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357:大王如不来接受,我就离开这里到西边国家去了

2025-05-18  本文已影响0人  拉闲散闷轻煮生活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357《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三卷-13

权变与道义

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两国多次反复,不诛杀,就无所惩戒。我经过龟兹时,发现龟兹王接近外人,对付他容易得手。我愿意去刺杀他,以此向西域各国显示汉朝之威。”

霍光说道:“龟兹路远,且先到楼兰试试。”于是禀告汉昭帝,派傅介子前去刺杀楼兰国王。

傅介子率领卫士,携带金银财宝,宣称要赏赐外国,借此名义来到楼兰。

楼兰王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便假装离去。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让翻译人员对楼兰国王说:“汉朝使者携带黄金、绸缎等一路向各国进行赏赐,大王如不来接受,我就离开这里到西边国家去了。”

随即拿出黄金财宝等给翻译观看。翻译回去向楼兰王报告,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便前来面见汉使。傅介子与其共坐饮酒,故意将金宝等陈列显示。

一直喝到大家都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汉朝天子让我秘密报告大王。”

于是楼兰王起身随傅介子进入后帐,屏退侍从密谈。突然,两名壮士从背后刺向楼兰王,利刃穿胸相交,楼兰王立即死亡。楼兰国的贵族大臣、侍从人员等四散逃亡。

傅介子宣告楼兰王背叛汉朝之罪,说道:“天子派我诛杀楼兰王,应改立在汉朝的王弟尉屠耆为王。汉军即刻就到,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招来灭国之祸!”

傅介子将楼兰王安归的人头割下,用驿马快速送往皇宫,悬于未央宫北门。

汉朝立尉屠耆为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并颁刻印章,赐给尉屠耆宫女做夫人,为他准备车马辎重,由丞相率文武百官送至长安横门之外,祭祀路神,置酒饯行。

尉屠耆向汉昭帝请求说:“我久居汉朝,如今回国势单力薄。况且前王之子还在,恐怕其报复杀害于我。楼兰有一处地方叫伊循城(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米兰镇附近),土地肥沃。

希望汉朝指派一位将军,在伊循城一带屯田,聚积粮食,使我能够借重汉朝兵威。”

于是汉朝派司马一名、部属四十名到伊循城屯田,以镇抚鄯善国。

汉昭帝封傅介子为义阳侯。

臣司马光曰:圣明的君主,对待戎狄外族的态度应当是:如果背叛,就发兵征讨;如果臣服,就不再追究。

如今楼兰王既已服罪,却又加以诛杀。则以后再有背叛者,就不能使他们归附了。

如果认为楼兰王有罪,一定要征讨,也应堂堂正正地派遣军队,公开施行惩罚。

而今竟派使臣用金宝财物进行引诱,然后乘机将其杀死。以后再有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者,还能让人信任吗!

况且以大汉朝的强盛,竟然用盗贼的诡计来对付蛮夷外族,实在令人羞耻!有人赞美傅介子立下奇功,未免太过分了。

感思: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引发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在非常情势下,是否应当采用非常手段?

如果一味恪守规矩道义,是否会错失扭转局势的良机?而如果频繁依赖权谋诡计,又是否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

这一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可以从历史中提炼出几个关键原则:

并非所有危机都值得用极端手段应对。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表面上看是高效解决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对手,但代价是汉朝在西域的信誉受损。因此,采用非常手段前,必须衡量:

是否别无选择? 如果汉朝仍有外交斡旋或军事威慑的余地,刺杀未必是最优解。代价是否可控? 短期震慑可能有效,但长期是否会导致更广泛的不信任?

刺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傅介子虽杀楼兰王,但汉朝仍需扶持尉屠耆、驻军屯田,说明刺杀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只是将矛盾延后。

因此,非常手段之后必须有配套的稳定策略,否则只是饮鸩止渴。

完全拘泥于道义,可能错失战机;但完全依赖权谋,则可能自毁根基。非常手段可用,但不可滥用。

非常手段仅用于极端情况:如敌方已完全背信弃义,且无其他解决途径时,方可考虑雷霆手段。

司马光的批评直指核心:以大国之尊行刺客之事,究竟是智慧,还是耻辱?

司马光的质疑振聋发聩:以使者身份行刺杀之事,失信于天下,彻底破坏“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基本外交伦理。此后汉使在西域恐难获信任。

大汉本可堂堂正正发兵问罪,却选择盗贼般的诡计,实为“以虎狼之术损王者之威”。

霍光默许此计,暴露了汉昭帝时期西域政策的困境,既无力维持汉武帝时期的军事高压,又无法以德服人,只能依赖阴谋手段维持表面臣服。

新王尉屠耆的请求耐人寻味,顾忌“前王之子尚在”,暗示刺杀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埋下复仇火种;乞求汉军屯田,暴露其统治合法性完全依赖汉朝武力支撑,伊循城屯田实为殖民控制的前奏。

汉朝以刺杀换来的“忠诚”,本质是恐惧而非认同。这种模式注定脆弱,一旦汉势稍衰,鄯善必再叛。

当一个大国不得不使用刺客手段时,恰暴露其综合实力的衰退。司马光的批判之所以穿越千年仍具锋芒,正因他看透了霸权主义的终极悖论:以阴谋维系的权威,终将被阴谋反噬。

历史证明,真正稳定的秩序从来不能仅靠恐惧维系。汉朝最终在西域的长久影响力,恰恰来自宣帝时期“宽柔羁縻”与“屯田实边”的结合,而非傅介子式的权谋炫技。

傅介子刺楼兰王,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战略上却埋下隐患。历史告诉我们:短期来看,权谋可解燃眉之急;长期来看,道义才是立国之本

因此,非常情势下用非常手段,必须慎之又慎:它应当是最后的选择,而非习惯性的捷径。真正的强者,既懂得在必要时雷霆一击,更懂得如何在事后重建秩序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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