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就要学韩愈：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韩愈（公元768—825），字退之，号昌黎，河南孟县人。这个人的名、字、号看起来蛮低调，可是在唐代文化思想界，韩愈绝对是牛人一个：
他曾经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影响力余波直到千年后的“五四运动”。
他曾经激烈排佛，复兴儒学；他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多不胜数，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处在同一个朋友圈，且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古人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韩愈的童年故事很励志，他三岁成了孤儿，靠哥嫂接济长大，勤奋用功刻苦读书成才成名成家。
要搁现在，哪怕一篇文章不写，也可以靠文化名流的头衔混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但他偏不，他要当官，还要当纪检监察官，专门抓贪官。
其实也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当官，比如韩愈，一介书生意气，要适应官场之上那一套，其心志需要经受的，是一种煎熬。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有些夸张，但据说混官场至少需要遵循22条潜规则，否则难以熬出头。
韩愈所处的年代正是唐王朝由繁荣走向衰落时期，他虽然饱读诗书，却不懂官场潜规则，处处碰壁遭受责难就成了韩愈这种文人当官的宿命。
唐玄宗李隆基为政44年，曾经创造了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但好景不长——老公公喜欢上了儿媳妇（这事儿在我们这儿前几年有过的，不过人家翁媳最后走了法律程序：登记结婚合法化了），李隆基深知：当皇帝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想干啥就干啥，谁也不敢阻止他。于是，玄宗皇帝和贵妃杨氏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过程中有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乱政，有胡人安禄山挑头的安史之乱，几番折腾后，大唐盛世如同一件瓷器摔在了马嵬坡的台阶上——破碎不堪。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天降大任于其身的韩愈来到人世，七岁始读书，十三岁习为文，学而优则仕，很快就一脚踩进唐王朝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旋涡中。
自从隋代创设科举制度以来，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必须通过考试。韩愈也不例外，十九岁的青年，满怀经世之志赴京，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前后参加了三次考试都没考上。第四次参加考试，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当朝文学界名人、主考官陆贽的副手梁肃看中，举荐韩愈登第。
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一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韩愈笃定失败是成功之母，他意志坚定采取一个等字。终于在他二十九岁那年，通过朋友圈得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荐举，韩愈获得了观察推官一职，一个相当于领导秘书的官职。
按照唐朝的人事制度，这类芝麻官不属中央直管，任免权全由用人方领导说了算。
韩愈还在等，等候选调。终于在贞元十八年的春天，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的任命，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国立大学教师。虽然是教学，但韩愈很敬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韩愈跻身文化界，并且通过推动古文运动、宣传推广儒学复兴运动等学术活动和文学活动，一举成为唐代的文化大咖。
成了文化名流，还时不时给皇帝写写制诰（诏令文书）。受到最高领导关注，官运起了变化，贞元十九年，韩愈调往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
古代的监察御史，级别很低，权力很大，常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
韩愈当的就是这么个位低（八品）威重——掌察万官、巡查地方行政的纪检监察干部，而且干得很认真、遇事会较真。
这一年，京城长安一带大旱，从正月到七月滴雨未下，民间灾情严重。但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依然声色犬马、歌舞升平。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以京兆尹（都城“一把手”）李实为代表的一些贪官污吏为了自己的政绩，一方面坚决不把底层一线的实情上报中央，让皇帝的信息渠道变成聋子的耳朵——摆设；另一方面，还在不断搜刮民脂民膏，大量聚敛私财。
老百姓的日子越发变得雪上加霜，长安城里一个名叫成辅端的艺人气不过，就编了个段子在民间传唱：“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担米，三间堂屋二千钱。”结果，身为李唐皇室成员的李实不仅没有纠正不正之风，反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那个可怜的艺人活活打死。
监察御史韩愈大人看不下去了，他经过深入调研后撰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上报皇帝，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酷吏剥削、人民苦难的真实情况，这封奏章所举的事实，明确地指出了李实等人犯下的罪行，他要求德宗 “特赦京兆府”，命令李实停止征发，朝廷减免赋税，让老百姓能活下去。
这是一个为民说话的痛切呼声，希望最高统治者大发仁心。但文人的悲天悯人情怀，在独裁者和政客眼里往往一钱不值。何况这京兆尹就在天子脚下，李实的所作所为皇帝岂能当真不知？
德宗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论级别，县令不会低于八品；论权力，县令主政一方，用好了这权力，实惠不会少。但大家心知肚明：阳山县远离京城，德宗皇帝也好，李实等贪官污吏也罢，大家伙儿对韩愈是眼不见心不烦；韩愈自己也知道远离了权力中心，莫说监督别人，自己的仕途从此也要大打折扣了。
德宗下了诏书，贬韩愈做连州阳山县令，距长安足足三千八百多里。一个宦官领了旨意，气势汹汹地来到他家，立逼上路，一刻不许逗留。弱妹病重在床，悲啼着希望同他见一面，作为永别，百般请求，
不获准许。他的夫人抱着孩子，当着宦官的面，出来和韩愈拜别——世态炎凉，深深刺痛韩愈的心。
但是，以韩愈的个性，这次贬谪只是他仕途之路遭逢滑铁卢的开始。
文化影响道德，道德影响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韩愈就是这么一个人：明明可以靠文化名流的头衔混饭吃，他偏要做官；明明可以当个洁身自好的官场清流，他偏要作循吏；结果岂止是伴君如伴虎，身边虎狼成群，韩愈一介读书人意气，只落得几番遭贬谪。
——这与其说是韩愈晋身仕途之路的悲哀，不如说是李唐王朝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两年后，唐德宗死了，他的儿子顺宗继位。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韩愈得到宽赦。随后数年里，韩愈的官职得到了几次进迁，中间有一次因为代朋友申辩一事，又被降做国子博士，他满怀不平，写下了那篇受人传诵的《进学解》，叹自己“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
——这就是文人的个性：想不通的事，用文字打发心情。
元和十年（公元814年），韩愈积极参加了唐宪宗中兴事业中有名的 “淮西之役” ，到元和十二年胜利之后，得到了刑部侍郎的职位，这是朝廷的高级官吏，再上去就可以做宰相了。
此时的韩愈，终于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如果玩官油子
唐代佛教文化十分繁盛，一些寺庙享有特权，大量拥有土地、房产等，和尚的收入远比一些官员还要丰厚。一些达官显贵瞅准机会介入，大捞好处。
那年凤翔县的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一节指骨，据说是释迦牟尼的遗骨，称为“佛骨”。佛骨每三十年展览一次，传说能使“人安岁丰”。轮到宪宗朝，为了将佛骨展览搞出轰动效应，皇帝专门派宦官领着三十个宫女，手捧香花到法门寺把佛骨迎出，送到长安皇宫里面供奉三天，再送到寺院公开展览。
整个长安城都为这节佛骨而轰动起来。有钱的人慷慨捐献钱财，没有钱的只好遵从和尚的教导，烧焦头皮和手指，用苦行表示礼佛的诚心。供奉的庙宇热闹极了，自朝至暮拥挤着瞻拜的人群，奔走施舍，惟恐不及。
这些狂妄之举大量靡费了国家财富。韩愈看出了信佛对统治阶级不利，托福求福更是妄想。保卫儒家道统的信念，使他对佛骨的藏拜不能保持沉默。洋溢着卫道热情的《论佛骨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
此时已经对佛事深信不疑的宪宗，看到韩愈奏章后非常生气，盛怒之下甚至下令必须将韩愈处死。由于众人求情，宪宗最后同意免掉韩愈的死罪，把他贬到南方很远的海边城市潮州去做刺史。潮州离长安七千六百多里，根据当时的情况，一般被贬逐到那里去的人，很少能有生还的希望。
在佛教徒的拍手称快声中，执法吏凶狠地把韩愈当成一个重犯，押解着即日上路，不许和家人告别。一直走到蓝田县的蓝关附近，他的侄孙韩湘赶上来，护持他，送他南行。
春寒料峭，天空飘舞着雪花，一片荒凉，韩愈禁不住在马上给侄孙吟出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此次潮州之行也让韩愈逐渐意识到，要想生还故乡，就必须把自己的态度由直言无忌变为恭顺从命，这样才有可能得到恩赦，免除被放逐的命运。于是他刚抵达潮州就立即给宪宗写了一封《谢上表》，承认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触犯领导尊严是错误的，领导对他的处分是正确的。
潮州《谢上表》与《论佛骨表》前后立场对比如此鲜明，反映出旧时文人软弱动摇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性的性格特征。
宪宗看到大文豪韩愈向他俯首哀求，还称颂他的“巍巍治功”，心中大喜，决定赦免韩愈，而且准备加以重用，后来由于宰相皇甫蔔从中作梗，韩愈最后内调为袁州刺史，算是“生还”有望了。
韩愈在潮州的日子虽然不长，但是还是替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他在此兴办文教事业，赎归奴隶还予自由身。可此时在朝中，宦官们已经合谋杀害了宪宗，把太子拥上了皇位，是为穆宗，第二年，改元长庆。
由宦官扶立的新皇帝穆宗，撤掉了一批旧人，将韩愈召回长安，任命他为国子监祭酒，这是唐王朝唯一的国立大学校长，职务地位是相当高的。此后，韩愈的政治地位日渐上升，历任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公元824 年）的夏天，五十七岁的韩愈突发病痛。他告了病假，住到他在长安城南的别墅里去养病。亲密的朋友和学生张籍、贾岛陪伴着他。
夏秋季的乡村，田园桑陌，绿水青山，生活安静，让韩愈暂时忘记了病痛，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转眼秋去冬来，他的病情恶化起来，不得已由乡间迁入城内，这年的十二月初二，也就是公元825年1月25日，韩愈因病医治无效，在长安城中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一个人一辈子，能不能做成几件事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成为什么样一个人。
欲做事，先做人。韩愈的文化思想历来颇多争议，但他对自己的为人品性有自信：“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
人生得如韩退之，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