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思想体系中基本焦虑及其某种保护手段的病态发展
概述
本文基于卡伦霍妮理论。首先我们描述了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神经症，对神经症单词本身做一定解释。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神经症产生的土壤——基本焦虑。并说明人正常对于基本焦虑将产生的保护手段。最后以某一种保护手段说明实际上产生神经症的为保护手段使用时产生情景与保护手段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为神经症真正的诱因。
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神经症
神经症在我们日常中没有较为清晰的概念。卡伦霍妮认为，神经症的标准应该是依于生活方式是否符合世代公认的依据标准。
首先，神经症病人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与众不同。假如一位姑娘甘居下游，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水，也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望与上司保持一致，我们很自然会认为她是神经病。
如果这个姑娘生活在Preblo印第安文化，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
—— 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那么也就是说，人精神健康的评价标准通常也是如同道德一般根据文化发展时时可变，但最终会有一个大趋势。这个时候，有人会认为，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允许包容所有的价值体系，而不应该将某些精神状态看做神经症。我认为，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将神经症污名化了。临床心理学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是缓解病人内心的痛苦，神经症及其外延概念不过是其内心痛苦具体化的一个符号，倘若没有内心需求，那么定义精神症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世界文化是有大趋势的，卡伦霍妮认为，个人精神状态和文化大趋势不同将可能是神经症的最先诱因，因为文化与精神的落差会引起巨大的基本焦虑，而这种焦虑正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要素。
基本焦虑
不加举例，基本焦虑在情感上的表现为内心不断增长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无能为力的绝望感。我个人认为，姑且到基本焦虑本身形成，理论本身尚不能解释全部因基本焦虑产生的所有精神状态。事实上，此种精神态度也并非构成神经症。基本焦虑和人本能对抗焦虑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组合的变化，才导致了神经症在不同个体上的多种体现。我们在后文对其中一种详细说明。
对于基本焦虑，神经变态病人通常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着高度的自觉。有些情况下，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有些情况下，焦虑表现为对周围世界潜在的敌意有过分敏感的意识，以至于把善意都看做潜在的敌意。
然而神经症对于基本焦虑通常极少有自觉的意识，同时也意识不到其对于人生的分量和意义。这是因为即使基本焦虑涉及对象通常为人，但却丧失其人格特征转为对外在事物，比如雷雨、病菌和蟑螂的感觉，或者说转变为一种我命天注定的一种悲观感觉。
基本焦虑在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中，有其特定的内涵，意味着情感的孤独和隔离。若同时伴随着内心的软弱感，则孤独会更加难以忍受。
它意味着自信心的根基非常脆弱。
一方面依赖他人，想把责任放在他人肩上。
另一方面又由于不信任他人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因此，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为了对抗焦虑，通常会使用四种保护手段。即爱、顺从、权利和退缩。
保护手段
爱，即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用来对抗焦虑，其潜台词为：如果你爱我，你不会伤害我。
顺从，即表现出服从一种特定的制度或特定的人，甚至满足一切人的潜在欲望。其潜台词为：如果我放弃我自己的愿望，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前两者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目的关系。
权利，凭借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就、崇拜及智力上的优越来获得安全感。其潜台词为：如果我足够强大，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退缩，与前三种不同，退缩的方式为心理上脱离他人。即控制自己不再心理上需求他人。意味着窒息一个人的感情需要，通常表现为对任何事物都满不在乎甚至于自己。其潜台词是：如果我不在乎你，你做什么事情都伤害不到我。
以上四种对抗焦虑的手段，都并非神经症本身。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会使用其中一种或多种冲突矛盾的组合（是的，你既可以同时退缩，也会强烈的需求别人的爱）以求减轻了基本焦虑，如果其中一种的行为（事实证明，即使是一种行为也可以确实有效地减轻我们的基本焦虑）减轻了基本焦虑，我们是乐于见到的。
佛洛依德认为，神经症本质上是本能驱力与社会要求相互冲突的结果。这种理论似乎稍微有些跳跃。实际上神经症产生真正应该是由于个人愿望和社会压抑冲突事实导致了痛苦，并且个人对抗痛苦的努力反而更加加剧了各种不可抗拒（俗称，水逆，哈哈），才真正的导致了神经症。
保护手段的病态发展(爱模式）
在我们文化中，这四种保护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决定性的作用。有的人毕生追求权力，有人毕生追求别人的爱与成人。但是这些保护方式经常会以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组合出现在人身上，没有任何神经症的征象。更何况，这些保护措施在不同的文化中甚至占据主流地位。
但在真正讨论某种保护手段的病态发展的时候，要先阐明，动机和驱力的不同会造成感觉与行为的不同。举个例子，为了吃到一颗果子爬上树和为了躲避野兽爬上树，显然对于我们的心理感受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是为了一个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驱使，那么我们的态度是自由的，有选择性的；若是因为对抗焦虑，通常感觉和行动会带有强迫性，盲目性（比如，无论你是谁，爱我就好，因为我现在极其需要爱）。尽管这两者通常能带来同等效果的满足感。
对于爱的渴望在神经症病人身上非常常见，他们典型的感觉是这样：我需要的很少，仅仅是希望大家对我友好，给我善意的建议，应该同情理解我这个可怜的无辜的孤独灵魂；我只是希望大家都幸福，急切地希望给大家快乐，从未希望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敏感、潜在的敌意、苛刻的要求是如何干扰了他与他人的关系。以至于一个非常悲伤的局面出现：他经常茫然，为什么他如此无害却友谊、婚姻、爱情、事业全部不顺心。更糟糕的是，他会把这一切归结于他人的错误，是他人不体谅、不道德的缘故。甚至相信于他还没拥有一种本不存在的，受大众喜欢的天赋。
谈及对爱的渴望，若不先说明爱是什么是不合理的。但爱是什么是很难说明的，这和前文我所提到的精神健康与道德类似。爱的定义是没有准则的。正如你不可能定义一种人，并告诉大家，这就是道德准则（即使是某个文化环境下也很难做到）。我们唯独能做的，就是尽量找出什么不是爱，哪些因素与爱是背道而驰的。这要更加合理。因为冲突与矛盾我们是可以明确感知的。
一个人可以非常喜欢一个人的同时，因与对方的冲突导致发怒与拒绝甚至产生退缩态度来躲避焦虑。这些态度和神经症患者的态度不同：他们时刻都在警惕和提防别人，把他人对于第三者的任何兴趣都认为是对自己的忽视和轻慢，把他们的任何要求都视为强迫，也不能容忍他们的任何批评。这显然不是爱。因为爱是允许对别人的某种态度和性格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而的，最好能对他人有所裨益。但指望别人完美提出不能容忍的要求便是不是爱，这种要求包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不能尽善尽美，你就滚蛋吧。」
如果把另一个人仅仅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加以利用，比如性；比如荣誉和名望。同时人们也会自欺欺人地催眠自己相信自己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个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盲目的崇拜而需要对方，这种情况下，对方很可能遭到突然的遗弃，甚至是遭到仇恨——只要那个爱他的人恢复理智开始审视自己，失去了崇拜心理。
当然爱绝不是完全的利他主义，不需要对方任何东西的感情也不是爱。并且，表现出这种感情的人，恰恰透露了自己不情愿给他人以爱，并不表明他们真的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信念。每个人都希望从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得到东西——满足、忠诚、帮助甚至于牺牲和奉献。能够表现出这种愿望并为之奋斗，乃是心理健全的标志。从情感上来讲，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主要的，但病态的爱中，主要的感受是安全感的需要。因为人需要一个人的爱是为了对抗焦虑，对于爱的需要和抵抗焦虑的需求问题可能已经被搅合在一起了。
我们几乎可以看出，没有能力去爱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不考虑对方的人格、个性、局限、需要、愿望和发展。这种不考虑对方的原因，正是由于焦虑促使神经症病人紧抓对方不放。正如落水之人抓住一个游泳者，是不会考虑对方是否愿意或有能力救自己上岸的。同时，他们还会用不顾一切地体贴对方或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态度来掩盖这种不顾一切潜藏的基本敌意。
一个妻子可能主观上相信自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埋头工作或专心于爱好或者分身于朋友，她就会嫉恨反感，唠叨抱怨，闷闷不乐。一个过分操心孩子的母亲可能相信自己的为了孩子愿意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根本不考虑子女独立发展的需要。
因此，对于受自己的基本焦虑的趋势，不得不寻求爱来作为保护手段，获得渴望的爱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而神经症实际上就是源于因为这种微乎其微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