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括：纸上谈兵的干部不能战胜新冠病毒

赵括，战国时期赵国人，标准的官二代，父亲是赵国名将赵奢。

在父亲的影响下，赵括从小熟读兵书，谈论起用兵打仗的事，说得头头是道，认为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他，有时连赵奢都辩论不过他。

但赵奢不以为喜，反为之忧，他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

赵奢一语成谶， 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赵国中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括代替老将廉颇。

赵括一反廉颇的策略，改守为攻，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主动全线出击，向秦军发起进攻。

秦将白起分兵两路：一路佯败，把赵军吸引到秦军壁垒周围;一路切断赵军后路，实行反包围，使赵军粮道断绝，困于长平，赵军四十多天不得食，赵括只能亲自率勇士突围，最终被秦军射杀而死，四十余万赵兵尽降，后被秦军坑杀。

赵括因战败而断送四十余万将士性命和赵国前途而成为千古遗憾，赵括本人也成了千古笑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事迹后来成为了成语——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尽管口吐莲花，一副懂的样子，但却是装腔作势，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如果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势必会贻误战机、贻害无穷。

在与新冠病毒疫情的阻击战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若干类似于赵括式的“纸上谈兵”的干部。

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黯然离职。

中央的这一人事任免决定高度契合民意，大家都说“这只靴子终于落地了”。事实上，这两位书记在群众中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和号召力了，他们下台是早晚的事。

一位知名媒体人对二人离职做出了精彩地评论：“湖北省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不应该，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最后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对出了严重问题的责任怯于担当，缺少勇气向湖北和武汉人民以及全国公众做一个郑重道歉，深深鞠一个愧疚的躬。”

这个评论一言中的，尽管这个评论还不是那么太尖锐。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纸上谈兵吗？

 选拔一名领导干部，是综合因素的比较和衡量，干部的能力是考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除了德才兼备外，还有诸如学历、年龄、性别、民族等条件，坊间也有“七上八下”“无知少女型干部”的说法。

在客观环境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切按部就班，那些纸上谈兵的干部，尚能应付，甚至表现得更有才干，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他们的两件宝，传达着上级的文件，念着秘书写的发言稿，作指示中气十足，听汇报活灵活现。

当新冠疫情突袭而来的时候，它袭击的是人民群众的健康，它直接较量的也是地方主政领导们的能力和水平，一切都真刀真枪，纸上谈兵的领导就必然地直接败下阵来。

疫情具有潜在的规律性，都有一个酝酿、发生、发展的过程，绝不是“空隙来风”。

我们多么希望在疫情初期，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领导能第一时间反应，果断做出决策和部署，及时调度、组织力量快速投入到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中来，以防止疫情事态升级、蔓延和扩大。

而现实情况呢，他们缺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的预见性、洞察力，思想上麻痹大意，武汉百步亭万家宴照旧举行，湖北晚会欢歌不误。

直至中央果断出手，武汉封城，全国和全军的医务人员源源不断地支援武汉，各种防疫物资持续汇集湖北，火神山、雷神山和大量方舱医院快速建成，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被动局面，平时“花架子”，关键时刻“掉链子”，最终腾出来“官位子”。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有为才有位，干了什么、干了多少、干得咋样，组织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等及其团队、以及全国的无数医务工作者，都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奋战，为病人撑起健康的蓝天。

温州市长、国家卫健委焦雅辉、天津疾控中心张颖等领导干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面对记者的提问有问必答。无论是疫情医疗数据，还是实地疫情分析以及应对措施，让人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各地也火线提拔了一批在抗疫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干部，这些在攻坚克难中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绝不会被埋没，一定有机会、有舞台。

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少数如同赵括那样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清谈客，他们不是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是夺城拔寨的领军者，他们绝不是新冠病毒的对手，不仅误了战事，而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应坚决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