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名家】一代名臣陈傅良（下）
陈文节公祠
1196年无疑是陈傅良人生中最为失意的一年：怀才不遇、罢官在家，年仅50岁的妻子患重病早逝，而就在去年5月，他还兴致勃勃地赴京准备辅助他的学生宋宁宗，如今却在“庆元党禁”中被参劾与朱熹的“伪学”集团有关而被迫回到瑞安。
此后，尽管宋宁宗征召，陈傅良仍然闭门静居，号称止斋先生，并专注于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终于成为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大学者。
然而，陈傅良与朱熹同朝为官，秉持不同的学术理念，他们之间究竟有何渊源？陈傅良又是如何使永嘉学派发扬光大？
永嘉遗风传今古
在仙岩圣寿禅寺东侧有一座陈文节公祠，这是后人为纪念陈傅良修建的祠堂，附祀他的学生蔡幼学和曹叔远两人。9月1日，记者寻访到此，顿时被眼前的优美风景所吸引。
该祠堂背靠积翠峰，山上绿叶滴翠，圣寿禅寺悠扬的钟声响起，更显此地清幽宜人。祠堂整体布局非常规整，站在大门口，一眼可以望到尽头。大门口有一幅对联，上联：“山中檀越”，下联：“天下贤人”。跨入祠堂大门，迎面可见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中间有一门通向祠堂，门口是南宋光宗皇帝赐予陈傅良的对联：“东瓯理学无双士，南宋文章第一家”。祠堂正屋前方有一个四方形天井，两边厢房为陈列室，介绍陈傅良生平事迹和所著书目。正堂屋前供有陈傅良的泥身塑像，像前摆有供桌和蒲团。
陈文节公祠的文保员陈福池告诉记者，陈傅良曾在仙岩创办仙岩书院，可惜如今具体位置和时间已无法考证。陈文节公祠原名止斋祠，占地704平方米，前后两进，面阔5间。它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原在仙岩梅雨潭旁的“读书台”，明万历十二年(1584)重建时，迁至现在位置。清同治六年(1867)重修时方改名为陈文节公祠，现归属于瓯海区文博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采访当天，瓯海区首届广场文化艺术节书画展仙岩专场恰好在该祠堂举行，众多的文人雅士济济一堂、其乐融融。有的人泼墨挥毫，挥洒灵感；有的人聚在一起切磋艺术，交流心得；另有不少画友拿着一根1米来长的水写笔在地上用清水书写，洒脱随意。清冷的祠堂遇到此等热闹景象，实在超乎记者料想，此情此景仿若当年陈傅良在此读书授课之时，宾朋满座、吟诗作对的盛况。
布衣之身“名动宇内”
“陈傅良家道贫穷，很早就在瑞安、永嘉一带教书，谋求衣食。其后几次待缺期间，他都醉心教育：一次是在乾道八年(1172)，当时他进士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对当时政治非常失望，不愿赴任，在家执教，历时4年多时间；另一次是淳熙十一年(1184)，陈傅良被任命为湖南桂阳军知军，直至淳熙十四年(1187)才得缺到职。”原温州师范学院离休教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周梦江先生说，“陈傅良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教书授课，是永嘉学派中培养学生人数仅次于叶适的大学者。”
陈傅良教学有方，30岁不到就在浙南一带非常有名，跟他读书的除了温州本地人，还有“台、越间从余者几百余人”。其学生中著名人士有曹叔远、周勉、王绰、蔡幼学等人，都是永嘉学派的佼佼者。叶适的《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形容陈傅良讲课时情景：“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糜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曾担任《平阳县志》常务副主编、《苍南文献丛书》编委的温州文史研究专家陈镇波先生认为，陈傅良授课时有不少自编教材，在当时广为传播，几乎人手一本。许多人没见过陈傅良，但是他的书在经过书商之后，非常畅销，而他也声名大震。其中之一的《永嘉先生八面锋》就是陈傅良中进士后，在故乡授徒时所作的范文。
乾道六年(1170)秋， 34岁的陈傅良入太学学习。南宋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生。作为年纪偏大的外舍生，陈傅良不仅没受到众人歧视，反而受到礼遇。据有关资料记载，陈傅良刚到达浙江亭，没来得及脱鞋子，“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迓而求见者如云”。贵公子吴琚是宋高宗皇后的侄儿，身份何等高贵，同样穿戴整齐，“冠带执剌”，大半夜就在陈傅良下榻的旅舍门口等候求见。而正式入学以后，国子监及太学总负责人芮晔，“即以公为学谕，俾为诸生讲说经义”，又令其两个儿子拜他为师。陈傅良辞不敢当，但是“士友纷然从之者数月”。他的《待遇集》出版时，人们还疯狂求购。
陈傅良学问通达，自编教材往往用简单思路总结出最深奥道理，学生们学习他所写的制举文字，大都能在贡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他也以布衣之身“名动宇内”。进士及第后，在与宋光宗廷对时，光宗特意提到他授课之事。
“闻卿在永嘉，从学者常数百人。”
“臣无所长，只与士子课习举止，过蒙清问，不胜悚惧。”
“知卿学问深醇，著书甚多，朕欲一见，可尽进来。”
于是，陈傅良以《周礼说》进献光宗。不过陈傅良对其本人的这些著作评价并不高，他的学生在整理其著作时，也一般提及较少，因而传世不多。
继承发扬永嘉学派
陈傅良潜心经史，师从当时永嘉著名学者薛季宣、郑伯熊，将永嘉学派的观点主张系统化，并培养大批学生，在永嘉学派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据瑞安文史研究学者陈正焕介绍，永嘉学派主张为学必须务实，注重事功，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这与当时兴盛的朱熹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的唯心主义主张并不相同。因此，陈傅良虽与朱熹同朝为官，但反对其“空谈义理”，两人由于学术主张不同，关系也颇为微妙。
相传，陈傅良在仙岩办学时，朱熹曾到此拜访，为仙岩美景和办学盛况所心动，写下“东南邹鲁”、 “溪山第一”的题字，后人曾刻成匾额，但是后来都遗失了。记者在翻阅温州文献丛书《瓯海轶闻》时，看到其中摘录《朱子集》中的一段话或可说明当时陈傅良和朱熹的友好关系：“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万一者。若举而属之，公论无不以为宜者。”
据周梦江分析，从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和林栗之争，到庆元初年伪学党之禁，永嘉学者的政治立场与朱熹道学集团是一致的。庆元党禁中列为伪学党名单的59人中，永嘉学者就有12人，这可见永嘉学派学者与朱熹道学集团关系密切。但是朱熹非常注重门户观念，由此导致两者之后的分道扬镳。
湖南岳麓书院本是朱熹道学的大本营之一，校长张栻精通道学，在其主持下，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淳熙十五年(1188)，岳麓书院重新翻修，次年，陈傅良带领学生到书院讲学，在湖南轰动一时。他对事功学说精辟独到的阐述，深深地动摇当地学子的道学观念。学子胡大时出身道学世家，又是张栻的得意高足，倾听陈傅良事功之学后，便对道学有所怀疑。张栻死后，他也成为陈傅良的学生。朱熹对岳麓书院这一情形非常不满，曾写信责怪胡大时，但也无可奈何：“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张栻)门人。”
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184—1186)，功利主义儒家陈亮与朱熹“王霸义利”的辩论长达3年，陈傅良虽然在学术上支持陈亮，认为朱熹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但生性宽厚的他，并不喜欢唇枪舌剑。1191年，朱熹闻知陈傅良有《诗说》，写信询问，陈傅良自认自己与朱熹对毛诗见解有分歧，但不愿与朱熹辩论，于是回信推辞说只是过去教学讲义，“未尝落笔”，同时对朱熹论学的态度提出规劝，“更相切磋，未见其益，学者转务夸毗，浸失本旨。盖刻划太精，颇精易简，矜持已甚，反涉吝骄”。朱熹得书大为不满，对自己学生说：“说什么互相争论，没有更深的好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好处？他说刻划太精，就是说我不应该说得太分晓，不像他这样糊涂。”
尽管朱熹心胸狭窄，但是永嘉学派渊源于洛学，他们对洛学的继承者朱熹都非常尊敬，不敢与之计较，在“庆元党禁”中，陈傅良受牵连也很大程度上因为替朱熹说话。韩侂胄得势后打算斥逐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对皇帝说：“朱熹是三朝故老、罢官内批下来，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诏书。”
元代文学家虞集(1272—1348)在《学古录》中说道：“昔朱子在时，永嘉之学方兴，意气之轩昂，言辞之雄伟，自非朱子孰足以当其锋哉！”确实，当陈傅良与朱熹的恩恩怨怨成为过眼烟云，两人思想却同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灿烂的光辉。尤其是陈傅良的事功之学经过后人发展，更直接催生“温州模式”。(记者吴益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