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郎故里｜《花书、花纸》
通元岳庙老街上，从前有个地方，“小把戏”都爱去。大人叫伊“文具部”，我们却总说：“去书店。”
后来才知道，这么叫是不大确切的。听乡里的胡永良先生讲，早先，通元镇上并没有正儿八经的新华书店。我们小时候钻进去的，只是供销社的文具部，占了老楼最东头的两个门面。它卖书，先是由县里的新华书店定期派人来，后来才改成代销的。据说那下派的店员，姓江。
店里，柜台和货架摆成曲尺形。背东朝西的一面，卖些笔墨纸张、乒乓板、皮球之类的文体玩意。朝南，是一排玻璃柜台，里头全是书。最让我们这些“小把戏”走不动路的，是其中一个柜台，那里头全是“花书”。
“花书”，就是外头人说“连环画”、“小人书”。一张画配几行字，一个故事就这么一页页翻过去了。
那辰光，没什么可玩的。女孩子跳皮筋、踢毽子，男孩子就野在外面，爬树、打弹子、捉迷藏。这花书，便成了我们最向往的礼物。书里的世界，打仗的，讲古的，捉特务的，比我们镇子大得多，也热闹得多。
柜台里的花书，一本本平放着，露出花花绿绿的封面。《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是讲古的。《平原游击队》《鸡毛信》《小兵张嘎》，是打仗的。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我们都看得心里一揪一揪的，紧张得很。
隔着一层玻璃，我们的小脸就贴在上面，鼻子压得扁扁的，呵出一团白气。看不到里头的画，就盯着封面猜，猜关公的大刀到底有多重，猜张嘎子的木头枪能不能打响，猜那草原上的风雪，究竟有多冷。
这一看，能看上好半天，脚像生了根。直到江师傅抬头笑“又来看花书啊！”才红着脸跑开。
那时，零用钱极少，大家都攒。攒够了，才能下定决心，买下一本早就相中的花书。那过程，真的煎熬。钱在手心里攥着，都发热、发潮了。心里还七上八下，生怕去晚一步，那本书就给别人买走了。到了付钱的时候，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
买到了，那可就“闹猛”了。马上便有一群小脑袋凑过来，在满是浮尘的阳光里，围成个密不透风的小圈。
你也不好意思一个人看，便一页页翻，大家跟着看。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瞪得溜圆，呼吸都屏着，只听见“哗啦、哗啦”的翻书声，和彼此压低的、急促的呼吸。
偶尔有人等不及，催着：“翻呀，快翻呀！”那买了书的主人，心里便充满了得意的喜悦。在旁的大人瞧见了，准会笑一句：“哟，捡到宝了？”
我们那时，是把书里的故事当成了真的。以为古时候打仗，就是穿盔带甲、骑大马。认为英雄好汉，生来就是那个样子。直到后来上了学，才慢慢晓得，那都是编出来的故事。可那份快乐，却实实在在地，把整个童年都给塞得满满当当的。
书店柜台的角落里，也摆着几本厚厚的大书，《林海雪原》《红岩》，封面严肃，字又密，我们是不大碰的，只觉得那是大人的世界。
待到腊月将近，年味渐浓时，书店添了新“闹猛”。“花纸”登场了。
“花纸”也就是年画。乡下人说：“墙上不贴花纸，不算过年。”那些天，书店简直换了模样。屋子四壁，连头顶的棚子上，都拉起了细铁丝，一张张崭新的年画，五彩斑斓地挂满了。历史的、戏曲的、英雄人物的、胖娃娃抱鲤鱼的、山水风景的、牡丹凤凰的……看得人眼花缭乱，脚步都挪不开。我们这些孩子，更是钻在里头，仰着头，一张一张地数，看了一遍又一遍，总也看不够。
买画的人多，挤挤攘攘的。满屋的油墨香、纸张香，和人们身上带进来的寒气、雪花膏味混在一起，成了独有的年节气味。
大人仰着头，手指在空里乱点：“这张！不，旁边那张！”孩子们在腿缝里钻，尖着嗓子做参谋：“这张大鲤鱼好！”“我要那个骑马的！”唯恐自己看中的被别人先喊了去。待到喊定了号码，挤到柜台前，心才稍稍落下。
售货员有办法，在每张样品的角上，贴个小纸条，写上号码。你看中了哪张，不用指，只消喊一声：“同志，我要十八号！”售货员便应一声，低头从柜台底下的书画卷里，利索抽出那张，展开让你看一眼，确认了，便“唰”地一下卷成一个紧紧的圆筒，再用一张小纸条在中间一箍，拿纸绳捆好，递到你手里。那动作，又快又稳。
我家那时住的是老厢房，屋子小，墙壁也不规整。可再怎么局促，过年时，父母总要在内外屋间的木头板壁上，请上一张新的毛主席像。先把旧的、褪了色的摘下来，再把这新的端端正正地请上去。这一摘一请之间，旧的一年便过去了，新年便来了，屋里也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一转眼，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如今，花书成了稀罕的收藏，小人书摊早没了踪影。花纸呢，听说成了“非遗”，也很少有人家在墙上贴了。
可当年在书店柜台前，那个贴玻璃的渴望，买到花书时那份满溢的欢喜。还有腊月里，满屋花纸映着的那一张张笑着的脸，却一点也没有褪色。
它们还好好地住在记忆里。平日里想不起，却总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时刻，被一缕气味，一道光影，轻轻叩响。 就像在旧书摊瞥见一本封皮残破的《小兵张嘎》，明知结局，手却仍忍不住去翻找最熟的那一页。 纸页摩挲间，那个在柜台前生根的午后，便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