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快乐（五）|我的视界我的中国
第五章
“哈哈，”我说，“这事我听丁叔说过，说你胆小。你一放手，猪趁机窜起来跑了，追了一上午才追回来，等吃上杀猪菜，已经晚上了，饿得大家都骂你。”
父亲说——
其实谁是个胆大的，谁是个胆小的，没个准。当年射七司令那一箭，我是卯足了力气的。胆大胆小，说到底还是个感情问题。你和它没感情，再带点仇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要和它有感情，你就是有上坟地捉鬼的胆量，还是下不了手的。
好歹是杀了，等它躺在水案上被蜕毛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块肉了，感情不感情的都那么回事了。开肠豁肚，去了头蹄，我让他们把猪从中间齐齐的阔开，但没能阔得那么正好，免不了一边大一边小。这也好，把大的那扇给郭睛家背去。
但这事，我不想让任何人晓得，所以都是秘密地准备。找了个大口袋，把猪肉装了，又备了些绳子，以便路上用。准备停当后，在一个凌晨，村里人还在梦乡时，我背着那半扇猪肉上路了。
我背的是大的那一块，一百来斤，对于我的体格来说，不在话下。但背个几里地行，这要走完小四百里的路程，真还不是那么容易。累还好说，关键是冻。猪肉开始是软的，后来就成了块石头，硬梆梆的，没个抓处，又硌得背疼。
我穿了白茬羊皮袄、皮裤，戴着棉帽子、棉手套，肩上还搭了个布袋子，装满了干粮，背了个铁壶，灌满水。如果是空人走，我一天走好能走差不多二百来里，两天，最多三天就到。可这是背着一百多斤的猪肉呀。况且，体力不是每天都能保持得那么好，肯定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所以我往宽算了算日子，腊月十五出发，最迟二十三到那里，赶上年前的小年，顶如是给郭睛家办了点年货。我不想正好赶在大年底，如果郭睛的父母不待见我，影响他们过年的心情。二十三去了，就算他们不高兴，到过年时也调整好了。
第一天精神好，步子迈得大，刷刷地，走个几里地，放下猪肉歇会儿。虽然没通班车，但被马车碾出来的路还是有的，我倒不担心走错。遇到人家时，就进去问问，以确保方向正确。也没个计路程的工具甚的，反正就是走。
到了晚上，见路边有个土地庙，就钻进去对付了一夜。第二天赶早接着走。不赶早不行啊，到了黎明时，冻得受不了，走起来还好些。第二天晚上是在一条渠壕里过的夜，我带着火柴，隆起火，把地皮烤热了，再把火堆移开，坐在那里焖了一夜。
第三天，就觉得体力明显不够了，腿疼得厉害，不听使唤，我几乎要放弃这个打算了。但是走到半路了，返回去和走过去没多大区别了。再说，我本来就是赎罪，不吃点苦，不受点罪还叫赎罪吗？这么想着，倒希望越艰难越好，越艰难越能对得起郭睛。
我本来是带着水的，可冻成了冰砣，倒不出来，就在路边隆起一堆火，烤一会儿喝一口，烤一会儿喝一口，这么个喝法，没个计量，不知不觉就把一壶水喝完了，烤死烤活倒不出一点水。我四处寻找沟渠，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却是干的。
偏巧那段路上没碰见个人家，土地也是那种盐碱滩，估计连水份都没，能扬起黄尘来。我就努力加快速度，可越是加快速度，体力消耗就越大，就越觉得渴，身体都要虚脱了。人可三日不吃，不可一日不喝，就是这个道理。
我以为我要死在那条路上了。说实话，那时想到这一层，倒不怕死，但我一死，又给郭睛增加了罪孽。她要知道，这辈子也别活了。大概人在快死的时候，脑子里总能闪出灵光的，对呀，我背着猪肉呢，肉是甚做的，水呀！
我兴奋起来，把口袋的扎口解开，挽下一截，露出猪肉，捡来些干柴，隆起火，烤着猪肉。果然，猪肉慢慢开始解冻，表面泛起了水珠，积得多了，就从一侧淌了下来，我赶忙用铁壶接住。费了半天工夫，终于接了小半壶水，猪肉的那一片大概快被烤干了吧，不出水了。
我喝着猪肉融化的血水，虽然很腥，但毕竟解了渴，身体有了力气。我不敢耽搁，把口袋挽上来，扎好口，背起继续走。水不多，我必须省着喝，还得快点走，在水喝完之前必须要找到人家，至少要找到结冰的沟渠，把冰化成水喝。
没找到人家，倒看见一个废弃的瓜棚。有瓜棚就有瓜地，有瓜地就离人家不远了。但我实在累得不行了，天也黑了，干脆就在瓜棚里睡一夜，养好精神，明天一鼓作气找到人家。睡到半夜，被冻醒了，爬出瓜棚一看，漫天卷地白茫茫的一片，下雪了。
开始我倒没意识到这是场灾难，雪就是水。我赶忙隆起一堆火，用铁壶装了雪放在火上化成水，喝了个管饱，又满满当当化了一壶水。冻得睡不成，我也没等天明，背起猪肉出发了。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天黑，我错过了一个村子。
直走到天亮了，我也没遇见一户人家——其实是错过了——反而走进了一片沙窝，一个个沙丘被白雪覆盖，连绵起伏。我听三红说起过，牛轭弯村东头是一片沙窝，不宽，大约二十来里，却很长，他也说不清有多长，没人量过。也就是说，穿过这二十来里的沙窝，我就能见到郭睛了。不出意外的话，中午就能到。
问题是出了意外。
我当时挺兴奋的，鼓足劲只顾猛走。雪还在下着，冷风越来越紧，卷起雪雾，搅得天地间混沌一片。雪花打在我的脸上，生疼，但我因为走得快，还有些微汗，倒不觉得冷。沙上的雪越积越厚，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几步摔一胶，爬起来接着走。
累了，饿了，就把口袋放下来，坐在猪肉上吃几口干粮，继续向前。最后觉得天慢慢黑了下来，我意识到我迷路了，不然不会走了整整一天还没走完二十里路。放眼一望，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雪地，没个参照物，辨不出方向。
我感到害怕了，东走一阵，觉得不对，西走一阵，又觉得不对，翻来覆去在原地打转。而我的体力，越来越不支，膝盖以下始终没在雪地里，失去了知觉，只靠着大腿发力带着迈步，一步一步地挪。天越来越黑，地上却是白的，我不知又走了多少时间，是几个小时，还是整整一夜，我的脑子也已麻木了。
终于，我彻底摔倒了。
这回，没起来，浑身无力。沙窝里的雪不瓷实，我摔倒的时候，半个身子就没在雪里，天上的雪还在不停地下，落在我身上，落在我脸上，遮住我的眼睛。我开始手还能动，把眼睛上的雪掸开，慢慢地手也麻了，抬不起来，眼睁睁地看着雪把我埋了起来。
眼前完全陷入黑暗的时候，我还有意识，但晓得自己要死了。那是一种体会过一次就绝不会再想体会第二次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浑身打颤，这么多年，我经常做那样的噩梦……
父亲在讲述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不由浮现出一片茫茫雪原，一个人在雪原上步履蹒跚地走着，越走越慢，终于静止，雪片落下来，遮盖了他，掩埋了他，越埋越高，最后堆积成一个巨大的雪人，静穆在天地间。骤然，云破天开，艳照高照，雪原化成了一片花海，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而那个雪人却变成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
我从遐想中惊醒，问：“那后来是谁救了你。”
“你。”
“啊，我？”
父亲说——
嗯，我听到了你的哭声，哇哇的，很嘹亮，透过厚实的积雪传到我的耳朵里。电视里常说，除非有奇迹，那就是奇迹，也是咱们父子前世一段未了的姻缘。我竟然从被埋的雪地里挣扎了起来。我没看到你，哭声的方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我的生路。
我浑身已麻木，竟然还能走，我就顺着哭声的方向走，没背猪肉。原来，前面是一道很高很长的沙梁，被雪盖住了，我看不出来，以为都是平地，以为没有尽头。其实翻过那道沙梁，就能望见村子了。
那就是牛轭湾村，我得救了。
哭声引导着我找到了你，在村口路边的一段破墙下，放着一个红柳筐，你就躺在红柳筐里。破墙替你挡住了雪，遮住了风，所以你才没被雪埋了。有人把你扔在这样寒冷的雪夜里，就是没想让你活着，而你却救了我，然后我又救了你。你说说，这是多大的缘份！
“大！”
我轻呼一声，哽咽了，过去从后面抱住了他。他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胳膊。那一刻，从我们的肢体接触中，我体会到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感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灵魂到肉身都融合在一起。我的眼泪滴落在他的头发上，他的头发一半已白，没白的那一半也褪成灰色。沉默了一会儿，我问：
“那郭睛阿姨呢，你见到她了吗？”
父亲摇摇头，说：
“没，冥冥之中，注定我这辈子不能赎罪。我腊月十五背着猪肉从家里出发，她家就在那天搬走的。”
“搬到哪了，你知道吗？”
“知道，和不知道一样。”父亲说，“听三红说，郭睛的妹妹郭玉梅从深圳回来，把她父母和郭睛兄弟姐妹都接走了。那里搞开放，钱好挣，机会多，她们大概就在那里安家了。”
“说不定她们只是去深圳过个年，年后还会回来，你没再去吗？”
“去过，隔几天就去一趟。”
父亲指了指堆放在院子角落的几辆自行车骨架：
“骑坏了四辆自行车，一辆飞鸽，一辆永久，一辆凤凰，还有一辆红旗。几年后，她家在那里的房子住进了一户外乡人，我就没想望了。”
长出了口气，又说：
“就这样，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终于完了，她没留下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一句话，眼看过去二十年了。也好，罪孽就是罪孽，还不清，还清就不叫罪孽了，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为所为付出代价。”
又说：
“可能是上天安排，她走了，你来了。这么想着，我倒也心安理得了。”
我心里好疼，父亲没罪，却赎了一辈罪。
日头已偏西，把房子的影子扯得好长，铺满整个院子。我问：
“那你再回老家没？”
父亲没说话，应该是没回过。我想了想，说：
“再过四个月，澳门就要回归了，骨肉分离了一个世纪，但血脉谁也割不断。”
两年前，香港回归的时候，我还在乡中学上学，住校，老师特意把电视机搬到办公室门前广场上的红旗下。电视不大，18寸的，几百名学生搬来凳子黑压压地围坐着。坐在远处的，根本看不清画面，但能听到声音，电视机连着屋脊的高音喇叭。
黑亮的夜空繁星点点，云淡风轻。人群静静的，都坐得直直的，只能听到高音喇叭在夜空里荡着回音，让那些振奋人心的解说词一波一波地敲打着我们的心脏。偶尔有几声啪啪的响声，是有蚊子落在同学们裸露的胳膊上被打死了。
零时零分零秒，如号角般的《义勇军进行曲》准时奏响，那特有的、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刻理解的曲调就像一团火燃烧着所有人的心，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起立，跟着音乐整齐地唱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没人煽情，却都热泪盈眶。
“大，”我说，“今年回一趟老家哇。”
父亲没说话，只是用手轻轻地地抚摸着我的手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