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6） 岛国国民性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岛国，日本以其固有的“武士道”、“神道”为根基，在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吸收融合了儒家、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文明，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
对于日本的民族性，西方人曾经觉得难以理解。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在欧美人眼中，大和民族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们“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穷兵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新潮”。概括来说，大和民族具有一体两面，一面是恬淡静美的“菊花”，一面是凶狠决绝的“武士刀”。菊与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辅相成，暗含了日本人矛盾的双重性。
对于日本这个民族，不仅西方人患有理解困难症，同在东亚的中华民族也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既似曾相识又迥然有异。
这并非错觉。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京都、奈良街头，可以体味到唐宋余韵的温暖，感受到中华文明沁人心脾的传承，好些盛唐风物千余年前就从国内销声匿迹；来到日本东京，可以触碰欧美最先进的科技、最前卫的时尚，受用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微笑、九十度鞠躬的热情，偶尔也能触摸到他们潜藏在骨子里的疏离。
但，这些都只是表象。
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大和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1946年，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看似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她一生中从未到过日本，仅仅凭借搜集的资料和对日本侨民、战俘的调查访谈就写出了这本不朽名著，许多问题都还存在争议，连她自己也觉着意犹未尽。
战后七十多年，日本社会、大和民族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迁，许多旧有习俗被雨打风吹去，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也有很多传统经历岁月的洗礼，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内化为民族性格的烙印：
一是昭着的等级世袭。历史上，日本构建了天皇和诸侯、武士、平民等组成的金字塔式社会，各阶层存在鲜明“纵式”序列关系，大家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一代代往下传承。
进入现代社会，日本的等级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从国家层面看，日本人认为国与国之间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存在三六九等之分。当今世界，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日本与俄、德、英、法等国并列于第二序列国家，也是东亚地区负有领导责任的大国。当中国开始崛起，一步步打破日本心中的东亚政治秩序时，日本深刻感受到了自身地位的下滑，既恐惧又心酸无奈。从人际交往看，同一集团内部的日本人之间，上下等级尊卑秩序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便是两个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碰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确定双方社会地位的高下，用语言和肢体行为等系列“小动作”表达相互间的认同。即便是简单的“吃”或“坐”，都要用日本式“潜规则”使用不同的词汇，地位较低者除了使用日式“敬语”外，鞠躬的程度和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鲜明的等级制度，与日本人“继承家业”的传统相结合，自然而然会带上世袭的色彩。从政治领域看，“世袭政治”是日本政坛的重要特征。首相的儿孙可以继承祖辈的政治遗产，议员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选区和“票田”，民众们对此司空见惯，对政“二代”、“三代”们予以高度认同。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也基本脱不开世袭门第和政治血统的支撑。如三次连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其外公岸信介、外叔公佐藤荣作均担任过日本首相，其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日本外相。从社会领域看，日本人不仅仅把守护家业当成工作、当成事业，更当成了一种信念、一种传承、一种荣誉。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哪怕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店、小拉面馆、小神社，都可能是子承父业，数代、甚至数十代地延续下来。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百年老店”亏本营业成为常态，但为了不堕家族的声名，继承者们都在咬牙坚持。就这样，一代代人专注于一个领域，不断地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连一杯茶、一碗拉面都要做到极致，“工匠精神”也就成为了日本的象征。但是一利一弊，这也在无形中固化了社会阶层、加剧了等级世袭。
二是浓烈的集团意识。所谓集团意识，就是以强烈的归属感为基础，个人对所属集团竭尽忠诚、无私奉献，并作为集团成员与他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从孩提时代，每个日本人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他人、如何融入集体、如何找到自我价值和定位。因此，传统日本人只有在自己所属的集团中，才能获得存在感、安全感、归属感，一旦脱离了集体和组织，就犹如迷途羔羊般不知所措。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有四个重要特征：�集体至上。集团是高于个体的存在，个体必须尊重大局，维护整体和谐，宁可自己忍受痛苦也尽可能不给他人添麻烦，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坏了集团的规矩。‚同舟共济。集团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集团中的个人在地位上有高下，但在形式上是平等的，相互之间患难与共，都以集团为家，为了集团发展心甘情愿奉献牺牲，这在现代日本企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ƒ从众心理。高度重视协调行动，讲究与前后左右的人步调一致，不欣赏特立独行的人和事。有西方学者把日本人比作一群小鱼，总是秩序井然地朝一个方向游动，当一块石头投入水中，小鱼们会齐齐调头，依然队伍整肃、秩序正规。④内外有别。在集团内部讲究“和”，成员之间彬彬有礼，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充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集团外部的人则是“外人”，有形无形、有意无意进行排斥和挤压。很多旅日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管在日本呆了多少年，也无论日语多么娴熟流利，还是难以真正进入日本人的社会，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日本民族的集团意识，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明治维新时期，集团意识助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在二战时期，对国家的忠诚心、对权威的服从性，演变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的个人牺牲精神，踏出国门的日本人，对本国之外的族群表现得蛮横粗暴、无所顾忌；战后重建中，集团意识所倡导的忠诚、和谐、克己奉公等道德规范，以及焕发出来的奉献精神和进取意识，在企业中发扬光大，是日本经济出现奇迹的关键要素之一；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虽然把日本重重击倒在地，但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日本社会依然保持秩序井然、和谐稳定。但是，集团意识也存在论资排辈、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等问题，严重抑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日本大学生毕业后，大都不愿意出去创业，而是随大流找工作养家糊口，而且很多人在一家企业工作一辈子，这与中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鲜明对比。
三是融洽的二元体系。二元化权力体系，即实际权力与象征性权威相分离，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典型特征。
古代日本的二元化政治体系，一开始是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行政权力掌握在摄政、关白等外戚和太上天皇、贵族官僚手中，天皇只作为象征性领袖存在；后来，武士集团逐步掌握了权力，又表现为天皇朝廷与幕府将军二元并立，幕府拥有全国行政大权，天皇依然是国家精神领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由单一的二元化结构，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对立体系。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纵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1889年明治宪法颁行后，天皇拥有绝对精神权威与有限行政权力，国家行政主要由内阁与明治维新元老共同操控；1922年，维新元老山县有朋去世后，元老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又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二元共存。
二元体系的另一个特征，是职务不等于权力、更不等于影响力，真正的实力派往往不坐在台前，而是隐于幕后。在镰仓幕府时期，幕府将军表面上握有国家政权，但只是如天皇一般的“吉祥物”，实权操纵在执政北条家族之手；德川幕府中后期，将军同样大权旁落，大老、老中掌握实权；大正初期，维新元老基本退居二线，不担任政府职务，但没有他们点头，一切军国大事都落不了地；20世纪初期和中期，昭和军阀主宰日本政坛，但在“二二六兵变”“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真正当家做主的并不是军队领袖，而是不显眼的参谋人员和下层军官。
二战结束后，美国按照西方模式大刀阔斧改造日本。军事上，美国解散日本所有军队及准军事武装力量，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只能保留有限的防卫力量。政治上，取缔所有支持日本在亚洲地区建立霸权的政党和组织，从思想上清除极端民族主义意识。直至战后70年，这套“制度的笼子”依然发挥着强有力的约束作用，让日本政坛基本杜绝了“强人”和“寡头”。不过，这些改造措施并没有粉碎日本原有的二元化权力体系，二元体系依然存在于当代日本各级政府和大企业中：很多“一把手”在其位不能谋其政，而另一些中层干部有着远超自身职位、甚至超过高级领导的影响力，且人人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正是二元体系，使日本天皇制保持了形式上的“万世一系”，在构建近代化国家过程中成为维系民族认同的纽带。从公元前660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到当代明仁天皇，天皇血脉和头衔传承了125代、近2700年，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战后，为了削弱天皇的精神权威，剥夺其行政权力，美国强制战败的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宣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以促使受“皇国”思想教育多年的日本人幡然醒悟。但时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依然把天皇当成超出一般“人”的“神”。
2013年11月14日，日本宫内厅举行记者会，宣布日本明仁天皇与美智子皇后死后将打破皇室的土葬传统，改为火化方式，但天皇夫妇骨灰将不合葬。日本新闻网援引长期采访皇室的记者神田秀一的报道，称明仁天皇曾提出合葬，但美智子皇后考虑到自己出身民间，没有资格与被尊为“神”的天皇合葬，因而婉拒了天皇的要求。
这份报道，在中国人看来是如此荒诞不经，居然被日本主流媒体郑重其事播报，还能为日本国民所理解和信服，中日两国在思维上的差距，比之朝鲜海峡还要深远。
四是固执的强者崇敬。“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思想，其最大特点就是提倡多神论，认为一个人只要出类拔萃，具备超凡的境界，都可以成神，所谓“万物皆为神”。这样的神道价值观，深深影响了日本人的理念，形成了不问是非、只论强弱的相对主义思维：对一个人的评判标准，不以善恶、是非、对错来衡量，而是看他是否足够优秀，能否强大到超越普众。
“神道”的意识形态，模糊了善与恶、功与罪之间的界限，形成了盲目尊敬强者、崇拜强者、追随强者的传统。自明治维新以来，“与强者为伍”的国策贯穿了整个日本近现代史。19世纪晚期，维新志士们极力主张脱亚入欧，与清朝和朝鲜划清界限，全方位向西方靠拢，希望由此登堂入室成为列强中的一员；1902年，日本使尽浑身解数，终于与当时世界霸主——大英帝国缔结了“英日同盟”，极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企图借助新兴强国的力量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战败投降后，日本为了应对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又想方设法拉拢还未对日宣战的苏联；二战后，日本与超级大国美国结为政治、军事同盟，迄今已有70年。
美日之间有着血海深仇。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夺去了10余万日本人的生命。按理说，日本应当对美国切齿痛恨。但事实恰恰相反，广岛、长崎乃至全日本非但不仇视美国，反而狂热崇拜和学习美国，处处以美国为师。对此，旅日媒体人徐静波曾赴广岛，就“日本人为什么不恨美国人”作了问卷调查，得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奇葩到让人难以理解，例如“记仇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放下包袱向前走，才是正道”等等。究竟是美国人不值得仇恨，还是日本人太健忘了？最简单、也是最贴近实际的一个解释：在强者面前，日本无奈而习惯地选择了屈从。
崇敬强者的另一面，就是日本人凡事争强好胜，不甘落于人后。在日本，大多数企业奉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员工为一家企业服务终生，这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企有几分类似。但日本职员们丝毫没有吃“大锅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心甘情愿加班加点，甚至为提高企业效益自掏腰包请客户吃饭，完全是一副把“公家事”当成“自家事”干的做派。日本人认为，无法为企业作出足够贡献的人，会沦为弱势的“窗边族”，每天无所事事，只好无聊地坐在窗前看着树上枯黄的叶子。这样的人，虽然不会轻易被企业辞退，但会被绝大多数同事所孤立和谴责，任何集体活动都遭到刻意排斥，每天生活在自责、抑郁和“冷暴力”之中，确实也很难呆得下去。
在中国的街头巷尾，沿街要饭的乞丐、伪装伤残的“残疾人”和可怜巴巴的“失学儿童”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风景线。而在日本，乞丐被看作是企图不劳而获的弱者，根本不值得同情，不论真假都难有市场。据日本厚生省统计，2012年4月全国共有9576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他们多数宁可饿死也不向路人乞讨。
在日本人眼中，卑微却努力向上、贫困却自尊自爱、残疾却自立自强、身处绝境却不屈不挠的人，不管是不是他们的敌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强者。
五是务实地顺应时势。日本主体族群——大和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9%，有着很强的民族独立性，加之孤悬海外，兼具了岛国的保守性，理应是十分排外的。但由于没有强大的原生态文明，加之日本地域狭小，资源匮乏，地震、台风、火山等自然灾害频发，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总感觉自己处于威胁之中，从不惮于接纳外来事物。
事实上，通过不断地适应外界环境发展变化，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和革新他国先进成果，进而争取最有利于己的生存空间，正是日本民族发展的一种导向和应变方式。可以说，日本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顺应时势的变迁史。
隋唐时期，日本向当时最强大的唐朝学习，疯狂引进大唐的政治体制、文化、宗教、法制、医学、礼制等等，连日本古都平成京（奈良）都依样画葫芦，完全按照大唐首都长安的模式复制而成，虽然规制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19世纪中叶，当西方近代文明的滚滚洪流冲击“闭关锁国”的日本之际，日本并没有像大清帝国一样死抱着祖宗家法不放，而是迅速卸下历史包袱，以虔诚之心、谦虚之情学习欧洲的政治、军事、商业、教育、科技体制，以此改造自己的社会，让一个落后岛国在短短30年内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转而向美国学习，千方百计引进美国的制度、科技和工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创造了经济奇迹。
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明的吸纳，并不是全盘的“拿来主义”，而是经历了选择、接受、排斥、消化和变形的过程，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实用性”：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弃之，根据需要而变革。例如，他们引入了汉字，又借助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借助楷书创造了片假名；引入了儒学文化，却对儒家人伦根本的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加以变通；引入了佛教，但日本的和尚可以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舞刀弄枪，带上了许多杀伐之气；引入了欧美的企业制度，但保留了终生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等等。
当代中国人对日本人选择性地吸收中华文明精髓，曾有一句非常客观形象的描述：“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
不仅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表现出顺应时势的特征，普通日本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中也带有随机应变的倾向。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二战时，日军宁可自杀也不愿投降，即便被俘后也有许多人要求赴死，以保全自己的名誉。北缅会战，日军战死17166人、被俘142人，战死者和被俘者的比例是120：1，且被俘时大多已负伤或昏迷。但随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很多日本人在被俘又自杀未遂后，居然由原本的资深军国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一跃而变为“模范战俘”，为美军指出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细描述日军兵力配置、撰写反战宣传品，千方百计帮助美军赢得这场战争。这种180度的大转变，很令美军费解，但日本人做起来却自然而然。对日本战俘而言，既然被俘虏了，要么体面地死去，要么挣扎着活下来。如果还想活着，就得努力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模范战俘”不失为一条理想生存之道。这种行为特点表明，如果选择了一条道路，日本人往往会全力以赴，不惜自己的生命；倘若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又会自然而然地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因此，日本人不仅容易走极端，而且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六是极度地珍视名誉。名誉，是指社会对人的品行、思想、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总体价值评价。日本民族向来惜名知耻，甚至把名声视为高于生命，这也造就了日本独有的耻感文化，又称耻文化。
日本的耻感文化，有三个典型特征：�以外部评价为基准。日本人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非常在乎，常常以他人的想法来决定自身行动。在会议、协商等场合，如果与自身利益无关，日本人就会注意观察多数人的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作出不偏不倚的反应，最终与周边的人协调一致。如果感觉彼此相互之间想法分歧过大、难以调和，就会有意无意采取回避态度，避免作出令对方难堪的反应。因此，在很多国际会议上，日本人通常态度暧昧，不旗帜鲜明地表达态度，甚至有时在外交场合上，也会默不作声或不置可否。②以遵守规矩为美德。日本人极端重视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着力按“社会规定行事”，以“对得起自己名誉”。随意破坏约定俗成秩序或规定的人，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受到他人和社会的排斥。因此，在日本的城市，随处可见“空荡荡的人行斑马线上静静等待信号灯的小学生，自觉排成两行等待公交车的人们，在人挤人电车里也能空着的优先座位”。③视维护名誉为生命。传统的日本人，将名声等同于正义、责任和高尚情怀。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名誉，一方面要遵守种种繁琐规定带来的痛苦，以便获得好名声；另一方面，决不允许自己的声誉受到玷污，必要时会对玷污者进行报复，甚至于自杀。
2008年，日本发生了“毒大米”事件。起因是日本大阪三笠食品公司将残余农药超标的工业大米伪装成食用米，卖给酒厂、学校、医院等370家单位。事件曝光后，奈良县广陵町米谷销售公司的社长中川收一，于深夜在家中自尽身亡，终年54岁。自杀的原因，是其作为中间商，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销售了46吨毒大米。按道理说，销售毒大米的并不止中川这一家米店，毒大米本身也只是农药微量超标，既没有造成消费者死亡，也没有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与中国“三鹿奶粉”事件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中川收一仍然深感愧疚，认为自己造成了很多民众误食毒大米，在逐一登门向购买“毒米”的人致歉后，毅然选择自杀来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挽回公司的名声。3天后，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和事务次官白须敏朗也因“毒大米”事件引咎辞职。
日本人对名誉的追求是那样锲而不舍，有时候不禁让人敬佩感动，但很多时候也容易走火入魔。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如果犯了小错，通常会不断鞠躬道歉，采取种种措施尽力挽回名誉；如果犯下了弥天大错，要么以死谢罪、一了百了，要么千方百计抵赖，寻找种种借口顽抗到底，死都不肯认错。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中说，日本人为了名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人类的幸福可以忘记，即使有时要受到阴谋诡计的折磨，有时被迫卑屈地淹没人性也要抢先立功”。
上个世纪的侵华战争，日本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日本为什么不能诚恳向战争受害国道歉？日本政要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国内为什么会不断发生否认侵略历史的事件？
1995年，靖国神社为了纪念终战50周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与孙辈们的对话》，作者桑木崇秀是一名侵华日军军医。书中，爷爷和孙子以对话的形式，谈论了向受害国谢罪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日本右翼势力拒不认罪背后的思想根源。
孙子：虽说战争的目的是好的，但对亚洲国家带来麻烦，还是谢罪好吧。
爷爷：…在日本，自古以来很重视谦让的美德，谢罪很容易被认为是美德。但是，这并不是谢罪就能完的事情……如果日本正式向亚洲以及与日本作战的其他国家谢罪，这些国家就会要求赔偿。
孙子：赔偿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爷爷：国家之间的赔偿已经解决了……但民间也会要求赔偿。现在在中国，开始听到一种声音，要求日本赔偿被害者若干兆日元……赔偿金不管是用税金还是基金的形式来支付，日本今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背上沉重负担。那样的话，就要到处借债了。还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更大的“债”。
孙子：是什么债？
爷爷：就是日本人作为犯罪者的“债”。日本是侵略者，是坏蛋……如果这种事情日本人自己作为国家来承认的话，那么，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永世抬不起头来……
战后的日本，对战争只是表示遗憾，没有明确表示承担战争责任，没有对中国进行经济赔偿，甚至没有一份正式的书面道歉。时至今日，很多日本人还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好的”，只是给他国带来了“麻烦”，语调如此漫不经心，宛然在谈论晚餐时不下心咽下的一只苍蝇。有的日本右翼人士，始终不肯承认战争的罪恶性，只是遗憾“大日本皇军”没有打赢；更多的日本人，明知侵华日军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暴行，但因为认罪会面临巨额索赔问题、会丧失荣誉感、会在“外国人面前永世抬不起头来”，所以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得出了“不能认罪”的结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对于一个背负历史罪孽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反省历史无疑是痛苦的，但越是痛苦越需要反思。
一个连自己走过的路都不敢正视、做过的事都不敢承担的国家，如何能成为有责任心、有担当力的大国？有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二战犹太人遇难纪念碑前跪地忏悔的先例，日本领导人为何不能仿效先贤以彻底悔罪，获取中华民族的谅解和宽容？
时至今日，历史问题依然是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深渊。跨越这道鸿沟，彻底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关系“正常化”和民族和解，依旧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