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拆书报告（五）

第五讲  聚落、建筑与共主更迭

先说一个考古方式，我们以夏朝为例，偃师二里头是确认无疑且保存相对完整的夏遗址，我们用它作为标准去检验其他不确定的遗址。比如说，如果发现某些遗址的分布，在古文献上记载是属于夏人和夏朝主要活动的区域，且在风格上和考古层位上接近偃师二里头文化，那我们就暂时假定为这个遗址就是夏文明。

按照这种模式，我们挖出了应该是夏人的青铜器，但它们首先在数量上少的可怜，其次它的表面没有什么可以辩识的纹饰。而商在青铜器方面，不但样式繁多，且纹饰复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商朝拥有特殊的青铜文化，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记录上，让我们看到了商朝的神权统治，从而了解青铜器凝聚的力量，这一点，夏朝没有。那么夏朝又是凭借什么优势脱颖而出，最早成为被记录的王朝呢？

还记得上节课我们提到的社会分化与夯土技术吗？我们凭什么说新石器时代后期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迹象呢？看墓葬！同在一个聚落群里，有些墓葬什么都没有，有些却有着丰富的陪葬品，甚至配有陪葬的土台。什么是陪葬土台？就是死者葬在最底下，旁边会有一块比较高的地方，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然后才是地面层。一个墓葬是否拥有土台，显然具有特殊阶级含义乃至宗教含义。死者越富有越重要，墓坑就越大，越有条件让他的墓葬分层，商人甚至对于墓葬究竟有几层都很在意，整理商人对于单双数的偏好，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商王的墓号和庙号，几乎就可以准确的预测他下葬的墓大概有几层土台。

说完了挖坑，咱们再来说夯土。夯土的痕迹几乎在同一时期运用在三种不同的建筑形式上，一是祭坛，二是城墙，还有一处是宫室，就是大型建筑物的地基。能完美的夯出这三种东西，充分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夯土技术的各个环节。为什么这个新技术会同时运用在三种不同的建筑形式上？我们先来了解农业、战争和掠夺之间的发展关系。

先说农业，它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要人根据季节懂得等待，更懂得储藏。而农业生产的储存成了别人掠夺的对象。现在我们所向往的田园生活，若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业生根的地方就是激烈斗争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原始社会结束后就是奴隶社会，这是从甲骨文的记录上就可以看出来的。初期的战争往往是恐怖性毁灭战，赢的一方将谷物抢走，同时杀光输的一方，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抢的谷物总有吃完的时候，那吃完了怎么办呢？于是就变成了抢人，也就是说，输的一方不但失去了谷物，还失去了自由，成为了战胜方的奴隶。

战争掠夺产生的效果是，在原始共产社会中，各自原本自给自足的部落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一部分部落变成了奴隶，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和享用的，而是被管制统辖的主人拿走，集中在主人那里。

夯土最需要什么？需要高度密集的人力，从公元前两千三百年到公元前两千年，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夯土遗迹？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大量被压迫的人力。

再来看，为什么需要夯土？夯土的重要动机之一是筑城，预防别人武力抢夺。较大型或较早取得武器优势的聚落，可以去掠夺其它聚落的农业资源与人力，这些被撸来的人力，用来夯土筑城墙，城墙修好之后，这个聚落就有了更安全的保护，不受别人侵夺，这两件事显然是相互循环，彼此加强的。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城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的？大家先想想，新石器时代为什么都是地下半穴居呢？除了抵挡野兽，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地下半穴居因为高度不高，柱子可以直接立在泥土下，而不至于歪斜倒塌，如果开始修建路面上的宫室建筑呢？那高高的柱子多危险啊！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夯土，打出密实的土台，然后让柱子卡在夯土洞里，这样才能牢靠。

传统中国建筑有一种特别的模式，称为“堂间建筑”，堂间建筑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建筑的重量，靠复杂的屋顶结构和梁柱来承担，墙壁不承重，一套完整的梁柱结构，就可以撑起了一块空间建筑，由这样一个一个的“堂”组合起来，就叫堂间。

日本有个著名的观光景点，叫三十三间堂，三十三间房子由于墙壁不承重，全部可以打通，而这种建筑原则，竟然可以远追溯到夏朝。怎么样？我们祖先的智慧，是不是令人瞠目结舌呢？

中国的宫室建筑从夏朝开始奠定基础，有些根本元素一直没有发生巨大改变，从出土的门轴石，我们就确认当时已经有门，而且不是推拉门，是有门轴的转动门。而且那个时候也有了完整的承溜设计，用来排放雨水的。

这么完美的宫室建筑，不仅仅是为了住人，为了提高贵族们的生活条件。它一定具有神圣性。修筑宫室的奠基坑其实挺恐怖的，知道用什么来奠基吗？扶风出土的奠基坑算是比较人道，里面埋了大约四十条狗，郑州商城有一个奠基坑，是最惨的，许多与商朝有关的现象，都很恐怖，里面埋了四个人，年龄大概是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而且据研究，这些人是被活埋进去的，把活人埋进奠基坑，一定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功能。

这充分说明了在那个时代夯土的进行，应该带有某种宗教上的神秘意义，而且显然是需要用到“殉”的形式，需要以生命为献，郑州商城的奠基坑就是使用了人殉。甲骨文有很多关于人殉的记录，数量最多的一次人殉涉及到两千人，商人那么大手笔，可以一次殉葬两千人，被殉的这些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生命的自由。

好了，我们再捋一下，有了剩余的粮食，于是人们开始战争和掠夺，掠夺粮食，掠夺人力。奴隶多了，墙就越筑越高，城也越来越大，如此循环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有效管理奴隶。在这个脉络下，奠基坑的现象就比较容易解释了，这实际上是对执行这项巨大工程的奴隶们，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恐吓，它显示了奴隶主夺取奴隶生命的权利，奴隶们，乖乖的干活吧！所以我们的遗址总能挖出祭坛，祭坛祭各自的祖先，看，我的祖先比你祖先强，所以我比你强，你就是我的奴隶。

有一本古籍叫《尔雅》，成书年代传说是两汉之间，作者也不详，里面有一句“邑曰筑，都曰城”，这句话仅从字面讲，非常不容易理解，但是和考古配合起来，立刻就说得通了。邑，指的是聚落，后来，周人称呼商人，一度用“大邑商”，这是尊称，因为商是大的聚落。那么“邑曰筑”的意思就是，要成为聚落，首先得先筑墙。那么“都曰城”，就是你想要构成一个更大的王都，那么就要先有完整的城。

过去我们想象古代的中国，尤其是夏商周三代，把它想象成众多村落聚集，散布在各地，由一个巨大的中央朝廷来统治，可是考古遗迹越来越明白的显示，夏商周三代的聚落居住形式，发现城墙的比例远远超过想象，目前考古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三代应该存在着城墙林立的特殊景观，这是一个普遍城墙的时代，是一个方国形成的时代。夏朝的出现，也是中国国家的出现，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只有两百人的聚落，是没有能力筑城保卫自己的，所以他们必须开始集中，集中生活，集中筑城。

上一节课，我讲到从部落到酋邦，拉开贫富差距成为了社会文明前进的脚步，那么这节课就更加的残忍了，由聚落到城邦，是战争与掠夺，奴隶与压迫带来的结果，血腥成为了社会文明前进的脚步。

中国国家组织应该是如此起源的，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样一路发展到春秋战国，“邑”依然是个常见字，还有一个常见字是“国”，这个字也是长期被误解了，“国”最早是成为区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国人”指的是城里人。最初的小国不断的吞并聚拢，最后才慢慢的形成了疆域的概念，这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

大家想想，最初城墙应该是保护谁的？那肯定不是奴隶啊，一定是保护重要的人，那谁又是重要人呢？看血缘关系。与统治者血缘关系最近的住城的核心区域，远一些的住核心区的外围，再比较远的在城边上，城里住不下去的就住在城外。

我们从甲骨整理得知，中国的文字应该是从氏族的名称，氏族的标识发源的，甲骨文中多，金文更多，他们表现出了两个共同的特色，第一，保留了高度的图画性，这就像是一个族徽，第二，这些符号印记几乎都与家族氏族有关系。

还记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吗？他们是因为贸易跟契约而产生的，而我们是为了标识家族，标识血缘而出现的。

好了，讲了以上这么多，我们可以用一条新的脉络来看待夏商周，约公元前两千年到约公元前一千年，这一千年里，夏商周之间发生了共主更迭的变化，而这三种文化在这个时期内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重叠并存的并激烈竞争的。三种文化各有所长，这不止是让他们得到了共主地位，各种文化还留长了很长时间，变成后来中国文明的基础。

夏人最有可能的重大突破，是将夯土技术用于兴建城墙，改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式，让它变成以城市为中心，由酋邦变为城邦。

商人基本上就是一个鬼神民族，他们擅长运用所不能理解的现象进行恐吓，所以有了青铜器，有了文字，有了占卜，文字本身就是神力的媒介。

周人则是在夏人发动的城邦改革过程中，最早或最有效的将地理空间和氏族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巧妙的运用打虎还需亲兄弟，以及人多力量大的原则构筑了自己庞大的伙伴系统。

夏商周三代离我们很远，中间必定有许多后来造成的误解。但借由考古资料的协助，我们尽量排除。

这一节主要还是讲的夏的率先崛起与共主。下节课我们将讲中国古代文字与中国古代信仰，来看看商是如何取代了夏，成为了下一个中华大地的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