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17】》
【17】串连期间的北京
一九六六年，注定是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年份，因为大革命就是爆发在那一年。是年，我才十二岁。
九月中旬的某天上午，我回到了我所在的小学 ——北京东城区和平北路小学。虽然我家就住在学校对面，隔了一条不宽的马路，但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到学校了。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不久，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所在的小学与全国的大中小学一样，开始停课闹革命。
进入学校后，就诧异地发现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都搭起了地铺住满了年轻人。操着外地口音的男男女女，大多穿着黄军装，有的戴着红袖章，有的则没有戴。他们互相串着教室，情绪激昂，充满了勃勃生气。我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这所小学负责接待从湖南串联过来的红卫兵，他们在等待着通知，准备迎接领袖和林副主席的接见。这一年的八月十八日，领袖和林副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估计正在等待接见的这批人，应该是领袖和林副主席接见的第三批红卫兵了。
一楼住着男生。男生各个宿舍散发着的一股股臭气，汇着厕所里冒出来的怪味让我作呕，几近呕吐。我与一个叫刘青的高年级男生急忙上到二楼。二楼全部住着女生。清香的肥皂味和着淡淡的雪花膏味，弥漫着整个楼道。
刘青是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我一进学校大门就被他拉上，我就像勤务员一样紧跟着他。正对着楼梯的第一间教室里传出来鼓掌声，门口围了很多人，当中也有学校老师。待我俩使劲挤进去后才发现，教室里面住的女红卫兵正在自发地表演节目。
我看见一对双胞胎女红卫兵，双双站起身来。她们戴着军帽，两条小辫齐刷刷地伸出帽沿外。俩人笑着与坐在各自铺位上的人们说话。她们的对话是湖南方言，我一点都听不懂，进入耳朵里的音符似乎全是咕噜咕噜。我没有关注她们的讲话，只瞪大着眼睛看着站起身来的这两个女孩：肤如白脂，面如桃花，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俩人脸上都还有一对酒窝。从长相上看，我估计她们俩人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年龄。
说实话，我长到十二岁，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孩。霎那间我看呆了。从此我知道，湖南的三湘之水养育水灵灵的美女。湖南女娃，与四川重庆女娃一样漂亮。
两个女孩咕噜咕噜说完后，只见一个女孩走到教室中间的位置，另一个女孩站着没有动窝。片刻之后，一个女孩唱起毛泽东诗词《蝶恋花 · 答李淑一》，另一个女孩则和着委婉动人的歌声翩翩起舞。突然，我觉得这首歌是那么地熟悉，好像我曾经听谁唱过。对了，我曾经听班里的小美女郑晓鸥唱过，没错，就是这首歌。确切地说，这首歌是评弹《蝶恋花 · 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主席的诗词语言真美，意境也美，至今我都能熟背下来。然而，用歌声和舞姿演绎这段美词的这对双胞胎姐妹，在视觉上感官上似乎更美，因为她们给我带来了不可遏制的视觉冲击。
歌声，如天籁之音，悠悠袅袅；舞姿，如仙鹤起舞，翩翩扬扬。歌曲与舞蹈的完美无暇的配合，可谓是珠连璧合，相得益彰。
我似乎看见月宫中的嫦娥与白兔围绕玉树嬉笑追逐，我似乎看见清秀俊朗的杨开慧（我见过杨开慧的照片）站立在山巅，我似乎看见湖南军阀赵恒惕高高举起屠刀，我似乎看见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洒在大地。这是一种感官受到巨大冲击后在我的脑袋里形成的奇怪影像。
尤其那个跳舞的双胞胎姐妹之一，婀娜的身段和优美的舞姿让一个青涩男孩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难以启齿羞于名状的幻影。实在是惊为天人！叹为观止！
瞬间，歌声停了，舞蹈停了，掌声响了起来。在热烈的掌声之中，两个女孩笑着蹦着并且咕噜咕噜地说着湖南话，回到了她们自己的铺位。我突然感觉，那种我听不懂的湖南话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动人，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拨动心弦。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若干年后，我交往了很多湖南人，其中有大人，有小伙儿，还有美艳灵秀的湖南小妹。加之我曾经工作的单位，来自湖南三湘的湖南同事特别多。我喜欢与湖南人打交道，除了湖南人仗义好爽、重情重义之外，看到双胞胎姐妹欢欢乐乐地唱歌跳舞，也有间接的影响。
第二天，住在学校里的湖南女孩和小伙子们一早都走了，她们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派出的车拉到天安门广场接受领袖和林副主席的检阅。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领袖接见的时间，那是当年的九月十五日。由此推算，我见到那对美丽的活泼的开朗的双胞胎湖南姐妹应该是九月十四日上午。我只见过她们一面，然而却是我的一生之中唯一的一面。
后来我推断那对双胞胎姐妹应该是湖南益阳桃江县人，因为那里是个美人窝。君不晓得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曲家黎锦辉先生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吗？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若干年前我到了益阳，没有去桃江县，却在益阳看见了很多如歌词所说的那种伶伶俐俐小小巧巧婷婷袅袅多美多娇的女孩。我感叹万端：益阳男人们真幸福！没准，我看到的这些女孩中就有那对双胞胎女孩的后代。当然，也许不是益阳，也许是岳阳邵阳衡阳或者啥子其他阳。
如果当时我见到她们的时候是十六岁花季小姑娘的话，那么现在她们已经是六十六岁的大妈了。没准广场舞大妈中就有她们的身影。
领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目的是通过这些红卫兵把文革烈火烧遍全中国。从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份开始，几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入北京，北京的交通苦不堪言，难以承受。于是，根据周的指令，很多省份把公共汽车开到北京，支援北京的红卫兵接待工作。于是，那时的公交车开天辟地地免费乘坐了。托红卫兵的福，我们这帮小毛孩子也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了。作为鸡贼做派甚浓的北京小市民中的一员，我与留根陈曙光等一起，开始乘坐公共汽车在全北京市溜达。我把这件事回忆着写一写。
小学四年级，文革风暴飚起。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林副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各地红卫兵像潮水一样涌入北京，等候红司令的检阅。
全国铁路不要钱，各地公交车不要钱，飞机不要钱但没有飞机坐，家里的自行车不要钱但父亲不让我动，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好一派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美好时光！
我想到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串联，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但屡次请求都被妈妈拒绝，理由是我太小，才十二岁！
外地串联不了，就在北京内部串联，反正公交车不要钱。我与同楼的小学同学陈曙光约定，我带着两个弟弟，他带着两个弟弟。我们一同乘坐公交电汽车周游北京。我们内定的指标是：每天乘坐至少三条公交线路，从始发站到终点站。
当时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很多，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免费乘坐公交电汽车。公交总公司的革命造反派索性都不收费了，也就是说，一律免费乘坐！
那时候我家住在安定门外和平里。楼群前有两条公交线路，跑的是那种天蓝色的无轨电车。一个是四路电车，一个是八路电车，分别到广安门和北京站。楼群侧面也有两条公交线路，跑的是那种红色的汽车。一个是十八路汽车，一个是五十八路汽车，分别到左家庄和立水桥。我们出行，根据目的地的不同，相应选择这几路车入城，然后飞向北京的各个角落。
我们把此行为取了一个叫法，即遛车。每天早晨八点左右，我就会在单元里高喊：曙光，遛车喽！陈曙光也会高声回应：好嘞，溜车去喽！
于是我带着我的两个弟弟，陈曙光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浩浩荡荡地出门，奔向我们早已议定好的汽车站。
随身，我也带了我们三人中午的干粮，权当做我们的中午饭，无非是窝头黄酱和辣椒之类。水没有带，因为大串联期间哪里都有水，这是不用愁的。我们想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逛遍北京城。
遛车的选择标准是序号。比如今天是一路汽车和三路电车。明天是六路汽车和二路电车。中间有调整，哪趟车顺就乘坐哪趟车。比如我们今天的安排是乘坐一路汽车到两头的汽车总站，我们就会先乘坐四路电车到王府井，然后从东单乘坐一路汽车到它的西边总站公主坟。我们再从公主坟乘车到东边总站八王坟。
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有座位的车，因为我们要从始发站到终点站，路途遥远，时间长久。如果车上没有座位，我们也会想办法，我们先乘车到最近的汽车总站，并将此作为我们的起始点。比如我们从兴化路上车往安定门方向走。当我们看见车上没有座位时，我们就会向反方向坐车，到和平里总站。然后从起始点开始乘车。那时我们就有座位了。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道德教育这个名词，但我还是教育陈曙光一家和我的俩弟弟：我们要讲究公德，六个人就挤两排双人座吧！他们听了我的话，我们六个人挤在两个双人座位上，倒也宽松有余。
那个时间段使我们最愉快最欢乐最无拘无束的日子。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的大串联期间，利用免费乘车的政策，游遍了所有公共汽车能到达的京城各个角落。
一九六七年的春节要到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联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领袖和林副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开始计算，他们一共进行了十次接见。由于两次接见是与上一次接见合并在一起的，所以人们也就说是八次接见。
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异常冷峻，北风呼啸寒气刺骨。我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我们的遛车行动。好在北京城基本逛遍了，公共汽车和公共电车我们按照序号坐了一个遍，虽然很累但我们很快活。遛车行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是离不开的。
我大弟弟喜欢学习，于是我就用学习直接知识来给他鼓劲儿：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者是获得间接知识的渠道，后者是获得直接知识的渠道。趁着大串联公交车不要钱的机会我们在北京遛车，那就是在学习，在获取直接知识。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我给陈曙光和俩弟弟鼓劲儿：这个机会多好呀！公交车只有在大串联期间不要钱，我们白白乘车全北京玩儿。我们不花钱乘车，反过来说我们就是在挣钱。这可是占大便宜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你们说呢？陈曙光和他的两个弟弟晚上认真算了帐，认为这个遛车行为只赚不赔。于是他们也坚持下来了。
我们看见了立水桥洼里那个清透平静的大坑，虽然里面的水都冻了冰。我们看见了八宝山陵园的大门。我们到了颐和园，爬上了北风嗖嗖的万寿山；同日我们爬上了比万寿山还要寒冷的香山鬼见愁。
整个北京城，我们玩了一个遍。我们无忧无虑地徜徉在北京城中，那时北京的几个城楼还存在着。我最熟悉的就是安定门箭楼和城楼了，因为我们无论出城还是进城，都要围着城楼与箭楼转一圈，并进入城楼那个光线并不充足的城楼门洞。
我的爸爸从大弟弟口中知道了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的一月，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度过的，很不高兴。他不希望我们出去疯野，而希望我们把领袖的老三篇背下来。我没有拒绝，嘴头上答应得好好的，但依然我行我素。
那段时光真的很美好。当我们在大街上坐下来，啃着窝头，就着辣椒和黄酱，吞咽着迎面而来的西北风时，我们依旧快乐着。因为我们从头到尾，从各个犄角旮旯见识了文革风云之际的北京城，而且是北京城的全貌。
说实在的，串联期间的北京，真的很热闹，到处都是新鲜事，到处都可以任意妄为地去做。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就是这种感觉。那时候十岁至二十岁的少年和青年人，五十年后就是现在活跃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六十岁至七十岁的大妈和大爷。他们（包括我）本来就坏，你还能说老人变坏了吗？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是正气凛然的时代和国家，分明是坏人变老了呀！其实，我的那个文革时期养成的劣根，真的很顽冥不化。我每天都在反省自责中度日，甚至我身上的坏习惯，都是儿子逼迫我改正过来的。
不管怎么说，文革初期得那种没有作业压迫、没有课堂教学、没有人管教的日子，让我留恋万分，估计这种爽快日子再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