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三九：没有不死，只有不朽

《传习录》二三九：没有不死，只有不朽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老实讲，王阳明做学问，鲜有主动立论而后快意叙写的。纵观整个《传习录》，一如《论语》，或是“物来顺应”姿态下对弟子疑问的阐发，或是《大学》《中庸》中章句、文字的随感，很有点孔子“述而不作”的风骨。于王阳明而言，心中有个根本的厌憎——厌️于“重虚文而轻实行”的学术风气，因为有了这一根本的厌憎，他自己便刻意不做那样的人，便全身心地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阳明门生之所以用“传习录”三字作为集名，根本出处在曾子“日三省吾身”的“传不习乎”。读《传习录》，如若只看文字，鲜有过人之处，受益也不会很大。倘若能在“习”上入手，会越来越觉得阳明心学的浩然与精深。

以这则“有根本”“无根本”之论为例，立论平平无奇——“我”之教人有所根本，人之教人无有根本。基本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腔调。“我”教人是“在格物上用功”，世儒教人是在“事事物物上去寻讨”。王阳明这里所谈及的“世儒”，主要代表是朱熹。所谓在“事事物物上去寻讨”正是朱熹关于“格物”的根本观点，朱熹讲“格物”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换言之，正是为了落实“格物”——穷究事物之理，才教人在“事事物物上去寻讨”的。朱熹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设想，那便是穷究了事事物物的“分殊之理”，才能在“分殊之理”中提炼概括出合用于天地万物的“一理”。最终，得“一理”者得天下。王阳明在这则议论中的立论平平无奇，全然看不出其高明之处。

非但立论平平无奇，连后面的“打比方”论证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他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以“有根本”的学问教人会有怎样的结果，却指出以“无根本”学问教人的弊病——“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要知道“人终有一死”，这个“终久要憔悴”完全没有威摄力。既然做“有根本”“无根本”的学问都不免“终有一死”，那么看起来“无根本”学问的“不见有过”与“暂时鲜好”反而会更有性价比一些。

从坐而论道角度看过去，王阳明之说毫无优势。

先生说：“我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着力用功，那是有根本的学问。如此用功一天比一天进步，时间越久就越觉得精熟明白。当世所谓大儒多教人在事事物物上去寻求讨要，那是没有根本的学问。在其年轻力壮阶段，虽然能够暂时通过外在方面的修剪粉饰，看不见闪失过错。时日久了则会精神衰竭，终要支撑不住放倒下去。就像是没有根的树木，把它移栽到水边，虽然暂时看起来光鲜美好依旧，时间久了终会憔悴枯死。”

坐而论道无优势可言，如果从起身而行的角度，从“传而习”的角度看呢？

王阳明讲“在格物上用功”是有根本的学问，这个“根本”从何而来？朱熹早王阳明几百年，朱熹对于“格物”的阐释在王阳明这里也可以算作根本。很显然，王阳明是不认同朱熹“穷究事物之理”的“格物”说的。从学术发展历程角度看，王阳明讲的“根本”在一千多年前孟子讲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上——学问的根本在于将放失于事事物物上的心找回来。在更早的《尚书·囧命》中的“格其非心”上——格去那个不正当的心，使之归于正当。从人作为发展的主体这个角度看，这个“根本”不在外在的事事物物上，只在“心之发动处”，只在“意之涉着处”，“心只发动处”不当的将之调整妥当，“意之涉着处”不正的将其调整正。至于在“事事物物上去寻讨”，乃是“格物”这个根本做好之后的自然而然，“格物”才是学问的“根本”。

选择“有根本”的学问，说到底就是选择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意义不是外在世界赋予的，它只源自于我们的内心。

选择了“有根本”的学问，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有意义的人生。选择“无根本”的学问，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插花”一般的人生——被人为地将根本斩断，剪去多余的枝叶，置入花瓶中，获得一时的光鲜，最终憔悴枯死。

“有根本”的学问，是教人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无根本”的学问，是阉割掉众人的精神，斩断各自与自心这个“根”的连接，批量生产“主奴关系”背景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具人。

没有不死，只有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