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笔小记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原标题《旧稿·三》】

【壹】

我开学前，去苏州舅舅家住了一段时间。

下了火车，表弟来接我。

“头发该剪了。”

我故作挑剔地上上下下扫视了他一圈。

“嗯，而且胖了。”我在他的笑容戛然而止之后，镇定地补充道。

其实他并不胖。也并没有变胖。

他知道。我也知道。

不过这一句话便打散了数月未曾见面的尴尬，他粗鲁地把箱子从我手里夺过来，面上挂上嘲讽的假笑：“你不如先关心一下自己。”

说完这话，此人便扬长而去，丝毫不理会我会不会有跟不上他脚步的困扰；我慢慢悠悠地走在后面，实际上，我也不会理会我会不会有跟不上他脚步的困扰。

到了家，他把书房腾出来给我。这倒不能说我霸占，实在是他也用不到，除了打电脑游戏的时候，我还真是少见他往书房里跑。

——嗯。而且到家第一件事是拉着我炫耀他新发掘的游戏。我被迫拥有了一个新游戏账号。

他练级练入了魔，看我那可可怜怜的一级来气，誓要把我的等级练到同他一样高，我不会打，他就要教我，可他在微信区又没有账号，于是乎，我又被迫有了第二个新游戏账号。

然而我虽觉得打游戏的确好玩，但玩久了就越发无趣，到了我开学，我的等级终究还是没能同他一样高。

陪他打着游戏，我回忆起他书架上杂七杂八的书，书的数量并不多，但他至少都读过，这点他就比我强得多，我书多得书架都放不下，但我并不是每本都读过。其中有一本《傅雷家书》，是我做过笔记批注的旧书，大概三年前，我送给他的。

那时也是我来他们家住，舅舅舅妈要给我们一人买一本书，我拿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拿了一本偏机械类的少年科普读物，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大清了，不过是很有名的。

提起这件事，他说不上是骄傲还是自嘲地调笑：“这件事说明什么？”

他特意自得地停顿一下，哼哼两声，做足了铺垫。

“这说明我大概从小就是个进厂拧螺丝走上人生巅峰的料。”

他打起游戏来注意力集中到超乎寻常，比之学习还要精神百倍，顾不上看我，竟然还能回我的话。我每每想起，都叹为观止。

他这话让我感到有趣。

没准儿人生之中隐隐真的埋着那么一条线，譬如说，自从他出生之后，姥姥家的电子钟零件就没全过，他刚到苏州，就拆了家里一台电风扇的马达，他读那本科普读物时，我在一旁看我的卡夫卡。

然而他这话并不尽然。按照他的思路，他如今应当是医疗器械维护班级里名列前茅的学生，将来会是绝佳的国家工匠，而我如今应当是整个学校里最会玩弄文字的那几个学生，将来会是同卡夫卡一般闻名的作家、学者。

但事实上，我们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踩在太多人的肩上，目光所及太多人看不到的风景，却也比太多人更懂伸着脖子向上望，却怎么也望不到头的绝望。

所谓平庸，无非是比业余好一些，但和真正的专业又差得远。

他依然是个普普通通的、因为成绩总在中下游徘徊而放弃高中选择职专的职专学生，我依然是一个一无所长、每天都要忧心毕业去向的普通大学生。

从世俗的眼光看，我似乎处境比他好些，可我不这么觉得。我和他没什么不一样，我们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什么不一样，所有人都在人生种种之中挣扎着学会平视自己，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学着怎样变得宽和，既对别人宽和，也对自己宽和。只不过，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明白这一点，有的人则早早就学会了平静。

剥去外在的、先天的种种条件，我们都没什么不同。

这有一个高级一点儿的说法：

当我们丢弃躯壳，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的灵魂都是平等的。

【贰】

晚上，舅舅陪我绕着尹山湖散步。

他家在尹山湖一畔，我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一路聊着天，转到了湖的另一畔。

凭栏远眺，另一畔幢幢居民楼如同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木盒子，盒子上密密麻麻的开了许多小孔，里面的灯泡一亮，黄白的光就透了出来，城市的霓虹渲染了夜色，给黑色的背景板添了点儿渐变的桃红。

自从有了电灯，城市上空的黑夜便再也没有纯正过了。

旁边有人求婚，阵仗搞得很大，一个人的愿望，两个人的商量，却有十个人在起哄帮忙。

最后大概是成功了，因为放了烟花。

绚烂的烟火绽在这样绚烂的天幕上，好看是好看的。

但是种炫目、醉人的好看。

我喜欢好看。但讨厌炫目。

伴随着烟花，是他们的一阵喧闹。

我同月亮一起，静静观瞧着这一切。

并没有什么感想。

——月亮没有因为人类发明了电灯就被改变了它的颜色与明亮。

烟火又能漂亮多久呢？人事又能持续多久不变化呢？可月亮是永恒的。它见多了这种事情，是同它的阴晴圆缺一样的。

其实，月亮也不是永恒的，只不过，倘若以我们微渺的人生去度量，它便是永恒的。

“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虽身各一方，共一轮明月。

说来很有意思，人们在讲人事无常时，爱提起月亮，人们在讲情谊永存时，仍旧爱提起月亮。

那么，月亮到底是“无常”还是“永存”呢？我不知道，没准是变化中的永存。人事不也总在规律性的变化中永存吗？

我舅舅看了一会儿，便不看了，我们的目光再次移动到对岸亮着光的“木盒子”上。灯光闪亮闪亮的，其实更像是某种电子玩具。

舅舅提起他和舅妈刚刚在这里买下房子时的事：“你舅妈当时就站在这里，非常不满意。”

“她埋怨我，’你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从这里向那边看，和住在鸟笼子一样。’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她自己不来看，让我去看，再说，这边的房子不都这样？”

他用轻快的语气说这些家常琐事，因为他很细心且温和，不愿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因冷场而感到被慢待，也不愿让我真的把自己生分地放在客人的位置上。可惜我不大会聊天，让他自己嘟囔了一路。

不过这次，我咀嚼了一遍他的话，觉得舅妈无意间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比喻。

鸟笼子！

可不就像鸟笼子？

这种诙谐让我发笑，我也真的望着对岸笑出了声。

那边的楼宇，是多么像任人摆弄的积木啊！仿佛我伸手就能抓到，提起来晃两下，就能让寄居在里面的“鸟儿们”痛不欲生。

他们一人只占据小小盒子里的一丁点儿空间，每天在出口处来来往往，窗户与大门都大开着，光线能在夜晚走出去，清风能在白天跑进来，但是他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宁愿一辈子都不离开这里，他们对这里如此依赖，依赖到好像这里其实并不属于他们。而在“笼子”之外，还有许多人做梦都想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隔间。

——我理解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安全感与归属感。但又觉得微妙。

我常常想，买房子买房子，买的真的是房子吗？房子是商人雇工人建起来的，小区是公司在管理着的，这些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买房子，只是买了房子的居住权与处置权。这种“属于”的感觉，就好像把房子这个物件融入了他们自身，如同将钥匙塞进了口袋，这两种权力，让他们感到安心，给他们安全感，给他们归属感。“家”又与此不同。“家”的核心是人，是更上一层的需求，它让他们不孤单。

“这里很漂亮，也很震撼，”我说，“适合画两张画。”

我观察舅舅的表情，他大概是没弄懂我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凄美又震动人心。

不过，有些时候不必追求被理解，正如他也不执着于理解我的意思。

提起画，他想起了音乐。

“你姥爷以前拉二胡拉得很不错的。”他说。

这个我知道。

我父亲送给姥爷六十五岁的寿辰礼物，就是一把二胡。

农闲时，他常常坐在院子里摆弄，调弦，试音，抹松香，拉些几十年前的老曲子，你甚至无法想象，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怎么拉。倘若不是因为年龄大、常干重活而手抖，他还能拉更快、难度更高的曲子。

这个礼物确实送对了，看得出，他确实非常喜欢。

“他自己喜欢拉。他年轻时爱摆弄这些东西，”舅舅补充说，“他自己学，也和生产队的文工团学，和下乡的戏班子学。”

“但家里是不同意的。”

舅舅同我讲，那时候，新中国成立还没二十年，戏班子在乡下人眼里还是卑贱的苦差，何况，穷呀。而且，家里有八个孩子，他是家里的大哥。长子，长女，在大家庭中，往往仿佛有种特别的责任。

他是个爱学东西的人，不仅爱学乐器。那时组织扫盲，他是极少数读书认字读到最后的人。

也就是说。他不止会二胡这一种乐器。

怪不得他那么爱看戏。光碟上七十多部戏剧，他来来回回不知看了多少遍。

我站在2023年的苏州尹山湖畔，目光穿过千里之遥，越过几十年的时间鸿沟，同那个辽阔中原大地之上总是闷不吭声的青年对视。母亲的指责曾同棍棒一起落到他的身上，贫穷与温饱压弯了他的脊背，我听见一声并不引人注意的脆响，不管他是否情愿，他都不得不毫不犹豫地亲手将理想摔得粉碎，还要细细地碾成齑粉，俯下身去，认真地掺进土里，便就是最好的肥料，滋养出一株株颗粒丰满的粮食，支撑住整个力不从心的家族。

他同我微笑。一如这世间数万万个旁的青年一样。

我听见一个青年梦碎的声音，我听见千千万万个青年梦碎的声音，倘若说一个青年的理想还微不足道，那么，千千万万个青年的理想便事关国运兴衰，既是反映，也是推动。

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些事呢？

我慨叹。

我永远想不到去了解长辈们的一生，就像八年前我爷爷去世，而我在他去世六年后才想到要去了解他，在他去世八年后才总想去他坟前看望他，为他献花。可怜我是八个堂兄弟中唯一的女丁，平日最得他爱护！

他是值得人们挂记的。

人死了，就拉倒。可于活着的人而言，又怎么可能真的拉倒。

我在他死后才明白他在家乡是怎样一个德高望重、为人处世不偏不倚的老人。

他从前做过工人，一生也曾经历过无数摧折，父亲的病逝，兄弟的决裂，妻子的亡故，生活从来没有放过他，他却从来没有被生活所打倒，他不仅坚强地站立在这人间暴雨中，而且担当起他该担当的重担，他同世间无数普通人一样，平凡，而又极具力量。

他没有逃避过任何一次命运施以的痛苦，他勇敢地面对一切，承担起所有选择的后果。

其实不只是我爷爷。

当我同身边的人了解越多，我就越发觉得，其实人人都有可写的东西，不管此人多平凡，多无知，生活有多平淡，多乏味，人人都有的。

我姥姥，也很可以写一写。尤其是文革时，她家里不过是一介贫农，却也被时代的巨浪波及，打得七零八散。

我有一个远房的曾祖母，但因为住的近，因此关系亲近，她养鹅，会送我鹅蛋吃。将近一百岁的年纪，身体依然很好。

她偶尔会讲些过去的事情。

她讲解放前，日本人是如何在乡间烧杀淫掠，乡下人如何躲避他们的骑兵，她哥哥如何替大家去村里探听，又如何被日本马匹吓得打哆嗦，小孩子是如何吓得啼哭不止，母亲们如何用力捂紧孩子的嘴巴缩在玉米地里，男人们是如何被杀、被打，女孩儿们如何故意划花脸蛋剪断头发抹上灶灰穿不合身的男装，被抓的女人被如何折磨虐待，躲起来的人如何日日以泪洗面。

她讲大洪水，她是如何被父母放进篮子，一路漂到这里。

她讲饥荒，讲乡人如何在饥肠辘辘中挣扎求存。

每当此刻，我便总觉得，每一个老人都不止是老人，而是活着的历史，会呼吸的时间，他们的视角，是个体于潮流的裹挟中对宏大时代的观照。

他们中每有一个人去世，我都觉得痛心。

今年五月，她还是离开了人世。没有痛苦，但也毫无征兆。

没准儿这于她是种解脱，儿女不常在身边，甚至多加嫌弃，丈夫几年前便已去世，近几年我回老家，她那低矮的院墙依然显出了几分萧索的气质。

我突闻此消息，只觉得后悔遗憾，我本应该更早一些，找她做访谈笔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记些零碎的东西。

我本应该出席她的葬礼。

我本应该在上一次回老家，而她恰好坐在门前石墩上打发余生时，认认真真地同她讲话聊天。

她活着的时候，我以为她会一直在那儿，一直活着。

果然，我尚还不能深切地体会世事多变，此后我应更加珍惜。

这些人，我此后一定会专门写文章讲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