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从这个年份开始？

《资治通鉴》，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部通史。一部通史该从哪儿开始？

搁一般人想，肯定得是个什么元年吧。但这本书编年的开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就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的人，听到这个年份，也会觉得很茫然吧？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资治通鉴》怎么会从这么不当不正的一个年份开始？

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资治通鉴》开篇就讲：“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可见这部史书主题之一就是“维礼”。

《史记》中，“三家分晋”是赵家功业之一，司马迁从成功者的角度撰写这一事件；而《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及其官方写作团队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和评判完全儒家意识形态化。他们重新界定了事件的历史地位，并删减了成功者赵家的史料，转而从失败者的智伯的角度叙事，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智伯背离儒家标准——失德和"不仁"。通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儒学主导的写作，中国的历史逐渐被"儒家化"，在历史写作中宣扬儒家的价值观、秩序观与制度观。

“三家分晋”正是周朝礼法体系完全崩溃的标志，也被儒家认为是夏商周三代美好的时代终结。因此《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端也是想以此呼吁未来的统治者重视礼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