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光 | 资料馆记事（12）

这一系列文章是2010年—2013年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念研究生期间写作的，以记录资料馆的电影学习与生活。

电影的光如何渗进我的骨头里，这里都有一点记录。

2011.12.21 

■资料馆11级同学们做的“新档案计划”，每周邀请一位独立电影或纪录片制作者来与同学们交流。一个多月间，我参加了三回。第一回是11月6日徐童导演放映《老唐头》，这部片的好看，几乎全在于老唐头本身的有趣，而导演最大的功力是将自己隐没到这个老人的生活里，以摄像机做舟，载负了老人的记忆出来带给观众看。

第二回是12月10日王超导演来放映《天国》，这是普遍被诟病的一部作品，大约是影片过于放弃精致感，使之全然不像电影，而更像未剪裁的材料。然而换一种观看的方式，我却于其中掘出一些好处。

第三回是12月17日J.P. Sniadecki来放《外来零件》，这部纪录片关注美国皇后区一片废旧汽车处理厂与修理商店聚集区，这块地界道路失修，脏乱不堪，一下雨处处是泥水坑，其中聚居大量非法移民，政府打算将之拆迁，然当地居民起来与政府做了艰难的谈判，片中呈现的美国底层的生活景象，竟与国中有几分相像。

这些做独立电影或纪录片的创作者，通常影片提出尖锐的问题，但在映后讨论的现场，他们本人都显出温和而谦逊的一面。这大约是他们的感性与理性在处世与创作中的调和吧。

■11月11日，与伟峰同学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听俄罗斯钢琴师亚历山大·帕雷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演奏会。这是连续三天的“完全莫扎特”系列的第二场，当日弹了六首，两个多小时下来，即便一向不沉重的莫扎特，也听得我神经紧绷。况且帕雷现场弹的莫扎特，钢筋迅疾，常完全抛却莫扎特的宁静与甜蜜，竟把一种艰涩与韧性从钢琴上呼唤起来，有时甚至显得粗糙。我有些不知所措于这北京冬日的莫扎特，却叫我对古典乐的深渊有新理解——那些作曲家本身只是魔术的原理，而演奏者必要有魔术师的技巧才能造出不同格调的幻境。这体会大约还需要长久的时日慢慢去酝酿。

■11月20日清晨，与同学去潘家园淘旧书，潘家园的书市里，许多是并不懂书的旧书收购商，他们将收来的许多书统统摊到地上，两、三元一册这样贩卖，倘有好眼力，便能从几近废纸堆的破旧书刊中淘到宝贝。亦常有精明的书贩子早早来到市场，几百块将某个摊位的书悉数收走。也有十分懂书的书商，摊子上齐齐整整摆放了少见而高品相的好书，高价格标得清醒极了。我逛到一个这样的摊子，随意翻了两本，摊主老太太便极力强求我买，我蹙眉挑剔她的高价，她反倒不耐烦：“不买别在我这儿捣乱。”我只好去找那便宜的摊子继续搜寻下去。

11月末，冬季的地坛书市开张，这回书市里，人民文学、中华书局等社都未来参展，商务、三联的展位也较以往窄小许多。倒是书市里那一片卖衣服、礼品等等杂货的区域，比书摊更热闹。

■11月21日，单老师领弟子们去草场地艺术区泰康空间，看吴印咸摄影回顾展第四回展览。在现场也见到了电影学院的钟大丰老师，他拿了小本子不住地记笔记。这套系列展，第一回是2009年11月举办，三年里，分别展览了这位摄影师拍摄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以及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各方面题材的摄影作品。这第四回展出的，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三十年代的作品多是他在天一、电通等电影公司片场做电影摄影师时，拍摄的一些创作者肖像照片，展览现场看到的有周旋、袁牧之、白杨、王人美以及吴先生自己的肖像照。另有几幅普通民众的艺术肖像，印象极深的一幅名为《呐喊》，直厉的光将阴影劈开，一位劳动者即在其中做深沉的呐喊姿态。

1938年，吴印咸受袁牧之召唤，去往延安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参与当时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也即延安电影团），吴印咸在彼处拍摄了许多珍贵素材，剪辑成片且著名的有《白求恩大夫》与《南泥湾》。在泰康空间的放映室里，工作人员为我们放了一些珍贵的影像记录。八路军的党代会；兵工厂的工作；“刘志丹同志的葬礼”；备战之余的布匹生产和粮食生产；延安女子大学学生的舞蹈；“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中士兵们的游泳、跳水、舞剑、跑步、耍大刀、举重等等项目（跳水的段落竟有短时间的高速摄影，十分优美）。这些活动影像，虽则是资料价值较大，然而其中构图、光影布置、镜头运动，都有不一般的艺术感。在延安，吴印咸亦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毛泽东的一组肖像在展览现场最引人注目，其艺术性区别于为“美”而作的人物姿态设计，而仅摄取这位相貌本身不太好的领导者的几种日常状态，做一种突出、放大与凝固，以今日之历史与政治观念审度，恰与其中渗出的“丑”糅作一处。此外，展览中还望见一副非常年轻的胡耀邦肖像，十分俊秀。

草场地艺术区地处偏远，几乎算京郊。在一片混乱嘈杂的居民区内，划出一片地界，以红砖造起一片方正齐整的建筑，走在迷宫式的窄路上，我有奇异的感觉。我突然感到空间的被占领，被挤压，被分割。建筑艺术如何耍空间，如何以空间撩拨人的感官，以前未深思，这回好像突然入了门。

■11月25日，与大头马同志去看了一天展览。上午在中国美术馆看“文化香奈儿”展，布展现场黑色调为主，布光亦不丰富，大约是造神秘感。一座透明格子展柜里自上而下齐齐摆了十几瓶著名的香奈儿5号香水。四周有手工织造、缀了许多繁复装饰的连衣裙，有海星状的首饰，亦有香奈儿的设计手稿，一些古老的服饰设计书籍。我对奢侈品的好处，一向难以参透，毕竟在国中，它们关乎美术与文化的涵义，早被山寨与暴发户替代。不过，当日下午在国家博物馆的“德国启蒙艺术展”的一处展览说明里，我找到了一些恰当的读解：“奢华……是国家最丰富的资源、工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最有力的经济杠杆。它清除风俗习惯中所有野蛮痕迹，创造艺术、科学、贸易与企业，增加人口，增加国力，使生活充满快乐与幸福！”这句出自18世纪不知何人的话语，出现在展览的“启蒙时代的宫廷生活”中，这句话的附近，我看到了18世纪淑女的精致连衣裙，两双小巧素雅的女鞋，以及一些可以放置照片及小物件的漂亮小盒子。另一处则有三台书写桌，这是写字台、文具柜、抽屉组合而成的一件整体家具。

这些精巧而“奢侈”的物件里，透露的文明信息远非一个展览可供给的，这也大约是展览的功用，是启迪、是令眼睛明、是走马观花后的慎思。

这回展的主题还有“科学的事业”，其中展示的行星仪、真空泵、发电机、显微镜、医疗箱看着都好玩极了。有一个古制的静电发生器复制品，我上去摇把手耍了一下，生出一点静电来，拿手一触金属杆，轻轻地“啪”一声。我再看展览说明，原来这些东西造出来，早先的作用竟是用做医疗养生的。“历史的诞生”主题里，有许多雕塑绘画。“他乡与故乡”主题里，一些海港画作将彼时科学探险与考察的样貌呈现出来。“爱与情感”、“回归自然”、“阴暗面”等主题，是以画作等展品对社会文化生活做素描。“自我解放和公共领域”这一主题，则是所有主题中的统领，它将启蒙精神悄悄在中国的心脏旁做供应，那些画作中的沙龙、讨论及其包藏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天赋人权，征兆着我们曾企盼却从未到来的天堂。

站在天安门望国博，其中有这样一个启蒙展览，再想到国博旁那摆放尸体的如坟墓的纪念堂，就会觉得空气中有一种怪异的霉菌与药剂的交融纠缠。在某位艺术家被拘禁之后，德国有撤展的声音，然柏林艺术学院院长史泰克(Klaus Staek)的逻辑却非如此：“这个展览已经筹备多年。我认为我们不应低估艺术的力量。一个取名为'启蒙的艺术'的展览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展览，而是和启蒙时代密切相关的，同样密不可分的还有言论自由、人权、博爱等，我们至今仍受惠于这些理念。我赞同通过接触促进转变的说法。”

■近一月来看片课所放老胶片依次有《这绝不是小事情》、《李善子》；《鲁班的传说》、《两个巡逻兵》；《聂耳》、《情海重吻》；《空山灵雨》、《一串珍珠》；《再会吧，上海》、《方珍珠》。

《聂耳》中赵丹以四十五岁演十九岁青年，活灵活现没话说，然而影片里那空洞的阶级批判腔调毁了一切。胡金铨《空山灵雨》，大银幕看京剧程式一般的武打与走位，独有一番时代错位的美感，如今的打戏一路向粗暴的实在感循路，爽则爽矣，真是少些空灵。《再会吧，上海》为阮玲玉主演，女神的风采将一出无味的伦理剧完全撑起来，其中医生下迷药强奸阮玲玉的段落，影像竟是“卡里加里博士”的阴险范儿。

11月初，百老汇的杨德昌影展中，于大银幕看了《青梅竹马》《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资料馆艺术影院每周三晚又新开设了国片专场，相继看了桑弧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与谢晋的《舞台姐妹》。

11月18日，馆内艺术影院本来安排放映2004年韦伯歌剧改编的《歌剧魅影》，结果闹了乌龙事件，胶片错放成1998年达里奥·阿金图的B片版本，影片开头便是一群老鼠通过潮湿的地洞，此后，裸露、尖石穿胸、切掉脑袋、血溅四方、奇异的灭鼠工具车、柔光肆意的情爱场面……cult片的大银幕体验，真非同一般地爽快，如今居然能在国中看到，真十分庆幸，不得不感激这回播放“事故”。一个月后，2004版本亦补放了一回，我倒觉得被甜腻的音乐与过分精致的画面浇腻了感官，反而看得没感觉。

■后半学期，女性主义电影、电影产业等课程渐次结束，然留下不少作业待解决。本学期的创作实践课程由《湘女潇潇》、《黑骏马》的摄影师傅靖生讲授，阿傅老师年近七十，精力充沛，看上去也仅像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课程理论部分完成后，他带同学们做了一个短片实践，剧本由雷姐创作的短剧改编而来。阿傅老师做摄影师是好手，文学创作部分不敢恭维，于是这回实践拍摄只当一次课程作业去应付了。

■在小西天憋闷久了，心情也好不起来，早想着出去玩一趟，于是12月初终于鼓勇气，拖着慵懒的身子至山西做一次小旅行。本来打算到大同看完云冈石窟，便去五台山上呆两天，谁晓得头天看完石窟，第二天兴冲冲去汽车站买票，却告知不论直达或转车，到五台山的车都因下雪路滑而停运了。我只好转念奔恒山而去。将恒山脚下的悬空寺逛完，遇见了头天晚上在大同青年旅馆遇见的一个女生，于是结伴租了辆车去恒山。冬日的恒山，几乎无人游玩，顺山路走了近两小时，除了一两个扫雪的工作人员，只有一只小白狗跟随我们走了一段。人少的景色总是好的。来时的火车上，发现山西的冬日尽是黄灰色的秃山与枯树，但恒山的山石与树都披上白雪衣，配合蓝得晶莹的天、宁静得几乎纯净的空气，惬意的没有边际。

同路的女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她打算趁毕业前的时日，多走些地方。因她怕工作之后，种种事情放不下，便要没了出走的机会。我们回到大同后，她回旅社，我要坐火车去平遥，便于一处公车站分别了。

大同的大街毫无特色。我在一间大商场旁找到一间小书店，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热销的书刊。《大方》、《最小说》、新概念作文这些摆在一起，它们的上一排是装帧花哨的官场小说，而下方十分突兀地摆上了几本纯文学杂志《芙蓉》。在入口处是韩寒的《青春》，不远处是一本乔布斯的传记，并非乔布斯授权的那最新的版本，那一本大约因为封面太素，反而被放到了里面。一个小男孩儿抽下来一本《第一财经周刊》，因为那一期的封面上印着愤怒的小鸟。我为了等火车，买了一份《南方周末》，一本《凤凰周刊》。

第二天清早到平遥，天还黑着，我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步行街来到古城，寻到一间刚开张的早点店，要一碗豆腐脑、一笼栲栳佬，以为是什么有趣的美食，原来只是蒸面皮。饱腹之后，便在古城里晃悠开。这座城保存的真是好，厚厚一圈城墙围起来诸多原原本本的老民居，那些未被辟为景点的房屋，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朴素气息，并且仍满当当住着人。许多人家门口贴挂着“沐浴神恩”的彩纸，也有几家门口的对联表示，住家里最近有人过生日。

天亮了一些，有人出来扫门前雪，有上学的学生骑了自行车出城上学，也有做清洁的小卡车顺着马路收拾垃圾。我找到城内古衙门旁的青年旅社登记住宿，然后转出来买了古城景区通票，一座座景点去逛。景点好看的有衙门、城隍庙、文庙。剩下的那些老商铺和镖局，都是相似的山西老宅子，陈设布置多有重复。

逛一天，晚上回旅社休息，竟碰见在大同旅社同住的一位胖小哥阿鑫。他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于呼和浩特上大专，学校的课业乏味得很，他也不太与同学们玩得起来，于是时常跑出来旅行，这回是他走在学校里，突然觉得要出来，于是连将要到来的考试也不管，登上火车就奔过来。他去过很多地方，这回的最终目的地是云南。我与他聊了一会，便和另外三个新相识的朋友一起在旅社里要了几个简单的菜，开开心心吃了一顿。

晚饭以后，我们聚到旅社里的Play Room，一个刚刚工作一年便辞职，跑出来周游四方的女生想放电影，DVD却不工作；而辞掉媒体工作出来散心的仁水兄，想与阿鑫一道玩PS，结果《实况足球》的盘读不出。年纪最长，同样来自内蒙的鸽子哥于是从一旁拾起一把吉他弹拨起来。那吉他只剩了四根弦，勉强能按出几个不完整的和弦，拨了一会儿，鸽子哥竟用这把烂吉他自如地弹唱起来，我于是抄起沙发上一只手鼓，和着他的节奏胡乱敲起来。我们几个朋友便在这“二重奏”里度过了一点欢快的时光。当晚，鸽子哥便赶火车回呼和浩特，而这一天，是他这回出游的第九十天。

鸽子哥去火车站后，仁水兄要了啤酒喝，我与阿鑫打起台球，也各自要一瓶与仁水碰杯。这一晚就这样慢悠悠地度过去。

第二日睡到快十点，我要了咖啡醒脑子，与阿鑫再玩两盘台球，便与朋友们告别。我到平遥火车站，跳上去太原的火车，随后转车回北京。在太原站附近一间麦当劳等火车的时候，我的斜对面靠窗座位上坐了一个写作业的小姑娘。这叫我想起了在北京到大同的列车上，在山西境内的某一站上来一群高中生，两个小姑娘坐到过道对面的空座上，她们聊课业与高考，聊早晨六点就要起床，聊写作业的无绝期。

这些年轻的面孔早早有了倦意，她们把学习的压力带到火车硬座上，带到麦当劳靠窗的座位上。而青旅中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生，以及如我这般大龄却赖在学校中得家伙，早将这些学习压力遗忘。但我们似乎都没有开怀与尽兴的情绪，人人的脸上都有另一种倦意与困扰。

我所欣慰的，旅行尽可以冲刷这种倦意，可以提供“奋斗”间歇的思考时间。

■乘火车回到北京，背着斗大的帆布包走在街上，旅行的兴味还未散失，自己好像变作大侠，而寒风与粉尘在帝都欢迎我归来。当我进入地铁站，从一号线复兴门站跋涉长长的走廊绕到二号线站台，面见那些加班的倦容，我突然感到了在大城市里穿行时那种熟悉的疲惫。我晓得一种熟悉的，属于大城市焦躁感又将回到我面前，仿佛一个恶魔教官，再次拿着教鞭等待我的归来，嘴角挂着闪光的笑。

当然，我可以豪迈地应和“人生就是一场战斗”的成功学，享受被成功学灌输时的热血沸腾的快感，但当热血被周遭的寒风吹冷的时候，一切都变成荒谬的遗迹。就像我在旅途中阅读的《寻路中国》最后，一个经营失败的胸罩调节环工厂，搬空的厂房宿舍墙上，还留着年轻工人们写下的励志口号——

“马到成功”。“面对未来”。“人生何处不成名，学不成名誓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