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余秋雨（终）（2020年）
读后感:
这本书的脉络梳理断断续续到2022年4月7日才真正完成，将近两年，时间跨度非常大。什么原因呢？现实工作生活出现了很长的迷茫焦虑期，也两年没看书了，脉络梳理也从此断更。今日再断断续续将本书的梳理完成，感慨良多。虽然只是结尾篇目的简单梳理，却突然将我从生活的无序与空茫的状态拉出来，开始跟着作者思考中国这片大地下形成的文化，真正的脱离现实的虚无、仰望星空，原来，我的星空也还在这里。
1.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2.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
3.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项就戮，别无办法。
4.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随时可以套头在头上的恶名。
5.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
——《魏晋绝响》
附：此篇脉络梳理
魏晋：
（1）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2）名士被杀：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提防、害怕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如：玄学创始人何晏；《博物志》作者张华；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潘岳；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后汉书》作者范晔等，吓坏了侥幸存活的其他名士。
（3）生态和心态的多元。如礼教还在流行，阮籍丧母还喝酒吃肉的行为又是被允许的。
阮籍：曹操书记官阮瑀的儿子。
（1）喜欢一个人架木车游荡，车上载着酒，无方向的行驶。路过楚汉相争古迹时：“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2）苏门山拜访隐士、“苏门先生”孙登，互相以长啸交流，后写成《大人先生传》。“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
（3）对待官场中有一种游戏般的洒脱：因喜欢东平的风土人情去做了十天官，明确要当北军步兵校尉只是为了那里厨师酿的酒。
（4）轻慢礼教：为一兵家女孩还未出嫁便死了大哭，母亲去世当天坚持下完棋，饮酒吃肉才放声大哭，吐几口血，下葬当天急剧消瘦照样喝酒吃肉。有人来吊唁还白眼相向。
（5）儿子阮浑是一个本分的官员，平生从未有过醉酒记录。
嵇康：曹操的曾孙女婿。
（1）一生钦佩阮籍，但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比阮籍更明确、透彻。
（2）人生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
（3）长相帅气，与阮籍堪称伯仲，已达到“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朋友山涛曾说：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4）爱好打铁，朋友向秀、吕安帮忙一起打铁。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会前来拜访，吃了闭门羹。
（5）朋友山涛“如璞玉浑金”，有长者风，担任尚书吏部郎不想做了要辞去，推荐嵇康来接任，嵇康知道后写了一封信：《与山巨源绝交书》。
（5）朋友吕安的哥哥吕巽看上吕安的妻子并偷偷占有了她后，为掩饰这件事将吕安以不孝之罪告上朝廷。吕安已获罪，只能向嵇康诉苦，嵇康立马大骂吕巽并写了一封极其悲愤的绝交书，以不孝者的同党为由抓捕。原因是钟会在司马昭对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把仕途官场说得如此厌人非常不满时添油加醋，要警惕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言论放荡，他有谋反的动机。因此与吕安一起被杀。
（6）行刑之前弹奏早年夜宿华阳遇到的朋友留下的《广陵散》，弹毕，从容赴死。自此，《广陵散》绝矣。
（7）嵇康死后朋友向秀心存畏惧，接受司马昭的召唤做官，前往嵇康故居凭吊时感慨良多写下《旧思赋》。当官并不干实事，只为避祸。
（8）儿子嵇绍被山涛推荐做官，成为一个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在晋惠帝兵败被困时死于护驾。
1.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2.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
3.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4.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5.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
6.“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7.桃花源之所以成为桃花源，就是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外界，被这里的人们切除了。没有了外界，也就阻断了天下功利体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独立和精神独立，才是真正的空间独立。
8.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
9.历来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认真。陶渊明对他们而言，只是失意之后的一种临时精神填补。一有机会，他们又会双目炯炯地远眺三国群雄式的铁血谋略，然后再一次次跃上马背。过一些年头，他们中一些败落者又会踉踉跄跄地回来，顺便向路人吟几句“归去来兮”。
——《田园何处》
附：此篇脉络梳理
三重文化人格：
1.慷慨英雄型：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在中国最容易被接受。
2.游戏反叛型：以魏晋名士为代表，是中国民众最陌生的。
（1）魏晋名士对于三国群雄，是一种反叛性的脱离。
（2）注重精神主体，不在意社会环境，更不会用权谋思维来选择正面还是侧面反抗。其实，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标准永远不该是实用主义。
3.安然自立型：以陶渊明为代表，民众对此，处于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中。
陶渊明：
1.以自然为魂魄，信仰、追慕、投身、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2.《饮酒》:在热闹的“人境”也完全能够营造偏静之境，关键在于“心远”。让哲理入境、玄言具象、概念模糊。
3.《桃花源记》：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可望而不可却。
（1）时间上，时间停止，历史消失。应该受到嘲笑的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
（2）空间上，被切割，与尘世切割得非常彻底：
第一种是美丑切割，这是一个因美丽而独立的空间；
第二种是与乱世切割，凭祥和安适而独立的空间，独立于乱世争逐之外；
第三种是“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立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
（3）桃花源拒绝外人寻找，能找到的一定不是桃花源。
1.他们成了一个吸纳性极强的“空筐”，什么文化都能在其间占据一席之地。（注：指北魏拓拔氏统治者对文化的包容性）
——《走向大唐》
附：此篇脉络梳理
1.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即旷野之力，未曾开化的蛮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游牧民族——鲜卑族拓拔氏）。
2.浩荡之气：秦汉帝国曾有过。
（1）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
（2）汉武帝：耗于五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佚。
3.汉化：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全面采用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4.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5.大唐:
（1）皇家李氏是鲜卑族与汉族混血的结晶：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皇后也是鲜卑人；隋炀帝杨广母亲也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
（2）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
6.通往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北魏的迁都（河南洛阳）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为标志。
7.犍陀罗艺术：是希腊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体，影响了云冈石窟的雕塑风格。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长途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巴比伦、波斯和印度。赛卡普遗址正是它的发祥地。
1.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跋涉，则以白骨为路标。
2.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过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种精神快感。
3.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楔入了中华文化中心。
4.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过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种精神快感。
——《佛教的事》
附：此篇脉络梳理
佛教在中国的起始：
1.传入时间：西汉末至东汉初传入中国。
2.汉明帝派人去西域访求佛法，归来后译经开始，并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3.朱世行：汉族僧人向西取经的创始人，后来汉族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向印度取经。
4.由西向东诵经弘法的西域僧人：鸠摩罗什、佛图澄等。
历朝对佛教的态度：
1.东汉和魏晋南北朝：多数统治者欢迎佛教，其中北朝佛教场面做得更大。而南朝梁武帝萧衍态度最为彻底，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食传统。
2.几度“灭佛”：
（1）第一个是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后对佛教处处抵触，怀疑长安大量佛寺处于朝廷不可控范围；
（2）一百三十年后信奉儒学的周武帝以耗费民众财力为由禁绝佛、道两教，其中佛教为最，因为它是“夷狄之法”；
（3）二百七十年后，唐代会昌年间唐武宗以佛教违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大规模灭佛，在佛教上史称“会昌法难”。
3.灭佛理由：
（1）全国出现太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团体，没人在听朝廷的话；
（2）巨资修建太多金碧辉煌的寺院，养不了那么多不事生产的僧侣，经济压力大；
（3）佛教漠视中国传统的家族宗亲关系，无视婚嫁传代，动摇文化之本。
唐代：崇尚多元并存，安史之乱之后，大量文化精英为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精神上的禅定，兴起一股“禅悦”之风。
1.韩愈：《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反佛，认为佛教、道教都有损于儒家“道统”，有害于国计民生。捍卫儒家“道统”的激情，使他有明显的臆断式排他倾向。
2.李白：近道，却有建功立业的儒家之志。
3.杜甫：近儒却不亲儒。
4.王维：长久生活在禅意佛境之中。
5.柳宗元：公开声称“吾自幼好佛”，常与禅僧或师或友，刘禹锡也如此。
6.白居易：沉浸佛教道教，晚年更向于佛。
“禅悦”之风：宋代更盛，它提升了唐宋文化的品味，也加深了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
中国民众大多更信赖直觉而不习惯抽象思维，正好与佛教切合：如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净土宗则认为人可以通过念佛达到极乐世界等。
儒、道、佛三种审美境界：
1.儒：温柔敦厚，载道言志（最熟悉）；
2.道：逍遥自由，直觉天籁；
3.佛：拈花一笑，妙悟真如（最难得）。
佛教的特殊魅力（从存在方式上去看）：
1.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其他学说始终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没有单独研究的意义。如儒学可能转到如何治国平天下去了，道教转到如何修炼成仙上去了等。
2.立论的痛快和透彻。一上来便断言人生是苦。产生苦的原因就是贪欲，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无明无知。要灭除苦，应该觉悟：万物并无实体，因缘聚散而已，一切都在变化，生死因果相续，连“我”也是一种幻觉，因此不可在虚妄中执著。由此确立“无我”、“无常”的观念，报持“慈、悲、喜、舍”之心。
3.切实的参与规则。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行。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处于一种“写意状态”：看似方便进入，却让人觉得不踏实，如“君子”这个概念。
4.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出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弘一法师：入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
佛教衰微：晚明以后，东南一带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这种势头从清代到近代，愈演愈烈，佛教本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反了过来，竟出于贪欲而拜佛。
1.以宫廷故事挤走市井实况，甚至挤走九州民生，这是中国“官本位”思维的最典型例证。
2.长安向世界敞开自己，世界也就把长安当做了舞台。这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因素是主人的心态。唐代的长安绝不会盛气凌人地把异域民众的到来看成是一种归顺和慑服。
3.因此，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
4.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它的可爱之处。刘知几提出了“疑古”、“惑经”为主轴的变易论，体现了唐代那种处处追求万象更新、反对盲从古代经典的思想风尚。
5.我很同情今天的这些“五陵年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灌输了一种“乱世哲学”，处处划界，天天警惕，时时敏感。他们把权谋当做了智慧，把自闭当做了文化，把本土当做了天下。
——《仰望长安》
1.其实，唐诗是无法较量的。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
2.但是，应该看到，强求他们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毕竟是相当不同的两种人。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在它们分别之后，鸿雁不断地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经悠游于南溟北海，无牵无碍。（注：指李白、杜甫的友情，关于友情的诗，李白写得少，杜甫写得多）
3.诗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
4.一种被关注的苦难就已经不是最彻底的苦难，一种被描写的苦难更加不再是无望的泥潭。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用那么多诗句告诉全社会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以及苦难承受者的无辜与无奈。
5.人是可塑的。一种特殊的语法能改变人们的思维，一种特殊的程序能塑造人们的人格。
6.杜甫的善，全部经由美来实现。在他笔下，再苦的事、再苦的景、再苦的人、再苦的心，都有美的成分。他尽力把它们挖掘出来，使美成为苦的背景，或者使苦成为美的映衬，甚至干脆把美和苦融为一体，难分难解。
7.我会以终身不渝的热情一直关注着李白天使般的矫健身影，但是如果想在哪一个地方坐下来长时间地娓娓谈心，然后商量怎么去救助一些不幸的人，那么，一定找杜甫，没错。
8.一切伟大的文化现象在实际生存状态上，都是从最狭窄的独木桥上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都是从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过来的。
9.如果想把不属于文化范畴的罪名强加在文化天才身上，实在是易如反掌。
10.他们的命运像软面团一样被老老少少的手掌随意搓捏，他们的傻事像肥皂泡一样被各种各样的“事后诸葛亮”不断吹大。
11.对多数诗人而言，任何英雄壮举都能激动他们，但他们自己却不是英雄。
——《唐诗几男子》
附：此篇脉络梳理
1.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
（1）整体性的陌生感：惊讶的传递，拒绝人们对他的过于亲近，愿意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
（2）比杜甫大十一岁，在诗坛辈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代表着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佳作也多是安史之乱之前写就。
（3）常常意气扬扬地佩剑求仙，一路有人接济。
2.杜甫：温良敦厚，恂恂然一长者也。
（1）代表着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佳作多写于安史之乱之后。
（2）公元770年冬天，病死洞庭湖船中，终年58岁。一生颠沛流离，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大地被他看遍。
（3）为了妻小温饱屈辱奔波，有时甚至像难民一样不知夜宿何处。
（4）创造一种稀世的伟大：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同情语法”的创建者。
（5）经由美来实现的善，用美来制伏苦难：逃奔被擒成了叛军的俘虏，中秋之夜在俘虏营写下一首思家诗“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那么细腻、静定、含蓄。
（6）诗歌包容万象，应有尽有：哪里都能进入和抵达。内容、形式、技法和风格上都是如此。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既承接他之前的一切，又开启他之后的一切。
3.李白与杜甫：相遇于公元744年，在陈留（今山东地界）和高适（此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空怀壮志在社会底层艰难求生、无聊晃悠）、贾至（时26岁，正在附近当县尉）纵马打猎。
4.诗人的狼狈（巨大的整治乱局中，最痛苦的是百姓，最狼狈的是诗人）：
（1）因为他们敏感，满目疮痍使他们五内俱焚；
（2）因为他们自信，一见危难就想按照自己的逻辑采取行动；
（3）因为他们幼稚，不知道乱世逻辑与他们的心理逻辑不同，行动处处碰壁，而且显得可笑可怜。
5李白获罪：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仓皇逃奔，唐玄宗被逼处死了杨贵妃，指令儿子李亨（太子）守卫黄河流域，儿子李璘（永王）守卫长江流域。李白避祸的江西庐山属永王管辖，不听第三任妻子（武则天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知道李白在政治上充满理想而缺少判断力、自视过高又缺少执行力）劝告接受永王成为幕府的邀约。而此时，太子已即位，命令永王撤到成都守卫唐玄宗，永王没听继续东下金陵。李亨认为永王是藐视自己故意抗旨，打了起来（高适就是其中接令的一位军官），李璘被以反叛朝廷、图谋割据的罪名擒杀，李白狼狈出逃，唐肃宗李亨下诏判李白流放夜郎。一年多后李亨因关中大旱发布赦令，李白也被赦。
6.杜甫被贬：安史之乱前夕，刚得到一个小官职，任务是在长安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门禁钥匙。叛军攻陷长安后，听到李亨即位，逃出长安，将家人安置羌村，被抓回后再次出逃见到唐肃宗，任谏官“左拾遗”。房琯为皇帝重要近臣，自告奋勇反攻长安大败，后受到说其有二心，被贬斥。追查其亲信时，查到贾至，杜甫上疏营救房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去后发现鸟死鱼涸，满目蒿莱，完全束手无策，觉得不该虚占其位，便弃官远走。
7.王维：
（1）二十岁时就凭着琵琶演奏、诗歌才华和英俊外表引起皇族赞赏，获得推荐登第为官。
（2）宰相张九龄被李林甫取代，丧母丧妻后，失去做官的豪情，进入半仕半隐状态。
（3）安史之乱之时被捕，安禄山要他做官并授予“给事中”（行政稽查官）的官职。他服了泻药称病，假装喉咙出问题说不出话，逃过被抓回强迫任职。
（4）任伪职期间，安禄山在凝碧宫举行宫宴，强迫梨园弟子伴奏，乐工雷海青当场扔下琵琶向西方号哭，被处死。王维听说此事，写下《闻逆贼凝碧池作乐》一诗，唐肃宗听闻此事，在反攻长安胜利后从轻发落。而弟弟王缙为有功之将，要求削降自己的官职减轻哥哥的罪责。因此，只被贬了一下，很快又官复原职，后来官至尚书右丞。
（5）“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惊”字把深夜静山激活了。作为音乐家的王维用一声突然的琵琶高弦，在挑逗作为画家的王维所布置好的月下山水，最后交付给作为诗人的王维，用最省检的笔墨勾画出来。
（6）王维像陶渊明一样，使世间一切华丽、嘈杂的文字无地自容。与陶渊明的安静相比，王维的安静更有一点贵族气息、精致设计。他的高明，在于贵族得比平民还平民、设计得比自然还自然。
8.杂记：
（1）安史之乱中也有一些艺术家表现了另一番单纯：义无反顾、激烈反抗，如罄碎裂帛，让天地为之一震（乐工雷海青和首先领兵反抗叛军以致全家作出可怕牺牲的颜真卿）。他们不仅把政治抗争放第一位，并采取行动。
（2）安史之乱爆发十七年后，白居易诞生，以一种个体化、人性化的情感逻辑，以诗（《长恨歌》）“俘虏”那场灾难。同岁刘禹锡成为咏史的高手，为后世中国文人开拓了感悟历史的情怀。
（3）安史之乱三十年后，晚唐诗人李商隐只愿意观赏自己的内心。
1.浩荡的历史进程容不得太多的单向情感，复杂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断。秋风起了，不要把最后飘落的枫叶当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场春雨当做仇敌。
2.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会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累积型的，有可能长期延续。
3.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是谁。这正像几位哲人在山巅舞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剑术，而是他们是哲人，他们在山巅。（注：指文化大师当政后的各种政见）
4.凄凉是天地对一切高贵人生的自然总结，而不具备任何价值判断。
5.文化气氛是一种处处渗透的精神契约。
6.诗人是专门来感受时代风雨的。他们捺不下性子来像朱熹他们那样长坐在屋宇的书架前深思熟虑，而总是亟亟走到廊外领受骤变的气温，观察可疑的天色。他们敏感，他们细致，他们激动。
7.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种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本质。
8.中国人的历史观，实在被那种故事化的浅薄深深毒害了，已经难于品味这种互相激赏中的生死对立，已经无法体验这种相顾无言中的冤家知己（注：指宋元朝的对立）。
——《乱麻蕴藏》
附：此篇脉络梳理
1.宋代之前：从唐的灭亡到宋的建立隔的五十几年——黄河流域相继出现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南方出现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山西一个，史称“十国”。
2.宋朝的建立：于乱局中建立（联金灭辽、联蒙灭金）。
（1）面临着一个个强大勇猛、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除了失败感就是屈辱感。
（2）北方契丹建立的辽：立国早于宋朝，领土大于宋朝。（杨家将一门抗敌）
（3）西北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辽背后的女真族建立的金，灭掉辽后灭宋，宋朝力量南迁，史称南宋（名将岳飞被杀）。
（4）蒙古骑兵一来，中华历史走向另一个大一统王朝——元。
3.宋代的文明生态：
（1）社会经济生活上：汴京和临安的商市比长安大太多，且汴京的街和巷，完全是开放式且没有时间限制。同时，市镇数量剧增，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
（2）是中国农业的大发展时期，人口突破一亿。
（3）科技是中国古代史的巅峰，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沈括《梦溪笔谈》、秦九韶《数书九章》、宋慈《洗冤集录》等）。而宋朝结束的最后一年，但丁才十七岁，达芬奇才出生。
4.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种种不尊重文化人思维方式的退出）：
（1）为防止出现五代十国那样军阀割据的局面，用大批文官取代武将：广办公私教育，为科举制度开辟人才基础。
（2）给了文官极高的待遇：在中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3）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之初立誓不杀士大夫和议论国事者：保护有异见的知识分子。
（4）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文化上的一代宗师）先后担任了最高级别的行政首脑（使中国政治焕发出理想主义的文化品性，容易失败，却无所谓失败）。
（5）范仲淹：提出了以整顿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官之累而求其强。
（6）王安石：十余年后，实施了经济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费之累而求其富。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以金融管理来主导整个行政体制。
（7）司马光：认为天下之富有定数，王安石式的国富必然导致实质性的民穷，斫伤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反对变法，主张守常。而苏东坡明显倾向于司马光，具体问题上又觉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8）文人从政的最大毛病：容易受漂亮言辞和动人表情的误导，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且周围小人比例极高：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吕惠卿用最险恶的方法揭发王安石，司马光的铁杆拥戴者蔡京用最疯狂的手段清算司马光。
（9）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见之争是君子之争。
5.宋代的文化气氛：处处渗透的精神契约——哲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1） 他的学说企图为中华文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永恒体系，并为它找出一个唯理论的本原，即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
（2）运用格物致知，通过感性经验领悟本原。
（3）在高层思维之余设计通俗的儒学行为规范，进行教化普及，如“三纲五常”之类的普及性规范。
（4）巨大的负面影响：以一个抽象的理念压抑了人性、否定了个体、剥夺了自由。而人性、个体和自由在中国长久的宗法伦理社会中本来就已十分稀缺。
6.抗战话语的营造者：陆游、辛弃疾（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的原因）。
（1）热爱这片土地和文明，由衷的产生了捍卫的责任。
（2）有参与军事、政事的亲身经历，在沙场中培养了真正的男子汉气质。
（3）朝廷屡战屡败，巨大的危机感铸就了一种沉郁、苍凉、豪迈、无奈的美学风格。
（4）深受唐宋文化的滋养，处于一个文学写作自由的时代，在表述万里山河与书生情怀之间的诗化关系上达到娴熟、自如的境界。
7.陆游与辛弃疾：诗句里包含着一种刚健超迈的人生美学。
8.宋代并不无能：
（1）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很难战胜游牧文明：宋朝的对手都是骑在马背上的劲敌，光凭《孙子兵法》、抗战激情很难取胜。
（2）有过杰出的抵抗：有“岳家军”抗金，宋代后期，在重庆抵抗蒙古军四十年（军政余玠制定对战方针，后只剩这座孤城，失去了抵抗意义），且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造成继位动荡，正在欧洲前线准备进攻埃及的军队回撤，蒙古帝国分化。
9.文天祥：南宋末年状元、学者、诗人，官至宰相，宁死不屈。忽必烈非常敬佩，请他出任宰相，并答应他元朝以儒学治国，但他只想舍生求义。因他的坚持，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并准备劫狱救出，造成朝廷的不稳定，但忽必烈劝说不成，准备阻止他自杀却晚了一步——将自己的死亡看成一个实行儒学的文化行为，中国文化一旦沉淀为人格，经常会出现这种奇崛响亮的生命形象。
1.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注：指耶律楚材面对成吉思汗时说的话）
2.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3.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可以远远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
4.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中华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注：余光中谈《乡愁》）
5.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
——《陌生人》
附：此篇脉络梳理
1.耶律楚材：契丹族辽国皇族的后裔，辽被金打败后归顺了金国，后成为成吉思汗的谋臣（被大汗亲切成为“吾图撒合里”，即大胡子）。
（1）精通天文律法，会占卜，随成吉思汗西征欧洲（积极支持的原因：A.理由是雪耻，因此是正义的，并可能实现“华夷通”的大一统理想；B.对成吉思汗的敬仰；C.作为契丹皇族本能的兴奋，征服欲望。）。
（2）西征后期，军队杀戮太重，开始想东归。
（3）少数民族中能把汉诗汉词写好的人，排名第三（第一是纳兰性德，第二是萨都刺）。
（4）文化背景：从小学习汉文化，从十三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到十七岁已博览群书，后来又开始学佛，成为佛学大师万松老人的门生，儒佛兼修。
（5）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位，成为宰相做了一系列变革：
A.选择并任命了两个助手（左丞相与右丞相），都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
B.在蒙古贵族继续主张大规模杀人，并计划把整个中原变成牧地时出手阻止，以税收的方法为朝廷提供了大量财富。奠定了蒙古政权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并实行税收的基础。
C.结束屠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古军队的行为方式。
D.将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开，民政权力有文官执掌，军事权贵不得侵犯。
E.在文官职位上，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着重负责征收税赋的事务。
F.改变蒙古军每占领一地，便将当地人民当成奴隶的习惯，决定“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即以户籍制来使这些变相奴隶重新变为平民。
J.热情尊孔，以儒家经典来办学招士。
2.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十二年：主要和西夏、金作战，金打败辽后被蒙古所灭。
3.成吉思汗西征欧洲：
（1）导火索：蒙古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刺子模进行贸易，被杀，财产没收（因为商队有个印度人对长官直呼其名并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长官愤怒之下拘捕商队并报告国王摩诃末，而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来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成吉思汗从逃出来的骆驼夫知道始末后，绝食祈祷三天，开始复仇。
（2）西征过程：打到首都时，国王已逃走，必须追赶，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军队去守卫、管理已占领的城市，只能以越来越残忍的方式毁城、屠城。国王病死，继承者扎兰丁还在逃，因此继续追赶——由无数“必须”和“必然”组成的战争逻辑。
（3）西征中形成的主观逻辑：成吉思汗在战争中越来越懂打仗——军队组织越来越精良、战略越来越高明、谍报系统越来越周全，使战争变成了一种节节攀高的自我竞赛，一种急迫地期待着下一场结果的心理博弈。
（4）种种逻辑组合成了非逻辑：战争变成了一种失控行为（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亦如此，成吉思汗更甚）。
4.丘处机：山东莱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
（1）受刘仲禄推荐，来到成吉思汗军中讲述养生之道和治国之道。
（2）一共向成吉思汗讲了三次道，内容有三个要点：A.长生之道，节欲清心；B.一统天下，不乱杀人；C.为政首要，敬天爱民。
4.成吉思汗结束战争东归的原因：
（1）丘处机的讲道和耶律楚材经常吐露撤兵以求太平的理想，对成吉思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士兵厌战，大仇得报，而军中又发生了瘟疫。
1.燃烧是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吞噬。火焰以一种灼热而飘忽的狞笑，快速地推进着毁灭。
2.我们已经失去弥合的接缝，因此也就失去了对于对方的奢望。
3.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而悲剧的起因，却是过度的爱。
4.那盆越燃越旺的火，映照着他越来越冷的身体。他想用烈火，把我们与他融为一体。结果，与历史上无数次证明的那样，因爱而毁灭、而断裂。
5.人间的一切都洗净了，只剩下了自然山水。对于自然山水的险峻、奇峭、繁叠也都洗净了，只剩下平顺、寻常、简洁。
6.“文化盛世”往往反倒缺少文化里程碑。这是“文化盛世”的悲哀。
7.里程碑连接历史，但对前前后后又都是一种断裂。任何深刻的连接都隐藏着断裂，而且大多是爱的断裂，而不是恨的断裂。
——《断裂》
附：此篇脉络梳理
黄公望（元朝）：
1.创作《富春山居图》（被焚烧断成两半）的背景：宋代设立宫廷画院，称“翰林图画院”，由宋徽宗赵佶亲自建制并不断完善，作品都是典雅、富贵、严整、细腻的。
2.他是一个彻底个人化的艺术家，创立吴门画派。
3.是一个籍贯不清、姓氏不明、职场平庸，又入狱多年的人：
A.父母双亡，过继给一位姓黄的老人做养子，老人自叹“黄公望子久矣”，即有了黄公望之名，字子久。
B.担任官衙里的笔墨助理，称作“书吏”，这是一种无聊又暗淡的谋生职业，后因上司牵连入狱。
C.出狱后皈依道教中的全真教，信奉的教义是“忍辱含垢，苦己利人”。此时，他的谋生空间很小，而精神空间却很大，具备了成为一个大艺术家的可能。
D.戴表元《黄公望像赞》称其：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
4.他忧思、侠气、博学、贫困、好酒。晚年回到老家，每天都要打一瓦瓶酒，仰卧在湖边石梁上，看着对面的青山一口口喝。
5.这是一个沉浸于自然山水的画家，在自然山水中求得的精神解放。这种被解放的自然山水，就是当时文人遗世而独立的精神痕迹。因此，在他手上，山水画成了文人画的代表，并引领了文人画。
6.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元人意气”，延续最好的是明代的“吴门画派”。虽都充满书生气，但元人重“骨气”，而吴门重“才气”。而清代“四僧”也很懂黄公望，为什么以荒寒代替富贵、以天真替代严密、以水墨代替金碧，但在精神上的独立、人格的自由上离他还有一段距离，如他们的代表朱耷，以为《富春山居图》中的山水全是“宋朝山水”。
1.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传承，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
2.这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结果也都有点变态了。（注：指明清两代中华文化格局的弱化）
3.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
4.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
5.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6.荒诞的恐怖是一种无逻辑的恐怖，而无逻辑的恐怖正是世间最严重的恐怖。
7.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缺少长篇叙事功能，而是强于抒情、强于散论、强于短篇叙事。这种审美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我们有时会用“写意风格”、“散点透视”、“拒绝沦陷”来赞扬，有时也免不了会用“片段逻辑”、“短程关照”、“即时抒发”来诟病。
8.中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
9.历史证明，有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负面的集体人格。一为科举症候群，二为小人症候群。
——《六百年郁闷》
附：此篇脉络梳理
一、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
1.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2.朱元璋草根起家夺取政权，充满强烈的不安感，因此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
3.制定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出己见，文体必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因此，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4.文化鹰犬与特务政治密切呼应。
5.文化上的负面影响：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生命尊严、原创激情，后果严重。因为文化氛围能左右社会发展。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
6.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让儒学产生严重质变，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
7.朱棣在推崇儒学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A.后代改革家处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孔子本人。
B.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不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代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模拟，营造出悖世的伪古典梦境。
二、王阳明的心学：
1.出现背景：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于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充分暴露，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
2.王阳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他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标是“致良知”，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出人之为人的天赋道德。让一切规范都出于内心，出于本真。
3.王阳明一代贤豪，有胆略、智慧和执行力，在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中显得孤峰独傲。
三、明代大多数高层文化人的生态：
1.可概括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大家都在无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间表现出自己是个忠臣、英烈。如最有节气，被世人看做是旷世贤达、国家智囊的方孝孺，当危机发生，要他筹谋，只见步步错。
2.清初学者傅山指出，这种喜欢高谈阔论又毫无用处的文化人物恰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奴性的产物，只能称为“奴儒”。
3.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甑等认为，一家一姓的兴亡只是私事，天下民众的生死才是公事。
四、明清小说和戏剧：比较发达。
1.小说：
A.几部小说，先是由几代民间说书艺人说出来，后经过文人加工，成为较为完整的文本。这些说书艺人不经意间弥补了中国文化缺少早期史诗和缺少长篇叙事功能的不足。
B.说书艺人由于需要每天维系不同听众的兴趣，因此不得不切切实实地设置悬念，伸拓张力，并时时刻刻从现场反馈中进行调整。
C.代表作：四大名著。
D.《红楼梦》的最大魅力：全方位地探询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抵达了有关天地人生的哲学层面，并且这种哲思全部走向诗化。更难得的是：无论是哲学还是诗情，最终都渗透在最质感、最细腻、最生动、最传神的笔调之中，几乎让人误会成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是社会批判作品。
2.戏剧：具有创造性贡献。
A.填补中国人长期没有觉醒的化身扮演意识和移情观赏欲望。
B.代表作：《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
C.汤显祖《牡丹亭》无可置疑位列第一，因为它在呼唤一种出入生死的至情，有整体意义。而其他两本，太贴附于历史了。
D.清代中晚期，还是以京剧为胜。与昆区具有较深的文学根基不同，它重在表演和唱功。
五、近代与现代的文化状态
1.背景：兵荒马乱，国运维艰。
2.近代两件值得肯定的文化事：一是破读了甲骨文，而是推广了白话文。至于新思想启蒙，在文化上的意义只是“东学西渐”，只是具有移植意义，而不是创造。
A.破读甲骨文：是中国现代文化人在学术能力上的一次大检阅。
B.推广白话文：是一个悠久文明为了面对现代、国际和民众，决心从技术层面上推陈出新的宣言。
3.作家：整体水平较低。
A.鲁迅：最早用小说触及国民性，是一种国际观照，宏大而沉痛，可惜小说写得太少。
B.沈从文：在对乡土和生命关系的描写上，表现出了比较纯净的文学性。
4.公共知识分子：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为代表，他们宏观地研究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异同，写了不少重要著作，具有启蒙意义，同时他们还是不错的历史学家。
5.历史学家：以王国维和陈演恪为代表。
6.张謇：清光绪状元，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全方位地创建从教育到实业的一系列近代文明。
1.一条大河，一直与一片厚厚的云层相伴随。大河应该感谢云层：长久掩荫，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干涸。但是，大河也有可能产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云影，不知道在你的云影之外是否还有更辽阔的天宇？——这是一种比喻。大河，比喻中国文化；云层，比喻科举制度。
2.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
3.科举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使得天南地北无数考生都要长久地投入这种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件好事。文学一旦进入考场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4.他们缺少透彻的思维，独立的坚守，无私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5.“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在政治和文化之间骑墙的中国文人，特别擅长把一切文化行为纳入政治架构。
6.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
——《十万进士》
附：此篇脉络梳理
一、成为制度的有效的文化主张
1.秦始皇定下统一全国文字的制度“书同文。”
2.真正成为庞大、行之全国、行之千年的科举制度。
二、科举制度（隋唐年间开始）
1.正面效果：
A.中国源源不断涌现一批批官吏资源管理各方，使文明始终未因彻底失序而溃散。
B.普及了一种“以文娶仕”的全民共识，且没有太多范围限制，提升了整个社会崇尚文化的气氛。
2.负面效果：
A.使中国文化成为官场附庸，密不可分。从而文化的创新、批判、哲学和美学能力被大幅度取消。
B.在中国文化人中造就“科举人格”，习惯忍耐、苦熬、投机、巴结、矫情，满口道义却远离道义，你死我活却貌似斯文。
C.科举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而文学一旦进入考场就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3.本质：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才华和学术能力的考察制度。
4.优点：
A.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尽可能向社会开放。
B.表现出凡是这片国土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的热忱。
C.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提高。
D.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
E.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极大地扩充了书生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文明面。
5.遇到的困境：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
A.本是为了显示公平，结果九州大地全成了科举赛场，人生的成败荣辱都在里面。
B.本是为了显示权威，结果别无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它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反衬出落榜者的悲哀；科举得失已成一种牵连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宏大社会命题；屡试不中的沉重压力，一旦中举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
6.开展方式严重失度造成的社会心理恶果：关及民族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
A.伺机心理(翻身心理）：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形成怪异平衡：愤世嫉俗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又天天嫉恨。
B.骑墙态势：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和期许，但两头都不着落、都不诚实。结果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
C.矫情倾向：既然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全部荣誉，于是所有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铁石心肠地轻视亲情，却并不排斥肉欲，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大多由此而生。
进士们发现很多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他人格的最后支撑点，倒塌在他以为没有支撑点的女子面前。一史料记载，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太原游玩结识一情投意合的妓女，相约迎娶，妓女苦等成疾，临终剪髻留诗，欧阳詹知晓后亦悲痛而亡。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三、官吏的选拔方式的更替
1.世袭：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即“恩荫”。
弊端：领导才干不能遗传；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
2.养士：封建主“创造”做官的后天资格，平时见到有文韬武略的人，就养起来，即养食客。
弊端：养与养之间，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主要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公平的管理者；君主选养食客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3.察举制：汉代时开始的一种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
弊端：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
4.九品中正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级，根据此等级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
弊端：它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中正官”，他们内心的薄厚，成了生死予夺的标尺。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四、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与整治
1.唐宋良性整治阶段：
A.唐代：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
①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地位，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
②允许推荐，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接受应试者的自荐，因此主考机构一度也要求应试者把自认为满意的旧作上缴，以供选拔时参考。
③科举考试只是一个契机，围绕着它，进行着一场选拔人才的大动员。
④作弊也很多，但整体气氛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如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高手，经常在考试中当“枪手”，替别的考生写文，远近闻名。公元858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单独摆出他的座位，一直盯着，看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松了口气，却没想到，他已经为8位考生完成了试卷。
B.宋代：创业之初的健康与大方，被警觉与琐屑代替。
①推荐取消，实行“锁院”制度，考官一旦任命就必须入住贡院，断绝与外界一切来往直到发榜。
②唐代试卷不糊名，宋代开始糊名，甚至后来怕考官认出字迹，干脆全部试卷重抄一遍再给考官，杜绝作弊的可能。
2.明清恶性整治阶段：
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考官难以维护自己的声誉，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
A.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
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非刚正的学者。既然“人情不洽”最要命，就只能“人情练达”。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
B.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
进士及第后的“拜谢座主”仪式——门生对座主报答的终身性。顾炎武认为，正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导致历来的“朋党之祸”。
C.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中国文人评鉴文化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
3.科举考试的最终败落——考试内容：
A.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直接影响人才的选拔。
B.八股文取士的出现——内容、格式甚至联接虚词的限定，内容上存在极大的毛病。
五、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影响
1.以科举制度抵拒商业文明。1901年时期，科举考试在当时已成为一个破轮，不能再向前滚动，为了不让这个破轮将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终于被废除。
2.它为了朝廷统治的人才需求而设置的文化关口，看似重视文化，实质败坏了文化，尤其是败坏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
3.因此，由于它，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宏达存在，却又未能走向强健。
1.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
2.不愿多说小人的中国历史，小人的阴影反而越来越浓。
3.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
4.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或过眼。
——《大地小人》
附：此篇脉络梳理
一、小人的行为特征
1.小人见不得美好：鬼鬼祟祟把一切美事变成丑闻。
2.小人见不得权力：迷醉权利背后自己可能得到的利益。
3.小人不怕麻烦。
4.小人办事效率高：善于领会当权者难以启齿的隐忧和私欲。
5.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本质上的胆小，使他们不害怕失败，却害怕报复。
6.小人需要博取同情：需要掩饰和躲藏。
7.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说谎和造谣是小人的生存本能。
8.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
二、小人的类型
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历史需要——中国式的人治专制隐秘多变，迫切需要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需要有敏锐的感知力、快速的判断力、周密的联想力、有效的操作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因此，小人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极权专制体制的填补，是极不自由的专制社会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1.恶奴型小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名声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又对主子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时窥测吞食主子的各种可能。
2.乞丐型小人：乞丐的心理特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对他人财物的占有。
3.流氓型小人：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驱逐时，当乞丐型小人终于不愿再扮可怜相时，就成了流氓型小人。（比其他小人更为活跃）
4.文痞型小人：当上述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时，就成了文痞型小人，以攻击他人作为第一特征——掷秽泼污，侵犯他人名誉权。利用广大民众对于文化的茫然、报刊的迷信，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装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因此，他们是最恶劣的一群。
三、对小人失去防御能力的原因
1.观念上的缺陷。
2.情感上的牵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
3.心态上的恐惧：小人与善良人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情谊上的“蜜月期”，当善良人开始有所识破时，小人的撒泼期也就来了。
4.策略上的失误：所谓的政治实用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
5.灵魂上的对立：谣言为传谣、信谣者而设，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四、怎样消解小人
1.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扩大君子的队伍，改变君子和小人数量对比。
2.真正的君子行迹，是一种极其美好的人生体验，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
3.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以无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处，使人难以招架。
4.冷落他们，搁置他们，然后拯救他们，这便是当今君子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