰隆隆地在公路上炫耀。公社还替他修了一个简易的车库，其实就是学校外面的一块空地砌上了一些石头。放学后我们会围着卡车指指点点，爬上车门边上的踏板，或是趁着没人攀进车厢里玩，但很多时候车库里是空空的，我就望了马路尽头，期待着远处会有轰鸣声传来。

        不起眼的小街上忽然冒出了一家小饭馆，卖豆花和面条，也卖白面馒头和炸麻花。开张那天很热闹，但生意很快萧条，偶尔有几个来公社办事的人中午会在那里吃上一碗小面，就着一点烧酒。无论我怎么馋涎欲滴，也只能远远望着，那时的孩子是没有零花钱的，严厉的大姨爹也从来不会知道我这欲望。家里大多数时候是姨妈做饭，每个月姨妈要出差两天去区里领学校老师的工资，我们就在学校伙食团吃饭。在姨爹眼里，去馆子吃饭是奢侈的行为，即使那馆子连现在一个小吃店都算不上。当然也有例外，遇到姨妈出差而恰好又停水，便有了下馆子的机会，但固执的姨爹也仅仅是让表姐去那个小馆子把食物买回来而不是像那些乡农那样悠闲地坐在馆子里豆花小面下酒，姨爹认为在那里吃饭实在是有损形象。记忆中这样的机会实在寥寥，而且无论我怎么希望能够在这个具有开拓性的饭馆里吃上一顿，比起姨妈每月出差两天这个可怕的事实来，我都觉得我宁可永远不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姨妈出差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痛苦的记忆，这与大表姐有关，虽然我现在能够理解当时大表姐的做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那曾经给我带来过恐惧与不安，我将在随后怀着宽容与理性来叙述。

        不久，学校有了一台黑白电视和一台三洋卡式录音机，我和伙伴们有理由欢呼雀跃，虽然那台电视机比我母亲用来营业的那台要小得多，但毕竟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了新的乐趣。然而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太拥挤，而我坐前面也看不清楚屏幕上的图像，这让我失望而且悲哀。

        我不觉得学习有什么困难，除了依然看不见黑板上的板书外，我没有感觉到和胡玲有什么差距。胡玲是村小王德坤老师（就是前面章节中我提到过的在师范校教民师时那位老学生）的女儿，从五年级留级下来。她的爸爸去世了，妈妈没法照顾她，就到完小来念书，由她的姑妈照料。她年龄大些，成绩也好，就当了班长，像个二老师，我为此悄悄嫉妒了好久。让我开心的是，徐天美老师经常夸奖我知识面广，在学校里，我是不缺少赞美的，姨爹通常会“敲打”我让我别骄傲，唯有对老师夸赞我知识面广这一点似乎很认同，或许在他的眼里，我一直就是那个两年前坐在公社社员大会主席台的桌上从容镇定给社员们讲“武松打虎”的孩子。

        我至今依然认为小时候在皂角小学那样的环境中，文化娱乐的贫乏和儿童的天然好奇心再加上我本来的视力缺陷，所有的现成条件造成我更多地通过阅读成人读物来了解这个世界，恰好促成了一个宿命似的良好习惯——喜欢阅读。我成为班上最优秀的表达者，像个小大人似的说话，常让老师忍俊不禁。在每天《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以及姨爹藏书的熏陶下我感知着这个世界，并能够及时得到姨爹耐心的讲解。这有没有引起表哥的嫉妒我现在无法证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表哥确实存在学习困难，而姨爹似乎在无意识对比中愈发对表哥感到厌恶，他挨打的次数变得频繁，而表姐对我的迁怒或许正在心里暗暗滋长。

        对表姐我是心怀感激的，尽管她有着不一般的严厉，甚至有时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当若干年后她委婉地承认当年因为心情的缘故而对我并不显得亲厚时，我以及所有的亲人都仅仅把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作为笑谈，而至今我依然和她以及她的婆家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这更多源于对表姐夫人品的尊重以及表姐夫的家人曾经无私待我的胸怀所给予我的永久的感动。我甚至钦佩表姐的直爽——她曾经在我大学毕业后的若干次春节家族团聚时提到我当年的顽皮和大姨爹对我的特别赞赏，并毫不隐晦地叙述当年我的种种令她不快的行经；她从未否认过我聪明，但总会补上一句“特别会玩”。她见过我大学的女友并表示了由衷的满意。当我在毕业一年后失去那场自以为是的爱情时，她对痛不欲生的我撒下一把椒盐——嘲讽而丝毫没有顾及到对我的伤害，我竟然没有因为她的刻薄言语和她翻脸，而几乎就在同时期因为同样的情节，我却和另一位给予过我无数关怀的长辈（就是那个曹婆婆一直不肯原谅的、当年见到我在她的冰棍箱旁边玩耍却不敢相认、在我念大一时终于和我们一家相认了并对我念大学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的五姑）立刻翻脸，摔坏了她家的房门并发誓不再踏入她家，仅仅是她斥骂我丢了罗家的脸，这实在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或许是因为几年的小学生活，我已经不自觉地融入到姨妈一家的生活氛围中，和表姐表哥产生了更为深厚的亲情的缘故罢。

        这样的回忆是漫长的，倘若儿子将来能够认真地读完，能够从中看到悟出一些道理，那将是对我最好的酬答。

        还是让我回到1980年的深秋吧，这个秋天除了丰收的美丽景象外还有我超凡脱俗的顽劣。

        我超越同龄孩子的文字表达能力让大姨爹欣喜不已，他毫不吝啬对我的赞赏。特别是当我在这年初秋学校组织游览了北温泉后写下一篇长达八百字的游记后，这种赞赏达到了顶峰，这篇今天看来应该是十分幼稚的文章被大姨爹拿到他任教的初中班去当做范文念，我甚至能够在头脑里勾勒大姨爹在讲台上激情念读的模样。毕竟是孩子心性，或许我在那时已经不自觉地感到骄傲而开始倚仗姨爹的宠爱变得嚣张，总之，大表姐私下表达了她的不满，那时她已经来学校代课，为顶替即将退休的姨爹做准备。我现在无法去推测或者证实当初表姐是否向姨爹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但我感到我开始惧怕表姐的眼神，甚至有意陪着小心，在她面前做出讨好的样子。特别是在姨妈出差的日子，由于姨爹从来是单独住在学校最僻静的那间小屋的，他肺部有病，不让我跟着他睡觉。正因为这样，姨妈出差那两天时间我得由表姐带着睡觉，我担心她掐我骂我，害怕她的眼神，只得夹紧了尾巴，小心翼翼地说话，吃饭也吃得飞快，让干啥就干啥显得十分听话。事实上，她倒很少利用这个机会打骂我，我只不过是有点做贼心虚罢了。渐渐地，表姐似乎发现了我的阳奉阴违，因为一旦姨妈回来，我便开始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得意，甚至刁刁地告上一状。估计这让表姐十分窝火，而我也没有考虑到下个月还得有两天时间“苦日子”。在今天，这几乎成为家族中了解这段历史的亲友中一个津津有味的话题。不久，姨爹和姨妈都感觉到了，姨爹并没有指责谁，或许他心里很清楚，我从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而表姐似乎也并没有记恨我的意思，毕竟她已经是成人。惟独苦了表哥，在对比中他的懒惰和不用功被放大了，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公允地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对表哥充满同情，我不止一次在他挨打时去拦住姨爹，姨妈和表姐是不敢上前拦阻的。但我也知道，在当时表姐和表哥心里，这些帐恐怕都应该算在我头上的。

        表哥是姨爹家庭教育中一大败笔，我虽然敬重姨爹却始终对他的棍棒教育不认同。我认为这导致了表哥精神的挫伤和行为的叛逆，固执与偏狭成为了表哥一生的性格缺陷。表哥的智力不够优秀是事实，但绝对是个老实人，姨爹对他的期望或许是在心底的，然而逐渐变成失望，那是因为表哥不可能按照姨爹设想的路去走。

        我感觉自己在大表姐面前像极了一只仓皇的老鼠，尽可能地规避着某些在儿童眼里看上去的危险，我甚至开始学会隐瞒一些事情的真相。很多年以后，在太和小镇，我为大姨爹家换灯泡，不小心被漏电的灯泡笼头的电流击得一个趔趄，看着他们惊慌的样子，我说出了小时候在皂角的一个秘密。表哥差点被电死，因为他用钉子捅进灯泡笼头里想看看电有多厉害。我当时也在旁边，看着他不停抖动，急了就用一根凳子打在他身上才把他弹开，后来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知道，那是了不得的大事。但有些事我不会隐瞒，而且我记忆深刻。在我与表姐玩猫捉老鼠似的“游戏”过程中，我被冤冤地揍过，不过，我在写这些文字时依然认为，表姐揍我是源自当年她恶劣的心境而不是对我分享了他们父爱的刻意报复，所以这些并不影响我对表姐的尊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有着很好的感情。

        在记忆中表姐对我暗地里的恐吓不计其数，但真正艺术地揍我只有一次。也就在接下来的冬天，一个周一早上她从城里带我回皂角，由于她自己起床晚了错过班船，只好带着我走路回学校。可我偏偏吃坏了肚子，这实在是个羞于言说的事。走着走着我大便失禁了，这下可了不得，天冷，裤裆里冰凉，我走得极慢，这让表姐十分恼火，边打边骂推搡着我走路，不时踢我屁股蛋子。那一刻，我是悲伤到极点，特别想家，想妈妈和弟弟。尽管后来姨妈姨爹知道了这事，但大便失禁这样天大的错误让我只好听凭表姐叙述我的不是。这次经历我后来告诉了曹婆婆，老人很生气，谴责了表姐的做法，甚至告诉了我的母亲，建议把我接回小镇，我知道，母亲那次是心疼了，有了接我回去的心思。

        几年后，我便知道了表姐当时的心境，因为那时她的爱情正面临着棒打鸳鸯的危险。而至今家族的人能够看到的事实是，这是一场值得尊重和敬佩的爱情，最后连当初最执着的反对者也在心里充满理性的赞叹。所以，虽然冤枉挨揍，但在后来我似乎很惬意地觉得能够在那时成为表姐的撒气包应该是我对表姐美满婚姻不知不觉的贡献，于是，这件本来在心里留下阴影的尴尬事再一次成为了兄弟姐妹们聚会时的笑谈。

        冬天来临了，校园里传来孩子们琅琅书声：

        “咕噜噜，咕噜噜，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桑娜说：‘寡妇的日子真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