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考证(读书札记)
对于禅宗发生了兴趣，就会去读点禅宗史事；然而读的过程，疑惑也越积越多。
那种感受，正如张中行《禅外说禅》所言，“谈论旧事又不能无书。中间的一条是考证，去伪存真，利用可信的事实，舍弃不可信的非事实。但这很不容易，因为既牵涉到史才和史识的程度。文献不足，只好存疑；无才无识，难免道听途说，将错就错。”①
他举了个例子，南宗牛头这一支的传承，“一向说是:四祖道信传法融，别出牛头一派。法融为牛头初祖，以下是智严、慧方、法技、智威、慧忠。经近代的研究，对道信与法融，智严与慧方，是否有师资授受的关系，是有问题的。”②
有何问题？去查阅了一番，史实还是清晰。
道信晚出于法融，故而道信传法融，不可能；而法融与智严、智严与慧方，依据史实并无来往，传承也是谈不上。
但《续高僧传》等书，为何会写成这样的传承关系？猜想是出于牛头立派与宣传的需要——中国人历来讲究本店是“百年老店”，“正宗”故而可信；还是张中行的分析，幽默而又深刻:
“为了自己的地位与前途，常常是乐得有传说；没有或有而不够，只好自己下手，使之无中生有，或变小为大，变缺为全。佛教，其中一部分的禅宗，当然有时也未能免俗。其间如何如何，难于确知，可以不说；结果总是，有了完整、美好但难以证实的谱系。难以证实，是传说。传说也是史，是传说的史。”③
在人物事迹的叙述上，禅宗传记里也可以见到许多传说；达摩于嵩山“面壁九年”，连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仍是令人生疑，因为达摩提倡的“壁观禅法”是“心观”，与“面壁”与否，没有什么关系。
“壁观”两字，应该是形容“心如墙壁”，亦即“心定于一”、不容妄念侵入；《禅外说禅》也这样写道:
“壁观是观心性，或说观自性清净，就是从理上了悟自心的清净本性，证涅槃，得解脱。壁观是由理悟入，所以又称‘理入’，还有‘行入’，合称‘二入’。行入的行，包括四种，称为‘四行’，是:一，报怨行(修道苦而不怨)；二，随缘行(不计得失)；三，无所求行(断贪欲)；四、称法行(一切行动与法相应)。总之是破一切执，求得般若性空的空。”④
可见“壁观禅法”，与面的朝向没有关系，又何须“面壁九年”？有的书上还说，鸟雀在达摩的肩上筑了巢呢。
又如“拈花微笑”的典故，宋代以来，盛行于禅门；据说禅宗就由这个典故，而概括为四句真言，亦即: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五灯会元》卷一载，释迦牟尼一次于灵鹫山登座之时，做了个拈花微笑的表意动作，以示众人；却只有摩诃迦叶心有所会，破颜微笑。
释迦牟尼于是就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然而这个故事，却不见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仅有中国人写的一本叫作《宗门杂录》的书，提到宋代王安石曾经对人说过，他在宫廷里头，看到过一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此经载有拈花微笑之事。
王安石是否说过这个话，这部佛经是否系伪经，其实都成为疑问；贾题韬在《论开悟》书里，写到自己追究过这个疑问:
“我接着到图书馆找《续藏》查看，发现里面收有此经两种本子，两种本子的差距甚大。在第一种本子里谈到拈花事件的是在经的第一品开头；而第二种本子谈到拈花事件的是在经的第二品，并且这一品的名称也特名为拈花品。有关拈花公案的内容，两种本子还差不多，只是在某些语气表达上略有所变动，其余则出入就大了。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本子可能是伪作，因为这部经都没有说明谁翻译的，也没有说明是在什么朝代翻译的，而且另一种本子里，内容上还杂有河图、洛书、五行之说。”⑤
然而接着，贾题韬又写了一段情浓如诗的评论:
“这段拈花公案虽然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从禅宗来讲倒是一个绝妙的话头，它脱卸了语言文字的牢笼。在表现方式上从呆板的教条灌输上升到艺术化，佛只拈了一朵花当作鞭影，迦叶破颜一笑便奔空绝逸，这是何等美妙的一幅启人心灵的图景，又是什么宗教框框所能范围？”
还有一段话，他写得尤其深刻:
“所以要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它未必见得怎么样，但要是从另外更高一层来讲，那么它真正可从中直窥释迦牟尼佛的心髓。因此假定要说这段公案是另外一个人编的，那么我说那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佛。浩浩三藏，千经万论，无量妙义，消归于一花一笑，不具正法眼的人，如何能有这种手眼，这样的智慧？”⑥
如果只是为了参禅问道，那么，我觉得贾题韬这个说法，有令人思绪顿开之感；他在《坛经讲座》里，多次谈到了“考证”这事儿，例如:
“有人因为《坛经》历经修改，就认为是伪经，就不愿意学；有的认为只有敦煌本最可靠，其它的不可靠，其实这些看法是不必要的，你能在世界上找到几样自古至今就是原封原样，没有变动过的东西吗？……一个成熟的作品，常常需要多次的修改，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现象。《坛经》的中心意思没有变，仍是六祖的原意，其文字后代禅师们是有所修改，但改得好，使六祖大师的禅法显得更简易、更明白、更易于人们的接受，这是大好事。我们偏重于实践的通畅和义理的抉择，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历史的考证上，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们了解一些就行了。”⑦
关于《坛经》的作者问题，民国时期有一位著名学者，依据自己对禅宗史的深入研究，收集了神会和尚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长文《荷泽大师神会传》；他在该传中说:
“至少《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
“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⑧
他与铃木大拙，交谊很深；上世纪30至50年代，一直共同关注着禅学研究与普及工作；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则是各不相同的。
他的研究，采用的是考据学的方法；而铃木大拙则除了考据学以外，还擅长于禅法，对禅有亲证。
铃木大拙也承认他发掘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应有地位，但认为不能只凭考据学来理解禅宗史；这样，争论又涉及到了“禅宗的真髓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禅宗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
铃木大拙认为，单用历史和考据的方法，那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禅的内在生命世界；他这样写道:
“根本地说，禅是没有时代性的东西的……只要人是在人的限度内，禅就会被邀请。”(《现代世界与禅的精神》)
“自由自在的禅者是无住的；他活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里，所以，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总是处在实在之中。他本身就是实在。”(《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与禅》)
铃木大拙此论，妙极！
“禅是没有时代性的东西”，只在于当下的体验与真实受用，不必一定要有“考证癖”的；比如说，释迦牟尼、达摩祖师究竟活到了多少岁、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坛经》的实际作者到底是谁，类似于这些问题，对于禅宗的宗旨、对于自己的参禅问道，又有些什么关系呢？
注:
①《张中行作品集》第三卷，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中国禅宗史》，95页；印顺著，上海书店。
③《张中行作品集》第三卷，104页。
④同上书，109页。
⑤《论开悟》，135—136页；贾题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⑥同上书，137—138页。
⑦《坛经讲座》，16页；贾题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⑧《胡适说禅》，137、143页；东方出版社。
2020—2—22，写于宁波、翠柏西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