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使人自由》翻书笔记

作者：坂本龙一
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翻译：何启宏
来源：购买的 PDF 版本
豆瓣评分：8.1 （520人评价）

在阅读《我说的不一定对》的时候，作者梁欢提到了坂本龙一的这本自传，其中“限制与他者”的观点我非常的喜欢，恰好自己也正在学习艺术相关的知识，所以特意找来一读，坂本龙一在“限制与他者”的章节写道：

我之后又做了许多电影配乐的工作。如果是个人专辑，一切都可以随自己意思创作，而电影配乐工作相对上就有各式各样的限制。然而，对我来说，比起随我自由创作的委托，有着限制或条件的工作反而比较容易。就这点来说，我很适合电影配乐的工作也说不定。

制作《末代皇帝》的配乐时，不但有时间限制，配乐里还得加入过去不曾接触过的中国音乐。而且，导演还一直对我大吼，希望作品更有感情点，这与我一直以来创作的音乐完全是两个极端。然而，从结果来看，完成的作品真的很棒。

YMO时期也是如此。由于是要与团队一起活动，我必须采用自己毫不了解的风格创作音乐，然而做出来的成果却很不错，而且也让自己的音乐空间更加开展。无论是限制或是他者的存在，我认为都非常重要。

开始对艺术有一种模糊的确切理解，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是人情感的表达，如果一个人缺少艺术的表达能力，那么积累下来的情感因为无从去向，渐渐会转换成情绪而影响到人的性格，另一方面优秀的艺术形式也可以对人的情感进行良好的引导，这种人与艺术的互动，犹如人与理性的互动一样，让人具有完整而优秀的直觉

自己一直在尝试了解什么是艺术，通过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的视角，去了解艺术本身，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式，接下来会继续这方面的阅读，弥补自己知识的欠缺

坂本龙一的作曲老师非常得严厉，这非常的适合具有内控点性格的学生，这让我反思不同的教育方式所对应不同学生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有不同的教育模式的

知识点：

九和弦（ninth chrod）：

又称为五和弦。例如根音为Do，由“Do Mi So”三个音组成的和弦，即为三和弦。若再往上加三度音，使其变成“Do Mi So Si”的形式，则是四和弦。如果再往上加三度音“Re”，变成“Do Mi So Si Re”，就是所谓的五和弦。五和弦最上面的音“Re”比根音“Do”高出了九度。

摘录：

幼儿园的体验中，还有一项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暑假时得把学校的兔子带回家里照料。每个同学都要轮流带兔子回家，这个星期是由某某同学照顾，下星期就轮到坂本，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分配。家里来了一只活生生的动物，这对小孩子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天都努力地找菜叶喂兔子。
之后，9月新学期开始上课时，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照顾动物好不好玩啊？请大家把那个时候的感觉变成一首歌。”也就是说，老师要我们创作一首歌曲。
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全都得自己一手包办。第一步是先写出歌词。我写的歌词再普通不过了，类似兔子有双红眼睛之类的句子，然后再配上旋律。我猜当时大概请了母亲帮忙，写好乐谱，交给幼儿园老师。我记得应该唱出来录成了薄膜唱片（Sonosheet），只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曲，那时候差不多是四五岁的年纪。

写作一定也是同样的情形吧。将某件事情写成文章时，文章本身呈现出的美好与力量，让人不由得投入文章构成的世界。音乐的情形也是一样，因此就算对于妹妹的丧生确实感到悲痛，只要处于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切就都是音乐世界的问题，与现实世界中妹妹死亡的事实，完全是不同层次的事；两者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

就表现而言，最终如果不是能让他人理解的形式、不是能与他人共享的形式，那就是没有成立的东西。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经历抽象化或共同化的过程，其间个人体验、情绪的喜悲难免会遭到拭除。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绝对界线，以及难以磨灭的缺憾。然而，这种绝对界线反而促使了另一条道路的出现，让完全不同国家、不同世界的人，都能够产生同样的理解。无论是语言、音乐，或是文化，不都是相同的情形吗？

透过老师的讲解，再用心聆听音乐，就能逐渐了解到许多事情。例如听巴赫的音乐时，老师会说：“刚才的乐句会出现在这种地方”、“这里的旋律会重复出现”，或是“下一次同样的节奏出现时，速度会延缓倍”等等。如果只是像平常一样漫不经心地听，根本就听不出什么名堂，但是现在逐渐能够发现其中的奥妙，让人感到非常快乐。我当时浮现的念头是：啊，音乐真是太有趣了。这种聆听音乐的方法，似乎全都是学自于德山老师。

跟着德山老师学习钢琴的过程中，我彻底迷上了巴赫的音乐。通常弹奏钢琴曲时，大多都是右手弹旋律，左手负责伴奏，不过我讨厌这种弹奏方法，这或许与我是左撇子有关。然而，巴赫的音乐中，右手弹过的旋律会转到左手弹奏，之后又变奏回到右手。左右手各自负责的部分往往会相互交换，在弹奏的过程中，两手同样重要。我觉得这一点相当棒，因此深深受到巴赫的吸引。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相遇。我虽然也听流行歌曲、歌谣，也看电视或听收音机，但真正喜欢的还是巴赫的音乐。

升上小学五、六年级后，跟着德山寿子老师一同学琴的朋友一一离开了。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琴时，还有大概十个人左右，但当我发觉时，只剩我一个人，其他人都离开了。他们都要参加初中入学考试，哪里还有时间来学钢琴。我则是完全没想过要参加入学考试，而是直接去读附近的区立千岁初中。
我非但不必为了升学而努力读书，基本上我连在家里读书的习惯都没有。祖师谷小学当时的校长是名声显赫的金泽嘉市，他是一位颇为有趣的教有者，抱持的教育方针是不布置任何家庭作业。金泽校长认为学生读书是在学校做的事情，放学后就该尽情去玩。由于这个缘故，我完全没有培养出在家读书的习惯，之后也一直没有任何改变。

教我作曲的是松本民之助老师。也就是说，我一开始就是拜入了艺术大学作曲系的重量级老师门下。这位老师也是令人望之生畏的人，他的身材魁梧，就像是英国斗牛犬一样，看起来相当有威严。
每周一次的上课，有多达几十人的学生同时来学作曲，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有。松本老师总是穿着传统日式服装，坐在钢琴前面。老师上课时会先从年纪小的学生开始指导，因此刚开始去学作曲时，我被安排在较早的时间。年纪较大的高中生，会安排在晚一点的时间，松本老师会弹奏一首课题曲，让这些学生去修改。学生不是被骂、挨揍，就是写好的曲谱被老师画上大大的叉又。这样的教学方式相当可怕。

滚石乐队的音乐也令我感到相当震撼，他们的演奏实在是差得不行，让我深感吃惊。当时我心想，他们]虽然演奏得很糟，却很酷。就是因为糟到一塌糊涂，反而让人觉得性格十足，仿佛是朋克音乐一样。虽然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却也能够听得出是不是走音，因此他们的演奏让我不禁感到疑惑：“可以弹得差这么多吗？”从音乐演奏的方面来看，披头土的音乐无疑是经过细致琢磨的成品。

对于披头士的音乐，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的和音非常精致，编曲也很有个性。他们的音乐使用相当复杂的和音，而不是传统美国流行乐单调的三和弦。我当时心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和音？现在再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应该要归功于制作人乔治·马丁（ George Henry Martin）的精心设计。

那个时候，开始学作曲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想自己应该有能力对乐曲稍作分析。披头土音乐里的和音好听得不可思议，我听了之后，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和音会如此动听，于是就自己试着用钢琴将和弦弹出来。但是，我过去从没学过这种类型的和弦，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日后我才知道，这种类型的和弦称为九和弦‘。不久之后让我深深为之着迷的音乐家—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也非常喜欢这种和弦弹奏出来的声音。听到披头士歌曲里的和音，让我激动不已，仿佛感受到高潮一般的快感。我明明平常在父亲面前一声也不敢吭，却因为太过兴奋，硬是将他拉到音响前，放披头士的唱片给他听。

我升上初中的那一年是1964年，也就是东京举办奥运的那年。我虽然就读家里附近的区立初中，不过这里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小学，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一调查我的同学，于是我逢人就问：“你知道披头士吗？”知道披头士的同学就归类到好友；不知道的人，就不用太过理会。认识这个乐队的刚好有四五个人，我们会拿着扫把，模仿起披头士。那段日子里，我也开始留起了头发。

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真的放弃了音乐，全心投入打篮球，但是那段日子里，我逐渐觉得自己的体内好像少了些什么。一开始，我不知道究竟是少了什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觉到，少掉的东西就是音乐。
到头来，我又回去找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这次是我自己低下头来拜托他们：“请让我回来上课。”那是我第一次积极主动地下定决心学音乐。我察觉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一旦放弃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事实。有些人离了婚之后，又与同一个对象结婚，或许我的情况就像是这样。自己主动去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人生的头一遭经验。
要再回去学音乐，当然就得要退出篮球队。于是，我去找了篮球队队长，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想要退出球队。”果不其然，队长把我带到了走廊尽头的暗处，狠狠揍了一顿，甚至还扯住了我留了一段时间的头发。经历了这场仪式后，我总算顺利退出篮球队，开始一心学音乐。

管乐社有位大我一届的学长，长得相当帅，吹奏的乐器是小号。事实上，我们还是同一所小学毕业的。那位学长就是盐崎恭久，也就是日后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

我就像是生长在一个到处都是好老师的星球里，除了教授钢琴的德山老师外，我在高中也遇到一位好老师，他就是教授现代语文的前中老师。这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他就读东京大学时，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60年安保运动遭受挫折，之后找不到工作，结果就当了高中老师，也就是当时众多所谓的“权充凑数老师”之一，但是前中老师是一位相当特立独行且有趣的人。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高中的第一堂现代语文课，前中老师一进教室，一开口就说：“我没兴趣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们是谁，都跟我无关。”

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方法也是学自前中老师一其实我都直接叫他前中。前中老师对于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我清楚记得北村透谷就是老师教我的。据说老师有段时间都是早上四点起床，趁着上班前的时间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仿佛就像是大岛渚的电影《日本的夜与雾》里头的出场人物。
我也曾经试着读《精神现象学》，不过内容完全不记得了。康德的作品我也是读了就忘，但是我至今仍是喜欢阅读这类很有分量的思想书籍，想着有一天退出音乐界后，就一个人躲在山里读书，我到现在仍无法割舍掉这样的想法。

不用说，我都是把时间拿来听音乐、读课外书，而且这段日子也是我人生中看电影最多的时期。除此之外，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每天不是和她约会，就是去参加示威游行或集会运动。虽然每天都在逃课，却觉得那段日子忙得不行。

我记得大概在高一那年的秋天，有一位学姐向我告白。她大我一届，个性有些奇特。虽然那位学姐只大我一岁，当时的我却觉得彼此差距很大，因此一直无法将她当成恋爱对象，结果她自杀了。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冲击很大，我至今偶尔还是会想起她突然自杀的事。

高三的时候，好友盐崎和马场都与我编在同一班，班上的凝聚力十足。罢课抗议持续了长达四星期，我们班上的每位同学都跟着坚持到最后一刻。最后，学生和老师沟通，罢课活动因而结束。学校老师诚挚地与我们对话，无论是校服、校帽或考试，就真的被取消了。
当时甚至谣传，被障碍物封锁的新宿高中校园里，坂本戴着安全帽在弹奏德彪西的乐曲，不过我已经不记得这些事了。如果我真的做过，毫无疑问就是想出风头吧。

因此，在艺术大学上课时，我决定选修小泉文夫老师的民族音乐学。表面上，我虽然说是要瓦解大学体制，其实一直期待进了大学后能够上小泉老师的课。
小泉老师的课，我一堂也不曾逃过。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小泉老师会前往世界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他甚至走入丛林深处，搜集当地原住民的音乐，然后在课堂上放给我们们听。我去过老师家，简直就像个小型博物馆一样，收藏了数量众多的民族乐器，当然所有乐器都能够弹奏出声音。

那间研究室里的计算机要用打孔卡处理数据。泽纳基斯做了数千张打孔卡，总算让计算机演奏出莫扎特的乐曲，但是计算机的演奏单调得令人为之错愕，根本就称不上是音乐。泽纳基斯心想这种演奏完全不行，许多技术犹待克服，于是就打道回府了。
我会对电子音乐产生兴趣，除了觉得“西洋音乐已经发展到尽头”外，也是因为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音乐才是“为大众所作的音乐”。换句话说，我当时的构想是，作曲是否能用一种如同赛局理论般的方式，让即使是没受过特别音乐教育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乐趣。我一直认为，作曲应该是任何人都能办到，而且也非得是让任何人都能办到才对。
如果更有毅力去追求实践这份构想，或许能开发出一套具体方法，结果我却只是流于空谈而已。然而，这样的想法、问题意识，我想也许仍以某种形式留存在自己的体内。

在人脉像前述一样逐渐增加时，我遇见了山下达郎。我记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荻洼的“Loft”，由于我们有共同的音乐人朋友，因此彼此不会感觉陌生。
相较于过去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等地听到的摇滚乐或蓝调，山下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让我大为惊讶。真要说起来，山下的音乐无论是和音、节奏组合，或是编曲，都非常精致复杂。尤其是和音的部分，与构成我音乐源头的德彪西、拉威尔等人的法国音乐，也有着共通之处。
我好歹也是音乐系的学生，虽然实际上几乎都没去上课，不过也是花了好多年学习，然而这种都在玩摇滚乐、流行乐的家伙，又是在哪学到如此高超的和音技巧？
答案当然是自学，他是靠着听力与记忆学到这些技巧。我想，山下是通过美国流行乐曲，从中吸收到大部分与音乐理论相关的知识，而且学到的知识在理论上都非常正确。假如他选择走上不同的道路，转而从事现代音乐创作，应该会成为一位相当有意思的作曲家。

与细野第一次见面时，他带给我的感觉和山下非常类似。听过细野的音乐后，我一直认为：我至今仍深受其影响的音乐，像是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音乐，这个人一定全都清楚，而且应该也在从事这类音乐的创作。他的音乐中，随处可见疑似这些作曲家影响的痕迹。然而，实际见面后，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几乎不清楚这类音乐，像是一谈到拉威尔，他顶多只听过《波丽露舞曲》而已。
通过类似我所做的方法，利用有系统的学习，逐步掌握音乐的知识与感觉，这种方式与其说是简单，应该说是容易理解，就像是只要顺着楼梯往上爬就好了。然而，细野一直以来都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学习，却能够切实地掌握音乐的核心部分。我完全无法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只能说他有很好的听力。
让我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矢野显子。听到她的音乐时，我猜她应该具备高度的理论知识，才能做出那样的音乐，然而一问之下她也是完全不懂理论。
换句话说，我通过有系统的方法掌握到一套语言，他们则是自学而得到一套语言，而就算学习的方法完全不同，这两种语言却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我们相遇时，打从一开始就能用同样的语言沟通。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他们二人给我的报复就是写了CUE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次年发行的专辑里，也就是198年3月推出的BGM。细野和幸宏二人私下创作，完全没算我一份。然而，这首歌曲是以YMO的名义发表，因此也没道理不让我参加，所以演奏时，我就负责打鼓，完全没有参与到音乐的部分，只是负责敲打节奏。
由于歌名是CUE，所以含有某种暗示在内。歌名大概就是暗示、头绪、线索之类的意思，感觉意义颇深。我默默专注地打着鼓，同时心里想着，这根本就是他们二人对我的报复。
其实在2007年的春季演唱会上，这首尘封已久的歌曲又被我们拿了出来。这是幸宏先提出来的主意：“来弹CUE吧！”他开口时，感觉有些顾忌。或许是因为这首曲子里有着太多故事，他担心让我感到不愉快吧。不过我马上表示赞成：“好啊，就弹这首！就弹这首！”最近，我们三个人的泪腺都变得越来越发达，正式表演时，眼眶都微微地湿了。

因此，我找上拍片结识的制片好友杰里米托马斯，向他请教：“如果要你举出一部值得参考的电影，你会回答哪一部？”杰里米给我的答案是《公民凯恩》，于是我立刻买了这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
这部电影让我获得参考的部分，不是其中的编曲方式或旋律聿，而是要在哪些地方配上音乐，或是配乐该在什么时候淡出，也就是配乐与影像间的纯粹关系。当时，我自己找到的答案很简单，大概就是在影像张力不足的地方，就要加入配乐。这个答案一点也不神秘。
由于是电影工作，所以采用的电影配乐，最终还是得由导演决定。我事先列了一张长表，写好要在哪些部分运用配乐，而大岛导演也带来自己列的表。相互对照下，我们二人的想法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一致，我的自信心因此膨胀到了极点，觉得电影配乐不过是这样而已，专家的看法不也和我没什么两样。我还真的是得意忘形。

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后受邀演出。工作团队似乎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摄许可，总算在1986年于北京紫禁城”开拍，过了三个月后，我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
其实在开拍之前，我已经拿到剧本读过了，里头有一幕剧情让我怎么样也无法接受。剧本里写着，我所饰演的甘粕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现场后，我很固执地不愿配合，心里觉得：“虽然我很希望演出这部电影，但是切腹实在令我相当反感。对日本人来说，切腹是多么的可耻。”于是我拼命说服导演：“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切腹。像这种刻板印象，你应该也觉得很丢脸，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应该不会接受吧！”
甘粕曾经在法国待过两年多，在当时是个相当时尚的男子。我向导演恳切地拜托：“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切腹？拜托改成用枪自尽吧！”贝托鲁奇导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时尚的男子，而且在电影里，甘粕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有着未来派的画。最后，我坚持地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让贝托鲁奇导演伤透了脑筋，结果剧情还是改成甘粕举枪自尽。不过，实际上，甘粕是服毒自杀。

到达拍片现场当天，我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所有人已经拍了三个月左右，每位演员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对我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跟你说话。”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场重要的戏，要对着皇帝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于是，导演就来警告我：“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之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过吊儿郎当，导演已经看不下去了吧。在这之前，每天晚上拍摄工作一结束，我都会和大家去吃饭，一起去玩但是经过了这次的事，就没有人来找我出去了。
接下来，实际拍摄这场戏的日子来临了。导演觉得我愤怒的力度不够，于是亲自示范给我看：“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愤怒！”我虽然照着导演的方式做，还是完全不行。导演一直喊着：“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我始终都没办法从他口中听到OK。

电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东京车站欢迎溥仪来访，于是剧组人员匆忙去寻找可以饰演天皇的临时演员。选角指导跑遍整个北京，总算顺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选。很巧地，这名临时演员也是日本人，好像是在北京经营贸易公司还是什么公司。他的长相和胡子，都很像昭和天皇。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我们聊开来后，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之前因为工作需要，暂时回东京，结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中国女性员工的来信。内容写着，两个人在北京街上说话时，有人看到去通知了公安……不过，如果他肯和她结婚，一切就没事了。
我还在想这个人会怎么做，结果他表示白己就那样结婚了。也就是说，那时写信给他的女员工，现在已经成为他太太了。这似乎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不过我自己其实也有好几次类似的经验，和我关系不错的中国女性在街上迎面走来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1986年的中国社会，还是有着我们这些外来者无法窥知的一面。

我之后又做了许多电影配乐的工作。如果是个人专辑，一切都可以随自己意思创作，而电影配乐工作相对上就有各式各样的限制。然而，对我来说，比起随我自由创作的委托，有着限制或条件的工作反而比较容易。就这点来说，我很适合电影配乐的工作也说不定。
制作《末代皇帝》的配乐时，不但有时间限制，配乐里还得加入过去不曾接触过的中国音乐。而且，导演还一直对我大吼，希望作品更有感情点，这与我一直以来创作的音乐完全是两个极端。然而，从结果来看，完成的作品真的很棒。
YMO时期也是如此。由于是要与团队一起活动，我必须采用自己毫不了解的风格创作音乐，然而做出来的成果却很不错，而且也让自己的音乐空间更加开展。无论是限制或是他者的存在，我认为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