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溥 五人墓碑记

五人墓碑记

(明)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原文误记为丁卯，实则为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谥“忠介”），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后记：

这篇文章盛张道义之中似不光明，如“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一句竟直接鼓动匹夫匹妇以死相抗，实非正义当为。

张氏“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之问，何以不作阐发呢？朝廷党争与市民暴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应该还是有些蛛丝马迹。

“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其中“吾社”就是复社的前身应社，“行为士先者”，即是领导暴动的应社骨干杨廷枢和文震亨等人。上书要求厚葬五人，“以旌其所为” 的是东林党人。“请于当道”，要求厚葬“五人”的“郡之贤士大夫”分别是“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其中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 “五人”被杀时，“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其中所说的“贤士大夫”就是吴因之。五人狱得昭雪，吴因之就将五人头颅移至山塘街，与他们的尸体合葬，为修建墓园，参加义助者有吴因之、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54人。现在墓园门厅内，还立有五人之一的杨念如侄女出资镌刻的《五人义助疏碑》，上面列出了五十四位捐资的人名单，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东林党人或亲东林的人士。

东林党人在此次事件中表现突出，从头至尾，全程深度参与。从组织群众，到带头闹事，到酿成民变，到进行缮后，到请命修墓，捐资修墓，到著书立说歌功颂德，到处都能看到东林党人的身影。因为被抓捕的“蓼洲周公”是东林党骨干。

张氏所谓“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这应该只是站在他那个立场上的说法。

主动受死的“五人”的身份很可疑，他们“生于编伍之间”“人人得以隶使之”。其中的周文元是“蓼洲周公”周顺昌的轿夫，另外四个人或为商贩，或为牙伶，或为伙计。就在毛一鹭向朝廷汇报情况，朝廷准备严办的时候，“五人”挺身而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朝廷方面也不愿事情闹大，希望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于是事件迅速平息。事实上，五人虽然参与了事件，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微不足道，不可能是事件的组织者，他们罪不至死，很可能是替罪羊。于是才有了五人“英勇献身”的壮举，于是才有了东林党人才投桃报李，为其申冤，为其修墓，为其歌功颂德，于是才有了张溥的“五人墓碑记”。

亦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