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思考（十）

上文提到，诸子百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融合趋势，各家都采别家所长重新解释和注疏自家学说，较为明显的当属儒、道、释三家。

其中新道家就较多地融入了儒家思想，甚至还尊孔子为圣人，用老庄的思想重新解释《论语》。但最能体现其思想的还是向秀和郭象注疏的《庄子注》。

其实无论是《论语》还是《庄子》本身文章都极为精炼，大部分语句都有多种含义。正因如此，后人对这些经典著作的不同解释反倒形成了各自流派，直至今日也不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

譬如老庄认为万物来自于“道”，之所以称为“道”因为它不可名状，也不是一个拥有人格的造物主，只好以“道”指代。而在向-郭的解释下 “道”是“无”，即“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主张万物自然而在。万物是独立的，但万物自生却不是由一个条件单独形成，更不是某个造物主所创造，而是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一个事物只能是它自己，而非别的事物产生，这与西方宗教的《创世纪》可以说完全相反。

新道家虽融合了儒家思想却摒弃了先秦儒学遵循古礼的主张。他认为既然社会和人都在不断变化，那么过去的典制和道德就不能再适用，新的道德标准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新旧之间也不能说谁更高级或落后，只是时代变化使然。这听起来不仅有法家思想的痕迹在，还是少数抛弃了时代滤镜（认为过去才是黄金时代）的学说之一。

新道家对“有为”和“无为”的解释也更为具体。按照老子“顺势而为”的思想原理，顺应“天”就是“无为”，比如支持新典制道德；逆“天”而行就是“有为”，譬如极力维护旧道德。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能发挥天赋才能就是“无为”，如果极力模仿他人就是“有为”。这也是为什么新道家并没有向老庄那样反对圣人和饱学之士，而是反对那些没有如此天赋才干还硬要去效仿圣人的“东施效颦”者们。在他看来，人最好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因为每个事物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身不由己的，也不可能变为其他事物，即“万物自生”。所以无论是模仿他人还是勉强去达到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都是戕害本性，无用有害的。

新道家认为明智的生活方式是“弃彼任我”。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人先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了解自己的短板和优势，再扬长避短地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而非人云亦云地去做不适合自己或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如果有人不受诱惑和压力地做到“任我”，也就登上了“无差别”境界。

在《齐物论》里，庄子批评儒墨两家最爱强调分别。如果所有人都偏执地认为自己的为“是”，别人的为“非”，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一样事物可称为完全的“是”和完全的“非”了。反而只有在“是己非彼”的偏执上，万物倒是统一的。因此事物的“是非”难以确定，既然“万物自生”就让它们“任我”好了，何必有所区别呢。老子主张人要认识到万物本身都存在对立的一面，而庄子则认为一个人只有既忘记了自身，又忘记了和自己对立的一方，才能达到“无差别”境界。即“无差别”化对待万物，连自身也“无差别”化地忘却了，这才是向-郭解释中庄子认为的“至乐”。

就像前文所说，经典学说往往暗示多于明示，不同人在不同时代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需求和所处的环境赋予它们新的含义。所以才有“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的说法。不仅是中国典籍，西方的《圣经》和印度的佛经也都是在一部或几部经典的基础上通过释义衍生出无数分支与教派。恐怕任何声称更接近于原著本身的一方都是陷入了“是己非彼”的偏执上吧。

又或许《中国哲学简史》本身也是云云注解中的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