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改引争论，特级教师阐述用考试倒逼孩子读书是否可行？

写在前面的话：语文教改，一直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最新的部编教材，换掉了约40%的课文，古诗和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温儒敏，原北大中文系主任，“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表示：

语文教育的病症在哪里？就是读书太少。所以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要用考试倒逼读书等。

最近，一篇针对他的文章走火网络：《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写信的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世和，他质疑温儒敏：

你主编的“部编本”教材，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以及春风化雨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面对教改愈改而学生负担愈重的现实，你是否觉得千方百计为孩子减负才是教改的第一要务，怎么还是一味给孩子“下猛药”、用“考试倒逼孩子读书”？

这场“争论”引起了曾为特级语文教师、曾多年任职复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关注。在黄老师看来，这场讨论关系到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值得细细考量。为此，从四十多年语文教育感悟出发，写下这篇文章，阐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 十分精彩，推荐给大家！

用读书取代“刷题”

极有意义，而且现实可行

作者：黄玉峰

来源：小花生网

如果仔细分想想，在上面这段表述里，有三个问题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学生负担重是不是因为读书多？

毫无疑义。如今恐怕稍有良知的教师和家长都不会否认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之重。早出晚归，睡眠不足，无暇户外活动……

这些确是实情。但造成这种负担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读书太多？

第二个问题，阅读量少是不是现实？

程院长也同意学生的阅读量少。只不过强调他们“读书少”的原因并非“沉迷网络”，而是“课业太重”。

我同意程的意见，“沉迷网络”的孩子毕竟不是主流。而且网络也不是洪水猛兽。“课业太重”才是普遍的现象。

但不管什么原因，“读书少”的事实是毋庸否认的。“读书少”与“课业重”并存，正说明负担重的原因是课业，而与读书无关。

第三个问题，如果学生负担已然很重，再“用考试倒逼读书”是不是更加重负担？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恐怕是对“负担”的本质认识有误。想当然地认为，读书多会导致加重负担。以为减负就不能增加“阅读量”。

可见，减负和增加阅读量，并不矛盾；

“刷题”带来的负担，才是应该减少的！

关于减负。2008年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其中有一小节谈及，不妨录于此：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不能评级。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负担重。而且对“负担”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有些负担要加。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探究分析，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对对答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如此恶性循环，那才是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

重读十年前的这段话，我的心还是很痛！当年还没有 “刷题”这些词，现在是愈演愈烈了，堂而皇之地提倡“刷题”，张贴广告上门“家教”，敲锣打鼓地开办“辅导”机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刷题”能力。

本来，教育是慢的事业，急不得。有一所美国中学老师告诉我，他们的校训是三个字“慢慢来”！

学习是一件艰苦并且快乐着的事，常能听到学生说一句话：“我不怕苦，只怕苦得没意义”。

负担要减轻，关键是要有兴趣，有收获，有成就感幸福感。

最近我带学生追寻东坡足迹，虽然一路在“游”，“学”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但学生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谈体会，有两句特别令我动容：

“不知怎么我现在非常喜欢背书，一背书就开心”，“我喜欢上了写诗，遇到什么就想写，停不下来”。

可见，只要有兴趣有成就，读书背书写诗作文都不是负担。

我们不要低估孩子，学生的潜力无穷，关键在引导。你引导他读书，他就读书，你引导他刷题，他就刷题。

如今的现实是千方百计让学生刷题。上课刷，回家刷，假期刷。什么叫刷题，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低层次的重复，为了成为考试的熟练工，去揣摩去迎合命题者意图！

这种被动的、机械的、无趣的劳动，剥夺了自由地阅读主动地思考的空间和乐趣，严重影响了孩子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怎么能不感到“亚历山大”！

可见，“刷题”，才是负担沉重的祸首。

既然，负担是由“刷题”造成，只要“刷题”的现状不改变，“减负”便是一句空话。

怎么改变？与其“减负”，倒不如“换负”来得现实。以有益之负担，取代无益之负担。

换言之，就是用读书取代“刷题”。我理解，这正是温教授的这次改革的初衷，这是一个现实可行，也是极有意义的目标。

书读多了，视野开阔理解深刻

语文水平自然也就高了

阅读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太重要了。简单地说，上学就是为了成为一个会读书的人，不会读书等于没上学。

刷题与阅读的根本差别，在于刷题是迎合揣摩，是被动学习，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考试；而阅读是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是为了丰富和提升自我，传承积累优秀文化。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读书是多多益善的。谁的书读得多，谁的内涵就丰富。这是常识。

用现代词语说，阅读是“输入”。所以阅读量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量，“质”才能上去，人文素养才能提高。一味应试做题，不但不能提升素养，相反会破坏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学生的语感。

刷题，很枯燥、很累人。很多学生中学毕业了，除了几篇可怜的文章和毫无价值的教辅，什么都没有。更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没有培养阅读的习惯，没有具备阅读的能力。

有一位教师告诉我，他的一位学生，买了一百本教参教辅作文范本，苦读三年，结果还是“没考好”。这是何等悲哀！

当然，光读也不行，还要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了巩固和考查学习的成果，就要做习题。

本来适当地做习题，是需要的。但两者关系，读书是本，习题是末，习题不能代替阅读。

可是现在竟然本末倒置，不但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发展到“刷题”一统天下的程度。

经典到底读多少读什么，还是因人因校为好

程院长担心“将书目弄得越来越多，让孩子们望而生畏，不但收不到良好效果，反而败坏孩子们阅读胃口”。所以，他反对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

背诵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是真正的精读。通过背诵，使其言若出吾口，使其意若出吾心，有的一辈子不忘怀。

如果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效率反而低下。犹太人提倡一种学习方法叫做“生吞之功”，这与我们传统的学习方法“吟诵之功”异曲同工。

以我五十多年在中学语文教育一线的经验而言，背下72篇经典，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那远比支离破碎的“阅读分析”“知识点讲解”具有操作性，而且更能让学生努力就有所得，找到成就感。

在具体操作上，程院长则提出要给语文教学范围定一个边界，这个意见是中肯合理的。

其实到底读多少，读什么，哪些要背下来，哪些非读不可，哪些凭你的兴趣自己去读去背，都是可以好好商量的。

温教授提出的数量和篇目未必对。程院长提出“二十四本”，也未必切合实际。

中小学二十四个学期，刚好一学期一本，似乎足够合理，足够理性。然而事实上真正操作起来，并不是这样匀速。

过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的教改，一本《红楼梦》读几年，照样效果不错。如果是泛读，有能力的孩子，十二年里读上一百本又何妨？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规定”，要慎之又慎！还是因人因校而异为好。

“整本书阅读”和“大阅读”的概念，都是进步

语文课本，严格地说是“杂志”。现在提出整本书阅读的概念，这是一大进步。

我在多年前曾提出“读一本书，熟悉一个人”的建议，就是针对“碎尸万段”、浮光掠影的阅读而言。当时应者寥寥，现在提到议事日程来了，确实是件好事。

温教授倡导，将哲学、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内容都放入学习范围，这种“大语文”“大阅读”，很重要，这与过去为了解决几个知识点的语文学习截然不同。

书读多了，视野开阔了，理解深刻了，语文水平自然也就高了。

民国时期，从来没有人把文史哲分开的。民国时期是那么困难，但是教育是成功的。学生的人文基础打得多么扎实，培养出多少精英。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除了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有条件的可以带孩子们出去走走，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触摸大自然，触摸历史，使读的书活起来。这比关在屋子里整天刷题，不知要好多少！

在我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获得享受幸福的能力，最终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

课堂讲授，习题作文，整本书阅读，研究性学习，文化行走，乃至应试，都不能背离这个目的。

要形成读书的风气何其难，只能“倒逼”！

要求读书，多多益善，学生不愿怎么办？家长不肯怎么办？教师不会怎么办？只有“倒逼”！

“倒逼”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内涵是引导、促使，逼迫。

考试是指挥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总是在倒逼。要么倒逼刷题，要么倒逼读书。总之，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这是考、教、学，自然的关系。

考试就是倒逼。你不情愿也不行，那就叫说一不二的指挥棒！要么你像李白那样不参加考试！ 或者你像柳永那样“浅酌低唱”“且去填词”。

帝制时代，是用八股“倒逼”考生读“四书”，读天下书。虽然僵化，还在读书。

现在的考试是倒逼学生刷题。说是“得语文者得天下”，其实是“善刷题者”得天下。那种语文习题，不是语文，是伪语文！反语文！

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读书的风气何其难！只能“逼”！

“逼”学生读书还不算太难，他们很听老师的话。

“逼”家长就不容易，他们更功利。

过去我在复旦附中教高中，逼学生读书，孩子们感到语文那么有趣那么重要，便主动地读书思考。

如今我在复旦五浦汇做校长，这里的学生整体也很优秀。可我不止一次地听家长们抱怨孩子“不爱学习，只喜欢看闲书”“成绩下降了，看那么多闲书有什么用？”把“学习”与“看书”对立起来。

看似荒谬，却有道理，因为多读书者，未必占优势。在竞争压力下，“提高分数”是首选，“读书”要为提高分数服务。

“逼”教师更不容易。让学生刷刷题多方便！反正答案在我手里，他们刷好题。我只要打个勾或者打个叉就完事了，谁都能当。

怎么办？只能“逼”！

有人以为降低考试难度，就有时间读书了。于是大呼要降低要求，这也许有道理。但只要指挥棒方向不变，难度再低，负担照样可以很重。照样可以在低层面上工业化地刷题，学生更是苦不堪言。

有一位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她孩子的老师教训她的女儿说：“你总是不听话，自说自话地写作文。不套题，写得再好也不给你高分，因为你养成自己发挥的习惯，考试时就比不过人家。”

不过，不要过分责怪那位老师，这也都是“逼”出来的。

既然，你可以用指挥棒倒逼亿万孩子刷题套题，那么，我也可以倒逼他们读书！

问题是怎么“逼”？逼积累、逼理解、逼表达！

温教授的改革就是想拨转指挥棒，使其导向读书，改变考试内容和形式，使揣摩、迎合、套路置于无用之地。当然，改革是一件极其严密极其烦难的事，必须极其慎重。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文汇报》“教育园地”发过一篇小文章，就是谈“怎么逼”。

题为“语文应该考什么？”提出了考“三个多少两个怎么样”，即 “读了多少，背了多少，理解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

当时有人质问我，这样的考法，是不重视分析能力判断力，不重视想象力创造能力。

我说我没有不重视这些能力。分析判断想象创造太重要了，没有分析判断，怎么辨别是非？没有了想象创造，社会怎么进步？那比背几十篇文章读几本书重要得多！为什么不考？问题是，怎么考？

不是什么重要就能考什么的。道德品质重要，你用书面答题考得出吗？在目前情况下，直接考分析判断创造想象，结果会陷入上面所说的揣摩迎合的泥潭。

君不见三十多年来语文考卷不是充斥着分析题判断题吗？这样的考法能提高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吗？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吗？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考他的积累，理解和表达。通过考这些，逼孩子们读书，思考，表达，苦练。这才能考出真水平，这才能引导他们读书。

因为这样的考，来不得半点作假。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让你投机取巧，不让你混蒙拐骗，你再刷题也没用！只好老老实实地去读，去背，去理解，去思考，去写，去练！

可以想象一个读过几十本书，背出几百首诗几十篇文章的孩子，他的语文水平会差？！

我到今天仍然坚持二十多年前的观点。

我再说一遍，分析判断想象创造不是不重要，但是在考试中就很难直接考，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而且一不小心，就滑入“教育专制主义”泥坑。

任何一种测试都需要遵循科学规律，必须考量信度、效度、区分度，也就是要做到“考得到”“考得准”。

如今的语文考试恰恰是犯了“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的错误。

所谓“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就是指今天我们的试卷中那些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是非题等客观题，它的标准答案其实是不标准不客观的。

比如对苏东坡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理解，书上大多说写出东坡的豁达，但是我却读出了东坡的“伤感”。到底谁对对？没有标准答案。

相反，对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评判时又太主观。

比如，为什么一定要说李白是怀才不遇才算对，而分析李白不适合做官就错了呢？既然是主观题，为什么不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呢？

作文也是如此。以审题符合不符合我命题者的主观意图为标准，一旦你谈的问题不对我的胃口，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不保持一致，那么，即使你的文章写得天花乱坠，也得不到好分数。

这是多少年来无数学生 “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教训！可怜我们的命题人至今不悟，或知而不改。现在各地“辅导班”“补习班”如雨后之蘑菇，漫山遍野，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种“不标准的标准化试题”，如果指挥棒指向广泛读书了，这样的乱象就会少得多。

中国的教育不是没有辉煌的时候。距离我们不远的民国时期，就是一个群星闪耀，大师辈出的年代。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

民国的语文教学重自读，重背诵，重串讲，重自悟，重数量，中西合璧，兼容并蓄。

那时的学生，见识广博，思想开放，研究能力强，很少受“标准答案”的困扰。简言之，主要是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自悟。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教法”，其效果非今日可望其项背。

当然，时代在前进，我们不拒绝在信息时代教法的变革：大数据，微课程，情景切入，师生互动，师生共同掌握学习资源前题下的课堂变革。

这些顺应时代变化的做法，只要立足语文课堂需求，只要立足学生思维需求，都可以而且应该尝试。

改变了教什么，还要改变怎么教。

最近都在提倡整本书阅读，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原来方法喋喋不休地去分析，是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

学生是爱读书的，72篇不成问题，二十四本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挑哪些书，以及如何把这些书列为教材，教师怎么组织学生读。

教无定法，有心的优秀语文教师，只要你让学生愿意读，组织大家一起读，就是有效指导。但万变不离其宗：“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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