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纽约时报》佛教僧团正在改变中国？

亦或是中国正在改变它？

星云法师塑像，他是宜兴佛光山佛教组织领袖。

中国宜兴——她大部分的生活里，沈颖（英译）对她身边的世界感到失望。她看到这个长江流域的小城经济快速发展，她也在此地的中产阶层里站稳了脚跟，在这一带的商场里开了一个便利店，虽然生意还不算很好。

她担心如果她不卖酒、不卖吃食、不给当地官员付保护费，小店可能开不下去。食品安全的丑闻屡屡爆出，曾经还算有声誉的公司却卖污染的婴儿配方奶粉，令她十分难过。她回忆起父亲灌输给她的价值观——诚实，节俭，公正——但她说，这些看起来在当今的中国没法生存。

她说：“对于社会上的不诚信，就是会产生深深的失望。”

然而，五年前，来自台湾佛光山的佛教组织，开始在她生活的城市，宜兴的郊外建寺院，她开始参加了一些会议并也开始学习一些经文——这些，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和丈夫，一位成功的商人，开始过简朴的生活。他们放弃奢侈品，把钱用来捐给贫穷的孩子。去年寺院开放前，她离开了自己的便利店，在寺院旁建了一个茶铺，收入完全用于慈善。

在中国，数以百万像沈女士这样的人参与到有信仰的组织，就像佛光山。他们的目标就是去弥补因为过去一个世纪传统价值观受到打击而形成的道德缺失，尤其是，在某些方面能欣然接受资本主义的形式。

许多人想改变这个社会——让它变得更加慈悲，更具国民性，更加公正。但不似持不同政见者及其他被压制的活动，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虔诚，为政府努力工作而不是反对。对于大部分的这些事情，权利当局没有去管。

香客和尼师们在去年秋天国庆节的队列里。

佛光山可能是这些组织中最成功的，自从十多年前进入中国，它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了文化中心和图书馆，并分发了数百万册通过国家出版社印制的书籍。而政府对其他许多国外的宗教组织管控是很严的，佛光山却香火旺盛，这传递了一个有力的信息，个人的慈善行为可以重塑中国。

在妥协中，还是这样做了。中国政府对于精神活动是小心翼翼的，他并没有去控制——佛光山是一个例子——明令禁止的是宗教参杂了政治。他让佛光山淡化改变社会的信息，甚至是宗教的内容，而注重宣传传统文化的知识和价值观。

这个方法赢得了最高层面的支持，国家领导也是支持者之一。但它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仍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能改变中国吗？

避开政治

佛光山是由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宗教人物，受人尊敬的星云法师创建的，我去年在宜兴的寺院见到他，那个明亮的房间里挂满了他的书法和中国高级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他的照片。他穿着金色法衣（大袍），光头下有着浓密的眉毛和略显调皮的嘴唇。

法师已经89岁了，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身边的尼僧时常必须重复我的问题他才能听见。但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他敏捷地避开我的问题，关于中国当权者对此的反感。我问他希望怎样去完成弘扬佛法——因在中国并未认为是合法，他的眉毛拱起来，显出自嘲的愉快。

“我不想宣传佛法！”他说，“我只想宣传中国的文化来净化人性。”

对于共产党，他的表态毫不含糊：“我们佛教徒支持任何的执政党，佛教徒不参与政治。”

但星云法师的大部分人生却并非如此。他1927年出生于扬州东部的小城，他十岁时和母亲寻找父亲的途中进入了一间寺院，父亲在日军入侵时离家了。

由此，他受到人间佛法的影响，那是一个为了拯救中国的精神复兴，它的主张是世间的，而非出世间的。它也鼓励宗教人士关注生活本身，敦促信众们通过公平和慈悲来帮助社会的改变。

离开共产革命，星云法师于1967年在台湾创建了佛光山，位于高雄南面。他所寻求的是让佛法更加进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佛法不再是守旧的印象，而是拥抱大众市场的策略。在体育场，他的演讲比葛理翰（Billy Graham）拥有更多的单手掌声。他建立的多媒体主题公园，用机器的插口展示佛教圣徒的立体模型。

这个方法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力，今日也引入中国大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担心其丢弃传统价值观而奔向现代化。佛光山让部分大众欣然接受宗教生活。许多学者称它也帮助了台湾发展自治打下了基础，这个发展是通过培养政治文化之承诺平等、国民性和社会进程而促进生机勃勃的民主。

佛光山发展快速，在大学建设中花费了十多亿台币，建社区公共大学、幼儿园、公共设施、新闻日报和一个电视台。现有一千多位僧尼，在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有超过一百万的信众，包括在美国。

宜兴大觉寺前学习祈祷，佛光山集团花了一亿五千多万元建造了大觉寺及相关设施。

政府支持

但在中国，佛光山减少了一系列的活动，因为政府一开始觉得有怀疑。1989年，其洛杉矶分部接受了天安门事件后逃离的政府官员，于是星云法师被禁止入境中国。

然而，十多年以后，北京对星云法师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和他同一辈人出生在大陆后去了台湾的一样，他拥护两岸统一——这点对共产党领导来讲，是有优先的。

2003年，星云法师被允许访问故里扬州。他出资建了一个图书馆，紧接着几年里，这个占地一百亩的图书馆拥有2，000，000多册图书，包括100，000多卷佛经。这个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

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宣传传统的中国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是“中华民族新生”的一部分内容，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大，领导人自2012年以来四次接见了星云法师，并告诉他：“法师给我的书我都读了。”

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管控还是严格的，却允许佛光山在四个城市设立文化中心，包括北京和上海。这个组织里的学生包括政府官员，他们穿上灰色的短袍（居士服）和裤子，有几天过着像尼僧们一样的生活，他们背诵佛经，也学习星云法师的哲学。

但不同于在台湾，民族危难时刻举行一些特殊的活动，佛光山在中国是避开政治的，它不提及民运，也从不批评政党。

“我们把宗教作为辅助，但会向社会介绍佛陀的思想，”扬州图书馆的负责人妙缘（音译）法师如是说，她把佛光山的活动称为“文化交流。”

“大陆秉承古代帝王的意识形态——你只能在他的管理下运作”，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教授詹惠卿（音译），她在此学习佛法。“佛光山在大陆无法自己管理。”

尼师们在大觉寺的课上正在练唱赞。

这样它的影响力就受限了，但中国人表示理解一党专制的现实。

“它当然不能推进社会服务，并创立协会，”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胡佳（音译）这样说，他也是一个佛教徒，“政府不允许，佛光山只能妥协，但仍能推动佛教思想。”

道德标准

仿佛是刻成两片竹林茂盛的山谷，寺院在宜兴的外围，有长长的巨幅雕刻画卷，描述佛陀的故事，有15层高的佛塔及巨大的68000平方尺的礼拜会堂。

自2006年开始建造以来，佛光山在大觉寺的设施上花费了一亿五千多万元，在山坡旁，砍掉了树木，要建造一座新的讲堂和观音的金色神龛，在那儿，佛光山集团计划以一个可移动的、可讲话的三维全息神像为主题。

不像其他的中国寺院，它禁止商贩和算命的，它也不收取门票。这里的气氛是肃穆庄严的，这里有很多的阅览室，提供书籍和报纸，也有地方练习书法和喝茶。很多宜兴赶来的参观者慕名来此听讲，用膳，话友情。

去年秋天，佛光山欢迎了2000多名朝圣者来寺院庆祝中国的国庆，在长长的下午时间段里，他们沿路走上寺院，以缓慢的威仪的进程：三步一磕头，三步一磕头，一刻不停地，大约持续两个小时。

国庆节去大觉寺的队列，这个过程约两个小时。

沈女士说，自她接手了这个茶铺以来，也是很难理解什么才是好的佛教徒的意义。起先，她承认为建寺院赚更多的钱，她用低端的烹饪油。

但她丈夫不同意，中国到处都充斥着饭店用不安全的廉价品的丑闻，他主张，好的佛教徒应该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

“这使我意识到信仰给你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沈女士告诉我，“信仰让你待人如同待己。”

很多信众说，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干净、平等的社会，并且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社会。

杨建伟（音译），是一位44岁的厨房用品出口商，他非常拥护佛光山的到来，他说他不再参加狂喝滥饮的晚宴，尽管饮宴被认为是在中国做生意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说：“我明白这样做的话会失去一些生意，但却是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种唯心主义也是为什么当权者会支持佛光山的原因，一位帮助佛光山集团寻找新的土地建新寺院的官员金新华（音译）这样说。

“通过它的工作，佛光山正在帮助大众，”他说，“当今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事情。”

一位尼师正在打鼓，宣告寺院早课开始。

译者注：《纽约时报》记者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佛教在中国这几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结合了真实的人物以及采访，并写出报道。尽管我们也许不能全信，但仍能看出作者平实的文笔告诉我们当今社会信佛这件事情，有着它积极的社会意义。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都不能忽略了信仰的力量，因为它是心的力量。我们读到这篇文章，也无论你信或者不信，你研究佛学经典律论还是学佛的信、愿、行，都不要忘记生活里点滴的隐恶扬善，从自身做起，改变自己，只有每个人自己变好了，社会才会慢慢变好。感谢您花时间阅读，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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