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价值——读《为市场经济立宪》

2020-10-10  本文已影响0人  大大的梦想简书

1997年,改革开放的第19个年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正如火如荼。像储蓄已久忽然开闸的水库,积累的势能摧枯拉朽、一泻千里。但同时也鱼龙同舞,泥沙俱下。中国人自上而下,每天每刻迎面而来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都是未知,都是不确定性,而人的天性和本能就是要寻找确定性、寻找问题背后答案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别在哪里?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理据是什么?意识形态战略要增添什么样新的内容?国有企业的出路何在?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一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各个专业研究专家,撰写了《中国问题报告》系列丛书,共15册。包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等。何帆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撰写了本书《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那年他24岁,24岁的何帆博士已经站在了中国财政问题的最顶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何帆读硕士时,在他的导师张宇燕教授指导下,完成过两篇论文《国有企业的性质》、《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本书正是改写自这两篇文章。

人对未来是无知的,哪怕是明天的事,我们也没有100%的把握去掌控。那这些无一不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问题,年轻的何帆及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去把握的呢?

是对历史的还原,是对经济学理论和知识扎实的学习与领悟,是对社会经济规律与发展逻辑的正确推演。

本书的核心命题是:财政压力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起因和路径。作者把这一思想称之为“熊彼得——希克斯——诺斯命题”,因为这一思想就是由熊彼得、希克斯、诺斯先后提出的。

中国为什么要在1978年提出经济改革?是因为计划体制的成本日益上升,而收益急剧下降,如果再沿着老路子走下去,国家将在5~10年内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乃至财政破产。

那改革的路径如何确定呢?

为市场经济立宪。

就是从制度上明确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一方面由国家出面保护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另一方面也必须防范国家权力过度干预市场运行,要让市场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在建立新型的公共财政体制的过程中,作者认为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第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市场化方向的财政分权是提高财政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和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手段。因为这样符合公共财政学中的财政联邦主义原则,能够更充分有效地提供各种层次的公共产品。统一市场条件下,各地区之间的竞争,最后一定能够加速经济繁荣。

现在看来,作者观点的大方向是对的,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复杂程度和多变性一点也不比“薛定谔的猫”更好确定,因为决定两者之间关系的变量很多,而任何一个变量失衡都会影响到两者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美国的联邦制算比较成熟的,但财力雄厚的加利福尼亚州说不定就会钻个民主的空子,来个全民公投,成为一个独立的“加利福尼亚国”。中国几届中央政府处理与地方财政关系,也是有张有弛、收放不定的。中央向地方是收权还是放权,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是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国有企业像一直离不开奶嘴的巨婴,给国家的财政背负了巨大的负担。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不是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其他它非国有的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让国有企业退出那些本不适宜的领域,才能让新兴经济体迅速的地替补国有企业,承担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就业门路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免去过多的负担,致力于全局性的领导,致力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于少数传统计划体制留下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也要进行内部市场化的改革。

我无疑是赞同作者观点的,但“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政策反复拉锯,作为弱势一方的民营企业,很难承受这种过山车式的政策颠簸,所以至今也没有出现作者希望的那种新兴经济体百花齐放创税收,国有企业退回根本保稳定的局面。而且国有企业也正在经历刮骨疗毒式的改造,希望这些被宠坏了的大罐块头也能够适应荒野求生,能够放下对奶嘴的依赖,旺盛生长。

第三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传统体制下,国家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作为对此的回报,公民向国家提供义理性支持。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就业压力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将使国家无力为公民继续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新的社会契约应该是国家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产权保护,而公民则向国家纳税,这种模式将使国家的统治更加稳定而持久。说得直白一点,其实就是“谁养活谁”角色转变的问题,在传统模式中,国家似乎在承担养活公民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明显的超越了国家的能力,让一个人不负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付所有的责任,于是国家最后只能是单方面的违背原有的社会契约。而在新的模式中,国家是由纳税人的税收养活的,这才能使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

我注意到本书出版的时间是1997年,而远在1993年前后,朱镕基政府的分税制,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以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正是作者书中的建议。不恭敬的说,从时间的先后来看,年轻的何帆博士是不是有点马后炮了呢?

但本书的观点是符合经济规律和演变逻辑的,是一般性和普适性的,23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有其价值。可以大胆的预测,再过23年,这些观点也会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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