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21中文1黄娟

司马迁所在的时代背景是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

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农民破产,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

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童年生活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家学渊源，良师众多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对诸子百家学说也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有许多良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友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加深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史记》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遗憾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

司马迁开始修史时,是出于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圈、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费，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讽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

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