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是我作为影迷会怀念一辈子的电影

摘要：电影开始了。除了影片本身的声音外，整个九号厅静得要命。空气里也只有电影里的情绪。大家仿佛藏起了自己，将自己变成了影片的布景了——如同没有动作和声音的摆件。起哄、咳嗽、笑闹、嚼动爆米花、压低噪子接听手机、挪动屁股的轻微摩擦、站起来佝着背走动，这样那样在放映厅经常能听到的各种响声统统消失了，听不见了，仿佛被那些黑压压的身体按捺住了。至始至终，耳朵里听到的是音响传送的声音。我和他们——陌生的观众们——仿佛成了一群表演怎样看电影的人。

许鞍华导演  （图片来自网络）

她多拍一部电影，这个世界上就多一部电影。

或许很多年以后，我们想给廿一世纪的电影编写一部简史之类的东西给未来的读者（包括影评人、电影从业者及普通观众）翻阅和了解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即将到来的时间里能够代表某个时期的作品时，才想起我们今天如此亏待、愧对、需要说声抱歉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份名单有多长、多厚或多沉，但我肯定以及坚信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必在其列，它将像一颗镶嵌在银河系的恒星，幽幽冷冷的，朝你闪烁着久远的光芒。

在这世上有极少数的导演，他能够多拍一部电影，这个世界上就多出一部电影。毫无疑问，许鞍华就是这样的导演。她还在诸如寻找剧本、执导电影、宣传电影、谈论电影、参加电影节、站在颁奖台致辞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既不愿倾听，更不懂珍惜，甚至连起码的尊重也不情愿端露出来，但时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们，她已快七十了。或许她在拍完《黄金时代》之后，自己也在想：今后能拍一部就是一部了。关心她的影迷也会忍不住猜测：她什么时候开始下一部电影，她会把下一部电影当压轴戏来创作吗？

《桃姐》似乎已经显现了许导某种心态：她已经老了，没有儿女，没有伴侣，没有什么积蓄，没有什么遗憾和挂念地老了；她的身体疲惫了，迟钝了，佝偻了，老病缠身了；她被送到老人院，陷入老年人执拗、恍惚、孤寂、荒诞的世界，或者说等待死亡的境地。许导把自身命运孤旅有可能遭遇到的尴尬和失落提前放映给我们，以难以想象的克制和细腻放映给我们，并赋予了生命老去有可能带来的各种感觉及感受。在这部电影中，她将自己未来的一部分变成了电影片段，而且她用这些片段消解了她和大多数人要面对的沉重命题。

许导的电影生涯还在继续。如果说，她借助《桃姐》窥探到自己未来的某个时刻，那么她凭借《黄金时代》，回到了孕育她的北国，生养她的黑土地。她还将继续活在电影时光中，不仅做到让电影消解人生沉重命题，还能让光影将自己带回到遥远年代，带回到一种近似无限曼妙的自由中。

我总是耗在电影院干什么？有时在“假装看经典作品”，有时在“假装看好莱坞娱乐片”，有时在“假装看电影”。

2014年国庆长假，三次去同一家电影院，想去看《黄金时代》，一而再，再而三，结果还是没看成。这确实让人万万没料到。退求其次，第一次看了《亲爱的》；第二次看了《心花路放》；第三次陪儿子看了《铠甲勇士之雅塔莱斯》。三次观影，三种感觉，迄今为止，依然留有较深印象。

先来唠叨唠叨这三部电影。

在资深影迷看来，陈可辛曾经是一位靠文艺片起家、有高境界艺术追求、享受广泛国际声誉、有电影家族遗传并闯荡过好莱坞的泰国籍老牌香港导演，但近年，他已经华丽转身为商业巨制，追求高票房，贴近大陆市场，甚至有点迎合内地口味的电影公司老板兼监制，导演身份已居其次了。

陈可辛导演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讲当然有原因了。从《如果·爱》之后，笔者就没有放过他署名导演或监制的任何作品。可以说，《投名状》是他昔日电影情怀的高峰，而《中国合伙人》则是他电影表达的分水岭。有一次，跟朋友争论他的某部电影时，我出口大言不惭，说他能代表当下中国商业片甚至是亚洲商业片的主流，是位“现象级”导演，但继《武侠》新尝试不被市场接受之后，他开拓了《中国合伙人》新模式，也因此，彻底沦为更讨巧、更媚俗、更大胆迎合的“新内地”导演。

他转型成功了，旧味道被彻底扬弃了，新尝试又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如果你认真去看一部他过去的电影，很容易怀疑当下的陈可辛，还是不是原来的陈可辛。

这是市场的魔力。

原来的陈可辛是“稀有金属”，现在的陈可辛是“黄金首饰”。以前他的价值是对世界电影艺术的价值，现在他的价值是大众热度和投资回报的价值。前者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隐性的，后者是有形的、大数据记录的、显性的。只能说，在拼票房和大数据的电影时代，陈可辛前期文艺片潜伏期为他现在的商业片爆发期奠定了厚实根基，而且他的市场变通能力，也确保他的电影基本上还算卖座。

这当然跟陈可辛导演的电影追求是分不开的。公开场合，陈可辛多次表示，他追求“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以及他“不可能为少数的精英观众拍电影”。换句话说，陈可辛曾经热衷电影的艺术，现在更热衷商业电影的艺术。再退一步说，在一个商业无处不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只求娱乐刺激感官的年代，要求一位导演坚持拍有艺术追求的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苛求，一种责难，一种反现实行为，更何况在这个“人人喊要艺术”的时代，艺术本来就是奢侈品，是“稀有金属”，是少数人精神世界的皈依。

一部接着一部，看陈可辛的电影，总给人一种在看经典片的错觉，后来朋友一语点破：“陈可辛的电影给你一种‘假装看经典作品’感觉，就像看村上春树的小说，总给你一种在读‘世界名著’的错觉，这就是他在市场上取得双重认可的原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可辛就是你最喜欢的导演，其实也无可厚非，就像很多小说迷，甚至是资深写作者，都识村上春树和他的小说为自己的至爱。

相比陈可辛这位老牌导演，宁浩称得上是少壮派代表（内地称之为“第七代”或“新生代导演”），圈有传言未来几年，他极有可能取代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他们，成为新一代“国民导演”。

90年代出生的影迷，他可能不太清楚陈可辛是谁，但宁浩的电影，张口即来，如数家珍。近几年，内地影坛也的的确确刮起过一阵“宁旋风”。他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已经被不少影迷奉为经典。

在《心花路放》公映之前，宁浩被冻结四年的电影《无人区》上演，让他毫无悬疑地成为热门话题及头条人物。修改、延期、阉割后的《无人区》，仍被不少影迷追捧，宁浩作为“鬼才导演”的声誉一路飙升，行情高涨。

但《心花路放》并没有超出观众预期——被《疯狂的石头》和《无人区》吊足胃口或吊高胃口的观众的预期。它可以视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甚至可以说与2013年徐峥执导的《泰囧》构成姐妹片，满足了一大帮“国庆档”没有外出旅游，但又想过旅游瘾的普通市民的欲望。但部分对电影有情怀的影迷并不乐意宁浩将才华浪费在这种纯娱乐类型片上面。

影评人朱白在《华语导演的一种深深的倦意》中评论这部影片：“段子式的情节让宁氏喜剧保持着电影院内传出笑声的功能，但这毕竟是用在情路上疗情伤的公路片模式讲了一个平淡如水的故事，这甚至都不算是一个故事，只是在用轻飘飘的故事和人物逻辑关系，在给每一个观众挠痒痒。关于电影的主题：爱与不爱、放开爱和放手爱，由宁浩这样不擅长表达男女感情的导演说出来，也会呈现出一种特别肉麻的效果。也许宁浩通过《心花路放》传达出来的一个事实是——他更适合当一名广告片导演，他的小机灵不断，也常能制造喜感，但在电影叙事以及完整故事上，包括《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这些年宁浩表现得一点想法没有，说是故意懈怠也不为过。”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很明显，这就是一部奔着票房去的电影，按朱白的说法，它是“一味迎合市场而放弃自我诉求的作品”。宁浩自己说得更绝——我就是靠拍电影糊口、混日子。由此朱白猜测，宁浩对电影的热爱及创作情怀有可能在《无人区》四年磨人的审片中被过度消耗，并为此感慨：“宁浩已经不再是《疯狂的石头》那个技惊四座的宁浩，而是经过了蜕变和妥协之后的宁浩。”

一直以来，笔者对宁浩这种类型的导演持欣赏的态度，毕竟他代表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新鲜血液，但谈不上期待，谈不上偏爱。如果说去电影院看《亲爱的》是在假装看经典作品，那么看《心花路放》这种纯粹的国产片，会让人产生“假装看好莱坞娱乐片”的感觉，毕竟，《心花路放》还算是上是合格的娱乐产品。

之后，陪儿子看了《铠甲勇士大电影之雅塔莱斯》，一部让人无语的电视电影。我只好说自己是“假装在看电影”，其实质不过是在陪儿子消遣、玩乐、过节。近年来，很多不是电影或者说假冒电影的东西流行在电影院放映，还招摇过市地宣称赚到了多少亿票房，还厚颜无耻地浮夸这种跨界作品将是未来的趋势。这种东西的存在，将真正的电影作品拒之门外，让很多厚道的电影人萌生退意。

空气里只有电影里的情绪。大家仿佛都藏起了自己，或者把自己变成了电影里的一部分布景了——一些没有动作和声音的摆件。

有时朋友会言辞激烈：“这种东西也值得你跑趟电影院。”对，不值得。我只好安慰自己：看太多普通片、娱乐片甚至是烂片，为的是不想错过一部好电影。我不想在电影院错过《黄金时代》，它有我喜欢的导演、演员、编剧、作家原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电影院观看它、欣赏它。如果连《铠甲勇士大电影之雅塔莱斯》这样假冒电影之名行电影之实的东西，我也假装看过，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看《黄金时代》？

放映厅 （图片来自网络）

十月九日，看完一百七十八分钟的《黄金时代》走出影院时已近午夜，我庆幸自己终于在电影院里看了这部电影。这将是我作为影迷会怀念一辈子的电影。好了。先来回放一个小插曲：我居然笨到在一家自以为非常熟悉的电影院找不到放映此片的九号厅。再怎么说，这几年我也差不多在这家电影院看了不下五十部，现在居然连个放映厅都找不到北。上上下下来回跑了好几趟，一个厅，一个厅挨着找，头都快转晕了，还是没有发现九号厅在哪里。最后，我只好作罢，去前台咨询售票员，售票小姐耐心指点：“入口处左手边，拐进去，走到底，最边上的放映厅。”

哦，原来如此。我一直误以为那是工作人员的休息室，我还记得，过道靠墙的位置，之前摆过一排棕色皮质沙发，后来也不知搬到那里，但就是没想到那就是九号厅入口。况且，九号厅也不太像放映厅，门口连个起码的灯箱都没有，只有一块巴掌大的标识牌，与不起眼的“安全出口”牌没什么两样。终于找到了九号厅，是一个比几天前放映《铠甲勇士》还要小要窄的厅，大概只有六七排座位。

放映时，前排还空着几个座位。我坐在最后一排靠入口处的三号位，右手边一号位、二号位也空着；左手边有一对中年夫妇和几个中年妇女，前几排有几位中年男子，后脑勺被银幕上散发的光照亮着，几乎能看清头皮；没发现什么年轻面孔；大家都安静地待着，仿佛在完成某个特殊的仪式。电影就是这样开始了。

电影开始了。除了影片本身的声音外，整个九号厅静得要命。空气里也只有电影里的情绪。大家仿佛藏起了自己，将自己变成了影片的布景了——如同没有动作和声音的摆件。起哄、咳嗽、笑闹、嚼动爆米花、压低噪子接听手机、挪动屁股的轻微摩擦、站起来佝着背走动，这样那样在放映厅经常能听到的各种响声统统消失了，听不见了，仿佛被那些黑压压的身体按捺住了。至始至终，耳朵里听到的是音响传送的声音。我和他们——陌生的观众们——仿佛成了一群表演怎样看电影的人。

我舒坦地靠在座位上。忘了找放映厅的小插曲。忘了九号厅的窄小。忘了放映前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和情节描述。忘了这几年看过的汤唯在电影里哭笑的疯狂的悲伤的各类镜头。碰到甚是有趣的地方，也是在心底轻轻地、默不做声地笑，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那种笑。后花园里的明亮，北方冷冽的风雪，冰河解冻的奇观，文人饭局的惬意，静收眼底。用洗脸盆倒开水喝，用破玻璃片割鞋带，用鸡毛掸子拭灰，用纹帐帘幔挂梅花枝，一一记下。我不放过片中任何一处微小的细节。时间被拉得特别细、特别长，又特别短、特别紧，仿佛萧红一生的日子，装在牙膏管内，被我们挤着，挤着，就过了哈尔滨，过了青岛，过了上海，过了武汉过了延安过了重庆，到了香港的玛丽医院。我没有按下任何哀伤键，怀有任何骚动和烦乱，就这样静静地观看，观看完萧红的一生。

走出影院大楼，时值午夜，广场上所剩车辆寥寥。一阵秋雨好像短暂来过又赶紧走了。雨后湿热闷气，夹杂着三十米开外河道散发的腥臭，被晚风捎带过来。等客的摩的司机朝这边散场的观众轰了几响喇叭。街道上掠过赶夜路的快车。散漫的灯光笼罩城市夜空。走在前面的两位中年女子在低谈浅议，几句轻微的话扔在广场上，冷清，没有余音回荡。午夜了，那些驱车离开的中年观众，好像没有心思破坏这座城市夜幕下的静谧和寂寥。

萧红 （图片来自网络）

她短暂的一生上承中国旧社会连绵数千年的封建女性伦理，下启中国新社会近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她既是20世纪中国女性的卓越代表，也是世界女性主义的先锋。

我很少向身边朋友推荐电影。特别是正在热映的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宣传过度的时代根本不需要个人来推荐，大多数电影在观众去电影院之前已经剧透得八九不离十；另一方面喜欢看电影的人会自觉接收这方面的信息，更会想方设法下载老电影看，不需要特地推荐；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即使有人推荐，也不一定有兴趣。但有时候头脑发热，还是会忍不住干这样的蠢事，上次看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就没有忍住。

这次推荐的意愿来得更猛更烈。

身边几乎没有人在和我谈论这部电影时表示过他对这部电影的好感或只言片语的尊重。我感觉到周围的声音正在摧毁这部电影：有人说这部电影的票房糟糕到连一部少儿卡通片都不如；有人说他只看了不到一半就离场了；有人说他看得差点睡觉了；有人说这部电影根本不会讲故事。他们在朝这部电影大吐口水并添油加醋地诋毁。这些被商业片、烂片、普通片熏陶出来的影迷们无法接受一部真正的具有艺术气质和艺术价值的电影。我感觉到异常失望，只好如此安慰自己：对大多数人来说，“电影”是被误导的一个专业名词。

最要命的是，那些兼写影评的专栏作家和娱评记者，他们代表普通影迷在发出自己权威的声音：“一部失败的文艺片”；“一部萧红的研究论文”；“一部无视商业环境和观众的自我电影”。大家都在争论着为这部票房上斩获不足的电影盖棺定论。甚至，有人越俎代庖替导演重编剧本并大言不惭：这样拍一定大卖。部分影评人及爱好电影的文化人全力在为这部电影摇旗呐喊，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负面评论的汪洋中。

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这部难得的好电影。无论是从电影品质、表演艺术，还是人文关怀、人性深度来说，这都是一部十年难得一见的好电影。我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去电影院观赏。为此，我赶紧编写了一条短信和一条消息，发给了几十个朋友。

短信版：昨晚一个人跑去看了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它是这几年我看过最好的华语电影。比《十月围城》《一代宗师》都要好的电影。她以“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一生。我建议你去电影院去观赏这位女性及作家极具艺术性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她代表了美学的一种高度，文艺情怀的一种纯度。

消息版：《黄金时代》以纪录片的手法还原了一位在男权、革命、战争年代孤独漂泊的女性如何在坚持做自己和成为作家的选择中走完短暂的一生。她短暂的一生上承中国旧社会连绵数千年的封建女性伦理，下启中国新社会近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她既是廿世纪中国女性的卓越代表，也是世界女性主义的先锋。

我不敢肯定它们有没有奏效或多大程度上有效。我也没有去追问我发过短信和消息的那些朋友他们有没有去影院。看电影是件挺私人的事。如果他们没有去看，至少可以说明他们深知自己的电影口味，或者说他们对广告味过重的推荐短信（或消息）天生具备了免疫能力；如果他们真的有去看，也不见得是我推荐的作用，有可能他们很早就打算去看这部电影了。之后，我对这部我痴迷的电影保持了沉默，我想找某个怀有类似情结的人谈谈，谈谈许鞍华，谈谈这部电影，可是，我怀疑我身边很难找到怀有同样情结的观众。

后来，有人狗尾续貂：农夫琢磨了几天，为了弄清楚大象的重量，他决定买架房子那般大的地磅。

从前，有个养猪的农夫，家里买了一架地磅，这架地磅称量最重的东西，也就两三百来公斤。但农夫认为这地磅够他用一辈子。逢年过节，鸡鸭鹅鱼都用这架地磅来称，萝卜黄瓜红薯土豆也用他来称，有时候，连煤球、鸡毛掸子、锅碗瓢盆、锄犁斧锤这些根本没什么人在乎重量的东西他也拿出来，在地磅上做测试，左量量，右秤秤，久而久之，他号称自己的地磅可以秤出任何东西的斤两。有人打趣，你把自己住的房子的重量告诉我们，你把你闺女的头发的斤两告诉我们，他摇了摇头说：“这些根本不算！我不能拿地上的秤去称天上的云！”一天，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牵着一头大象，路过农夫家门口，想请他用地磅去秤量一下大象的体重，农夫牵过大象跨过门廊，走向地磅时，才发现，躺在那里的地磅，连大象的四条腿都容不下，原来万能的地磅，居然被大象的躯体完全淹没了。故事讲到这里完了。后来，有人狗尾续貂说，农夫琢磨了几天后，为了弄清楚大象的体重，他决定要买架房子那么大的地磅。

这则小故事纯属杜撰。

在看完《黄金时代》电影之后，我开始关注与它相关的报道，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娱乐版、文化版，影评人的、文化学者的，香港的、台湾的，国内的，海外的，一个月、二个月，持续到第二年，我还在网上关注这一部电影的一切，还延伸到“黄金沙龙”、百度贴吧、许鞍华导演访谈、萧红的作品评论及研究社、电影节的获奖，甚至长时间耐心等待那些心爱的影评人发表相应的文章。我在这部电影上花的时间，仿佛打开的自来水龙头，忘记关上。

鲁迅先生评《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影评人卫西谛在《未删节的文档》书中评论费里尼的《大路》时借用了鲁迅这句话：“人们对《大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解读。文学家看到了自《奥德赛》以降的‘自我追寻’的主题；社会学家看到了现代社会‘零沟通’的隐喻；幻想家看到了《美女与野兽》类的永恒而诗意的童话；太太小姐们看到了一个不幸女人悲惨遭遇的通俗剧；当然更多看到了一宗圣方济涵义的救赎之旅——因此影片上映时受到了教会的赞美与左派的挞伐。而费里尼只是说，《大路》谈的是人的孤寂，以及孤寂感如何在两人紧密结合时消失不见了，在表面上看最不可能结合的男女，却在灵魂深处发现了这样的关系。”

《黄金时代》的观众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小说家王安忆说她看见了“堂正八卦”，诗人翟永明说她看见了“诗意中的诗意”，影评家史航说 “十年之内，不会有人再这么拍电影了”，社会学家说她“认出了风暴”，萧军胡风的后人说他们看见了“真”，研究鲁迅的学者们说他们看见了“接地气的先生”，但这些声音被摒弃在某个角落，混淆视听的声音反而大行其道：期货专家因没看见“黄金”在骂大街；苍井空迷因没看见《色，戒》在撒怨气；好莱坞迷称没看见“故事”在飙脏话；王家卫迷因没看见《花样年华》而搬出张曼玉；老港片迷因没看见“阮玲玉”而怀念编剧邱刚健；汤唯迷因没看见《晚秋》在痛心疾首；萧红迷因没看见“作品”在补写文学评论。尽管，许导多次说，《黄金时代》代表了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统领，但大家间歇性失忆或选择性耳聋，完全不把导演的话当回事。根本不当回事。

苦觅一阵，没有看到满意的评论。在这个娱乐工业发达的时代，娱乐信息遍地开花，但艺术电影跟娱乐工业本质上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产物。

当然，前面那则小故事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我们这个世界——猪在满天飞的世界——盛产了用来秤量猪、猪肉或小于及等于超大母猪同重量物体的地磅，却找不到一架秤量大象的地磅。

当我们不能正视对待大象的庞然和稀罕时，要么将大象像猪一样对待（娱乐化它），要么将大象卸八块（碎片化它），要么将大象化妆成怪物（丑化它），要么保持沉默或漠然视之，要么去造一架足够大的地磅，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造好一架房子那么大的地磅？

我一开始就想写一篇长文。不是几千字，不是随笔随想之类的东西，就是我关于电影美学的一次长篇大论。彼长此长，难消难解。

笔者决定为这部影片做一架“地磅”。

笔者有个小习惯，喜欢在手机“备忘录”里创建各色各样的私人词条。这些词条千奇百怪，有些是从小说里摘录出来的段落，有些是从网页上的文章中拷贝下来的小幽默，有些是照搬杂志语录栏目的金句，有些是从名人访谈录里抽取的段子，有些是随手记录下来的随感偶得，有些是旅行地名公交车线路酒店名字和某作家名字，还有类似“愤怒总是一种巨大的安慰”这样的格言及“契诃夫式叙述”这样的名词解释。林林总总有百余条。这百余条的私人词条中有五六条是为《黄金时代》创建的，其中包括这一条：

我一开始就想写一篇长文。不是几千字，也不是随笔之类的东西，而是关于电影美学的一次长篇大论。彼长此长，难消难解。

这几年我在看过一部好电影后，纯粹因为消遣也写过一些豆腐块，就是大家称之为“影评”的东西。后来厌倦了。在这个博客、豆瓣、微信码字的时代，“影评”几乎就如同“厕后洗手”“饭后擦嘴”之类的习惯，对很多人而言，这已不是什么写作，只是一种发言惯性而已。

当然，它更不是一件严肃，正经，值得花大量精力，需要认真对待的事，而是一件关乎品位与潮流及消费与体验的趣味事。如此一来，“影评”成了类似手纸的东西，写的人、看的人、发布的平台，都没有将其当作一回事，或者就那么回事。总结归纳，不外乎“看不懂”“一般”“过瘾”“牛B”“傻B”几个常见的标签。

在许导之前，我曾想严肃认真地对待以下导演和他们的电影：黑泽明、宫崎骏、北野武、李沧东、奉俊昊、侯孝贤、杨德昌、姜文、田壮壮、伍迪·艾伦、昆汀·塔伦蒂洛、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基耶斯洛夫斯基、赛尔乔·莱昂内……我想像唐诺谈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那样谈论他们，村上春树谈论跑步威士忌爵士乐那样谈论他们，把它当作萧邦贝多芬莫扎特的二重奏来谈，融入人生体验来谈。

由此，我像中小学生作文那样做了一份大纲：在A4纸上写下《超越的孤绝——从电影〈黄金时代〉探讨许鞍华的艺术美学》这样颇有学院派风格的标题，还煞有其事地列举出几个章节：“艺术电影”、“许鞍华的文学修养及其电影的文学性”、“一个作家的史诗”、“纪录、传记及还原”、“镜与灯”、“信仰或另一种禅”。我甚至做梦都在想象自己写了一篇完美的许鞍华及其电影的论文。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动笔写下第一行文字，等待文思汹涌而至，等待用文字造一架吨位级的地磅。

二重奏（图片来自网络）

一部电影打开两扇门，一扇门叫萧红，一扇门叫许鞍华，一边是文学，一边是电影，一面是民国史，一边是女性史，俨然这就是萧邦的“钢琴与大提琴”的二重奏协奏曲。

漫长的前奏漫长到让人产生临阵逃脱和胎死腹中无望感。陆续看完许导的大部分作品，有时一口气看两三部，有时一部分两三次看。再看了一些关于许导的论著。补读了葛浩文的《萧红传》后，决定重读萧红的作品。萧红的主要作品不算太多，《商市街》《生死场》《呼兰河传》都大体上通读了一遍，《呼兰河传》粗略地读了一遍后，又挑选其中的篇章对照她之前的一些短篇仔细地读（评析作品时因为忘得差不多了，又将它拿出来研读）；《回忆鲁迅先生》是单独拎出来看的，怕错失太多细节，重读了几次。几番下来，电影和文学两条线也逐渐明朗。案台上堆积书籍的越来越多，关于电影的、萧红的、文学评论的、小说史的、美学欣赏的，访谈录、导演传记、作家传记、影评集，还有几部想要谈及的小说，翻看过的书作了不少记号，新买的书不停地在进来，摘录的资料越来越繁，想说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多，但不知从何说起。

我迷失在自己建筑的资料世界里。

这期间，频繁出差到重庆、三亚、梧州等地，随身携带李樯的剧本作品以便随时翻阅，又趁机将李樯之前的作品（除《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外）重看了一遍，并参照剧本，一场一场戏细看，跟朋友聊天也尽量拉回到有关电影的话题，甚至，还给刚认识的年轻朋友推荐许鞍华作品，除此之外，还将从前写过的关于影评翻出来，涂涂改改以备用。

后来，笔者重新修订了写作纲要，几乎偏离了几千几万里，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我想将《吴清源》《浮云》《时时刻刻》等影片与《黄金时代》放在一起来谈；将黑泽明侯孝贤贾樟柯等重要导演与许导放在一块来说；将《呐喊》《彷徨》《传奇》《边城》《台北人》以及《米格尔街》《都柏林人》与《呼兰河传》参照着来谈；将伍尔芙林芙美子波伏娃与萧红比较着来说；再聊聊许导过去作品中的张曼玉萧芳芳斯琴高娃鲍起静叶德娴和汤唯，顺便说说萧红的诗。我想在其中打开两扇门，一扇萧红一扇许鞍华，一边文学一边电影，一半民国史一半女性史，俨然它们就是萧邦的“钢琴与大提琴”二重奏协奏曲。

一月一日这天终于动笔了。

费里尼导演（图片来自网络）

这就是我的电影总揽。

在唐诺新书《尽头》的发布会上，嘉宾主持梁文道说了这个故事：

昆德拉里面写了一个女主人公，原来是流亡法国的，二十年后回到了捷克，然后老友会，所有朋友都一块来参加那个会。这个女主人公在巴黎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的土豪一样，已经养成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知道红酒是非常好的饮料，所以她带了一打红酒来参加聚会，但是她所有捷克的朋友进来以后都面面相觑，好象都不愿意喝这个红酒，终于有个人讲，我们还是喝捷克的啤酒吧，大家踊跃响应，所以她那个红酒就被冷落了。我觉得唐先生对现在整个思想界、写作界的一种悲观和失望就在哪里呢？明明有非常好的东西，他在他那个里面引用过这么多经典，这么好的东西，现在没什么人理会，而且我们现在主流的思想生活和知识生活都是在一些像捷克啤酒，甚至像中国马尿一样的概念里面兜圈子，最好的东西是被冷落的东西。当年我们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我们对人类的思想进步是抱有非常乐观主义的期待，觉得人类肯定是“良币驱逐劣币”，但是现在情况大量的是劣币驱逐良币，有时候良币完全被驱逐干净的，甚至有诚意的劣币还被没诚意的劣币给驱逐掉。

“最好的东西是被冷落的东西”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笔者在回想《黄金时代》这部作品以及关于这部作品的种种遭遇时，这句话就会像一块被冰冻的云掉下来。我没有办法消融它。它一直在那里，一直压在胸口。我甚至不知如何向周边的人解释这种无法消融的压抑。同时，我也在揣测许鞍华李樯汤唯他们作为创作者面对如此的时代又怎么能做到真正释怀，又怎么能做到认真投入下一部电影创作呢？他们又能说什么呢？埋头创作下一部或许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了。

周国平在《自由风格》一书中说过：“我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要有真实的灵魂生活，第二要为他的灵魂生活寻找恰当的表达形式。前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精神价值，后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拿电影艺术来说，王家卫信奉“电影是是第一个梦也是最后一个梦”，他拍的每一部作品都像他自己所作的梦，梦之呓、梦之情、梦之境、梦之色彩，时间轴上的过往、今时、来日及未知都被他拿来作梦，他对电影的执著似乎就是对梦的执著。而到许导这里，“电影是她人生的最终关怀（邝保威语）”，这与弗朗索瓦·特吕弗所说的“电影是我的生命”如出一辙，他们的作品渗透着他们的生命印痕，或深沉，或紧张，或明朗，或轻描淡写，或刻骨铭心的生命印痕，影片中的镜头与生活中的境遇、情怀及坚持，种种对照起来观看，我们或许更能透彻光影中隐藏起来的神秘和奥妙。当然，我更愿意相信，像许导她的“灵魂生活”早已经托付给电影，即便鲜有人品尝，她也会选择一辈子酿造红酒而不是啤酒。

或许很多年以后，我们已经忘记了《黄金时代》，也鲜有人再回头来谈论萧红这样的作家，《呼兰河传》这样的小说，甚至，许导也荣休了，我们的电影院里正在热映《速度与激情10》《变形金刚8》《碟中碟7》，还有《叶问5》《复仇者联盟5》《加勒比海盗5》，还有比3D更炫目更刺激更逼真十倍或百倍的VR电影，宁浩徐峥黄渤成为有史以来最抢钱的“铁三角”，陈可辛也成了香港金像奖获奖最多的商业片导演，国内影业年度票房突破一千亿，廿一世纪的电影史已经被编撰出来，我会回过头来检视我此时此刻写下的一切，我或许会像费里尼那样说：“这就是我的电影总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