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1918年

1918年的上海外滩，冬天格外的冷。我却觉得暖和。

比起西伯利亚，比起哈尔滨，上海的冬天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阳春三月了，虽然这时的我裤袋里只有一顿午饭钱，只有一张俄罗斯的临时护照。

我并不是个乐天派，如果你是我，也会暗自庆幸。从西伯利亚战俘营跑出来的人，只有我一个。筹备了大半年的各种工作证明、从酒鬼那里买来的护照，终于排上了用场，我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一名俄罗斯公民。虽然饿肚子，但是比起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战俘生活，这就是天堂了。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活下来，坐船回到我的家乡。我的国家---奥匈帝国不会存在了，但是那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一定要回去，我只需要赚够一张船票钱！

我环顾了四周，1918年的上海滩依然是时尚的。漂亮的外白渡桥，圣洁的新天安教堂，威严的英国领事馆.........我叹了口气，插着兜走向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匈牙利救济会，我想去碰碰运气，希望得到帮助，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能够活下去。当然，1918年的我，25岁的我是不会有这样的奢望：在外滩，建造一栋大楼，而自己的事务所也会在这里。当然我更不会想到，上海会成为我第二个家，我一待就是29年......

我的运气还不错。匈牙利救济会，向我伸出了援手，我能够在上海活下来了，虽然只有最狭窄的住处，最简单的食物。找工作也很顺利，我在克利洋行当起了制图员。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毕竟我是建筑系毕业的大学生，皇家建筑协会的成员，很快我就崭露头角，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上海这座城市，渐渐有了我设计的建筑，渐渐听到了我的名字。

我早就攒够了船票钱，可是家很难回。故家产被新政府征收了，父亲因此去世，一切都在动荡不安中.......比起在上海的如鱼得水，轻而易举就得到的声誉财富，我动摇了，上海会是我的归处吗？

我在上海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上海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了，它不光是我谋生的地方，更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我不再是想办法怎样满足客户的需求，而是想办法用自己的理念去影响客户，我想把最摩登最时尚的建筑风格带到上海，在我的手里实现它。所以我每年都出去游历，去欧洲，去美国，在传统和现代中游走，把最前沿的思想碰撞带回到上海。文艺复兴风格的诺曼底公寓，现代主义风格的大光明影院，摩登风格的国际饭店,Art DECO真光大楼，沐恩堂......我的一个个构想都在上海成真。

一晃，我在上海待了29年。在绘图和商业谈判中，我过了一年又一年。如果没有战争，我以为我会在这里终老。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所有的建筑业都停顿下来。是呀，再怎么快速努力的建设，也赶不上四处轰炸的速度。闸北变为废墟，租界里的每个人都岌岌可危。我意外的当上了匈牙利使馆的荣誉领事，登上了日本人要除掉的人员黑名单，因为我把签证发给了那些需要避难的犹太人。我想如果不能建设高楼，至少要尽一份力量去建一艘方舟吧。

战后的外滩，并不安宁。高涨的物价，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让我隐约感到一场更大的变革将会到来。1947年的冬天，大家都说很暖和，只有我觉得很冷。我悄悄的把所有的行李、贵重物品打包送走，家里的摆设多是纸做，我告诉太太仍然要邀请她的朋友当天来家里聚会打牌。就在那一天的深夜，我带上了全家人离开了上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建过房子，再也没回来过。

上海终究不是我的归处，可是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实现了一个建筑师的梦想。人们说我的名字是和上海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生余下的岁月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念着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个遥远的上海。那些建筑还在吗？它们是否还记得我的名字-------邬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