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长胜散文欣赏｜永远唱在心中的歌

25年过去了，我依然忘不了音乐老师孙凤臣。他的身影已渐模糊，我已经回忆不起他的模样，但是他常常走进我的思潮念海，常常象浮雕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想起了很多，回味了很多。

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孙老师任我们的音乐课。大概在这之前听惯了女老师的柔和语调的缘故吧，第一眼看见孙老师那宽肩阔背、粗犷浑黑的气度，第一次听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心里就犯嘀咕，咋看他都不象个搞音乐的。几堂课之后，孙老师用浑厚的歌声，和善的态度，良好的教学完全征服了我和同学们，使我们喜欢上了他。

在加入校文娱队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副好嗓子。当他从众多的学生中发现了我，非常欢喜。那是我第一次在同学们的注视下唱歌，心情激动，并有些怯意。是孙老师给我送来鼓励和殷切的目光，当孙老师拉起手风琴，轻快的歌曲在教室旦回荡的时候，我走进了迷人的音乐乐园，浑身的细胞活跃起来。我放开喉咙，放声高唱，歌声引来很多同学观看。那时十岁的我，尚不知一首歌意味着什么，只是开心地唱高声地歌。从那以后，我与音乐结下了缘，并且喜爱上了音乐。

校文娱队是孙老师一手培养起来的，经常代表学校参加镇上的大型庆祝和演出活动，深受人们的欢迎，名气很响。记得我入队那阵子，正赶上学校准备国庆演出。每天放学后，孙老师带领同学们排练节目，常常很晚才回家。现在我做干部工作，经常给一些被考核的同志作出有事业心、责任感强、一心扑在工作上等评价，深懂其中的含义，如果把这类优秀的评语送给我的老师，是再恰当不过了。孙老师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花在学生身上。

我有幸在孙老师的培养下学习过唱歌，并有幸参加了在我记忆中最为隆重和壮观的“国庆”演出。那次“国庆”演出，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是演唱“十送红军”，我担任领唱。在孙老师的指挥下，那上千人的礼堂里，只有我们的歌声在迥荡。那阵势，那场面，那掌声，那心情，那效果，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十送红军”的歌词我记不全了，但是歌曲的旋律始终在我心底珍藏，什么时候都能哼唱出来。就在那一次，我的嗓子唱哑了。我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喝胖大海水最多的一次。当我哑着嗓子上学，孙老师见了我，摸了摸我的头说：“以后要注意保护嗓子，明年要送你去考艺校。”我哑了的嗓子讲不出话来，心里却是感激孙老师。因为在我上一年级，已经有一名男同学在孙老师的培育下考取了长春艺校。对于一所村镇小学的学生，能考上艺术学校，那等于跳了龙门。当时我的心里甜滋滋的，盼着明年早点到。

好景不长，转年一过，“文革”便开始了。学校里第一个被打倒的就是我的音乐老师，罪名是“右派”。打倒之后，我才听说孙老师原在艺术学院读书时，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内定为“右派”，所以被分配到我们镇小学以观后效。

文革伊始，他这个准右派就被必不可免地“转正”了。诸多罪状应运而生，其中一条就是培养资本主义黑苗子。文娱队解散了，他不再上音乐课，整天低个头抱着扫帚扫地。有一次，他在扫院子，我见他身边没人，便跑到他跟前，低声叫了一声“孙老师”。他抬起头，满目凄楚地说：“孩子，到什么时候都要努力学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要靠你自己闯了！”说完，挥起扫帚又扫了起来。我望着他佝偻的身子，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我知道，考艺校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却深深地爱着孙老师。在那一刻，我似乎懂得了很多，长大了很多。

升入中学，虽然我仍被校文娱宣传队吸收为队员，也学演过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但是我对音乐老师没有多少感情。我想念孙老师，常常惦记他。可是以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一直追悔未及。

高一那年，我们班分到郭家店十队“夏锄”劳动。“夏锄”乃当时中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修课。我们五十几名男女同学，扛着锄头，背着简单的行李，有说有笑地步行到生产队。一到生产队，先是由生产队长把学生三一帮五一伙地分到住房宽敞的人家住下。我有几个文友，事先约好要住在一块，传看几本“禁书”。

当我们几个抢着拥进一户人家时，一位中年妇女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一进屋，我马上感到屋内的摆设与一般农家不同。只见山墙上一溜挂着七八个夹满相片的玻璃相框，一张农家所没有的写字台上叠放着几本书，大躺柜上叠放着整整齐齐的被褥，在墙角处挂　着一只手风琴和一把二胡。屋子里清洁干净，东西摆放井井有条，给人的感觉主人不是农民，是个有学问的人。

几个同学扔下行李跑了出去。我被相片吸引住了――孙老师的相片赫然摆在正中。“这是谁的家？”我问。

女主人走到我身旁说：“你认不出来我啦？”

我仔细打量她。她长得白白净净，大而美丽的眼睛看上去十分慈爱，虽然人到中年，但是仍显得很年轻，并有教养。

她说：“你那时还在幼儿园，当然记不得张老师啦。”

噢，她原来是我的幼儿老师！我一下子想起来啦。我一阵子高兴，想不到能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巧遇我的幼儿老师。

“这就是你。”她指着相框里一幅合影照中的一个小毛头说。

我好是好奇。家里只有我的周岁照，幼年时的照片却没有。我仔细看了又看那个毛头小子，很是喜欢。那就我呀，幼儿时的样子。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你的眉里有颗小痣，我记得很清楚。再说，这些年，孙老师常常念叨你，说你上了哪一年级，谁是你的班主任，你在校学习怎么样，以及这次‘夏锄’，你们班要到我们生产队的情况，他都了解。”

“那你们是……..”我说了半截话，马上明白了，我可敬的孙老师和张老师是一家人。

我高兴地连忙问：“孙老师干什么去啦？”

“他在草甸子上放牛呢。”

“呀！”我惊叫了一声。孙老师这是在接受改造呀！我一阵心痛。一位在音乐上很有造诣的音乐老师，被弄成这个样子，真是不公平呀！

正当我和张老师相对无言的时候，我的几个同学呼啦啦跑了进来，抓起行李，对我说：“队长又给我们找了一家，那是贫农，让我们住过去。”

当我被同学拉着要走的时候，我见张老师身子一趔趄，眼角一片湿润。她拉着我的手说：“让他们去吧，你别走啦。”

几个同学连声说：“不行不行，我们事先约好的，要走一块走，谁也不能单独行动。”

我不知所措地被同学簇拥到门外。

张老师跟了出来，泪珠溢出眼窝。她向我无力地挥挥手，作为告别。

我走了，被同学簇拥着走了。

这一走，便铸成了我的遗憾。

我感到对不起老师，老师从内心里喜爱学生，而我和我的同学竟粗心地不去体味老师的苦心，辜负了老师的心意。多年来，孙老师被“右派”的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啊！而我是孙老师特别喜爱的学生，如果他知道我入家门而又离去，那他多伤心呀！我真害怕他知道我去过他家，怕他联想到划清政治界限一类的事上。其实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我是个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不太懂事，太不通情，禁不住同学相约一乐的诱惑，留下了深深的歉疚。我曾祈祷：张老师可别向孙老师说起这件事，这样我的心里会好些的。

参军后，离别家乡和亲人，我才对离情依依有了感受，逐渐懂得什么叫情，什么叫爱。因此，我每次回家探亲，总要打听孙老师一家的情况。值得我高兴和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县文教局给孙老师平了反，他和受他牵连的张老师又回到教师队伍。

孙老师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音乐教师，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可是对于我却是重要的。虽然因为政治动乱使我失去进入艺术殿堂的机会，未成为歌星什么的，但是我不遗憾。因为我从孙老师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为他造福，是最为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