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之1328年
公元1328年，是《明史》的起点。在这一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了。与之呼应的是，在元朝的庙堂之上，波谲云诡，斗争惨酷到动摇国本。
说到底，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是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老戏码了。政治斗争从来不脱窠臼，只苦了天下苍生，陪着大人物们化为齑粉。
是年七月，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于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病逝。此时，皇太子孛儿只斤·阿速吉八年仅九岁，主少国疑，孤儿寡母，又逢权臣当道，合该着要出事儿。
丞相倒剌沙是回回人，一心专权自用，先帝晏驾已月余，仍未拥立新帝即位。这一举动，授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以柄，并于八月在大都（今北京）发动政变，九月迎立元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即位，改元天历，史称元文宗。棋输先著的倒剌沙怒不可遏，迫于情势，于同年十月，在上都拥立阿速吉八为皇帝，年号天顺。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天下虽大，也容不下两个皇帝，一场权贵集团之间的战争已箭在弦上，向世人龇着涎水漉漉的獠牙。
首先发难的是倒剌沙，毕竟他自认为代表正统，是以有道伐无道，不仅有着政治上的合法性，还有举国的力量作为倚赖。然而，元朝的政治制度有其独特性，不能照搬传统加以考量。
元朝采用两都巡幸制。上都有都之名，却无都之实，其身份算是陪都，给皇帝避暑用的。真正的政治中心是深入汉地的大都。大都背控中原富庶之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对上都实现了全面的超越；再考虑上人心向背、将帅才能等因素，倒剌沙的失败已是历史的趋势。
几场战役打下来，一开始双方还能相持，后来大都方面逐渐占据上风。十一月，大都的军队包围了上都，倒剌沙携众人出降。政治斗争的规则是做尽做绝，蒙古人也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倒剌沙在投降后一个月被杀。可怜的阿速吉八在战争中下落不明，为历史又添一桩公案。
两都之战，其本质是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经此一乱，作为元朝统治支柱之一的回回人被逐出权力中心，并由此开启了统治贵族间的持续内斗。这套自废武功的做法，使得元朝的统治逐渐空心化。随着各行省因拥立纷纷加入战争，大半个中国被卷入了这场政治内讧，华夏土地上十室九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民穷财竭，社会矛盾激化，元朝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内衅生而外寇至，自古皆然。东汉的党锢之祸，西晋的八王之乱，历史用血淋淋的案例反复告诫人们这个道理。可悲的是，历史的教训有且只有一个，经验这东西没法传授，除了多么痛的领悟，没人能够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历史也从不偏私，对蒙古人失去耐心的她，已经开始悄然孕育元朝的颠覆者。他叫朱重八，后改名朱元璋。
朱元璋，明朝的太祖高皇帝，字国瑞。祖上原住在沛县（江苏徐州沛县），再迁到句容（江苏镇江句容），后迁至泗州（江苏淮安盱眙一带）。到他父亲朱五四（后改名朱世珍）这一辈，朱家才迁到濠州的钟离，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
朱家迁徙路线图
朱家世代是贫苦的农民。朱元璋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佃农，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辛苦劳作一辈子，勉强糊个温饱，维持生计而已。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这是他们的生活写照。要是赶上荒年，又不想等着阎王收人，就只能拖家带口地去逃荒。遇到风调雨顺，也未必有个好光景，总会有人盯着他们手里本就不多的粮食，至于他们是死是活，却从没有人会放在心上。
他们是非常顺从的一群人。即使日子难以为继，他们也还不会抡起武器，将矛头指向那些始作俑者，宁可独自咽下所有的苦果。除非触及他们唯一的底线——死亡，没什么能挑起他们身上的反骨。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还是太高了，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最好把自己活成牛羊。历史的周期律告诉我们，权力既不能使人变聪明，也不能把人变成牛羊。在生与死的问题面前，魔鬼的命运无异于羔羊，老实人的另一半则是吃人的魔鬼。当房间内堆满了干柴时，所缺的只是一场意外，无论天灾抑或人祸。当星火翩然而至，一声“轰”响，火光四起，遍地狼烟，愤怒会吞噬一切，除了极少数投机者，没有一个赢家。这是人类的悲剧，没什么可波澜壮阔的，那是无知者无畏。
老朱家的苦难史是研究元朝农民生存状态的典型案例。从他们的迁徙路径和频率入手，下一番探赜索隐的功夫，不难瞥见历史的一些侧面。
第一，元代农民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天灾是其重要来源。自古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人生来害怕失去和未知。迁徙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地方，一路上风餐露宿，生离死别，九死一生，哪一个不令人望而却步？若不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谁敢迈出这一步。身为靠天吃饭的农民，老天爷的脸色就像一把刀。一刀下去，命运被砍作两截，前半截是日复一日的泥淖，后半截是前途未卜的黑洞。
史料记载表明，蒙元的统治，恰巧赶上了中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期，而其惨烈程度也是史上所罕有。王培华教授在《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一书中做了详尽的数据统计，摘录其中一二以供参考：
“从中统三年（1262）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的105年中，89%的年份发生二、三级水灾，而大中范围水灾年达37%，这些大中范围水灾平均相距3年；每个单独大中范围水灾年（两个以上每个连续大中范围水灾年计为1），平均相距8年左右；其中5个连续大中范围水灾期，平均相距11年左右。”
“从太宗十年（1238）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的129年中，62%的年份发生二、三级旱灾，而大中范围旱灾年达25%，这些大中范围旱灾年，平均相距5年；每个单独大中范围旱灾年（5个特大旱灾期计为1），其间隔是8年。”
“中书省30路州在1238—1362年之间的125年中，发生蝗灾53年，平均2.3年一次，频率比河南省大。”
“大中范围饥荒年平均相距3.2年，每个单独大中范围饥荒年（两个以上大中范围饥荒年记为1）平均相距5.7年，7个大中范围饥荒期（连续出现2年以上的大中范围饥荒年）平均相距9年。”
“在中统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260—1368）的109年中，共有87年有饥荒记载，约占总数的80%，22年无饥荒记载，约占20%。其中在有饥荒记载的87年里，大范围的饥荒9年，约占所有饥荒年份的10%；中范围的饥荒20年，约占23%；小范围的饥荒58年，约占67%。”
关于元代的疫灾，张国旺在《元代疫灾述论》中列举了不同专家的统计数据：
根据统计资料的来源不同，元代的疫情发生的具体数据也不尽相同。邓云特认为元代有20次疫灾。曹树基根据《元史》统计，元代共发生疫灾31次，发生在21个年份中。张志斌统计认为元代有疫灾近50次。郭珂、张功员认为元代疫灾“南北持平，北方22次，南方22次”，即共计44次。和付强指出元代疫灾最少有66次，“还有许多无考的疫灾不计算在内”，而“在1279年到1368年的89年间，共42年有疫，严重的疫灾有30次之多，约占其间总的疫灾的60%”。龚胜生等人则指出元朝（1279—1368）90年中，“有52年发生疫灾，平均每1.73年发生一次疫灾，疫灾频度57.78%”。
由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在元朝，各类自然灾害几乎两到三年一小至，九到十年一大至；中间隔个五到六年，还有一场中等程度的灾害。考虑到自然灾害在时间上的关联与交错而至，元朝几近无年不荒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元朝的吏治腐败，加剧了农民生活的不确定性。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纵观元史，赈灾济民是贯穿始终的。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对放任灾情的严重后果是清醒的，并施行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救灾措施。然而，再好的制度措施，如果没有可靠的人，执行也只是徒具虚文而已。
元朝从民族特权与防范的基本政策出发，以蒙古人、色目人遍据要津。他们大多不通文墨典籍，不谙体国恤民，既没有家国情怀的理想，也不放过任何贪墨敛财的机会。“为利所汩”是他们腐化的表征，在这样的环境浸染下，自是一代更比一代骄奢、昏聩。国家在这一帮纨绔子弟的把持下，难逃民不聊生的悲惨命运。
《元史》本纪卷十五记载：「近以江淮饥，命行省赈之，吏与富民因结为奸，多不及于贫者。」
陈高华的《元代专门史》中记载：「元朝统治者害怕饥民闹事，影响统治中心的稳定，常常采取发卖低价粮食的办法，来收买人心。但是这种低价粮常为权豪官吏中饱，元朝官方文书中就说：“多是官家势要并勾当里行的人每（们），使人籴买的上头，到不的贫民每（们）根底的一般。”」
窥此两例，各级官吏的贪渎可见一斑。他们勾结豪强大发国难之财，置嗷嗷待哺的灾民于不顾，任其在饥困中垂死殒命。上至朝廷，下至豪强，但凡能有所作为，解困纾难，救民倒悬，使百姓能够免于饿死，也不至于将他们推向两难的境地。可悲可叹的是，统治者给予农民的不确定性，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自己身上。
照理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看似颠扑不破的真理，并非总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华夏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蒙古铁蹄的威慑下，多数汉人视反抗为徒劳，沉默才是讲求实际的。哪怕粮食近在咫尺，只要团结一致就能让成千上万人获救，他们也不愿拼死一搏，宁可确定无疑的白白饿死。他们很容易接纳当下的苦难，就好像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而这又增加了他们对不幸的忍耐力。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更愿意拖着饥肠辘辘的身子，带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在被摧毁的土地上四处流浪，直到又可以重新做回农民。他们饱受苦难，心肠却极硬，明知贫穷和饥饿的威胁从未远离，也不愿对现状提出一点点要求。
当然，农民起义并非元朝的特产，只是在元朝特殊的政治制度下，这种现象被大大的提前和放大了。正如张宏杰先生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说的：
“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连同战乱和灾祸，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第三，统治者的无限盘剥与农民的无限顺从，共同打造了双输的乱世。元朝的统治者来自草原，掠夺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成吉思汗有一句名言：掠夺别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即使窝阔台掌权后，如果不是耶律楚材极力劝谏，华夏不知多少汉人会被杀戮，多少土地会变成草场。当然，这不是出于蒙古人的良心发现，只是留着这些汉人抽税的买卖更划算。本着掠夺的初衷而制定的税制，其底色一定是掠夺性的，取之有道是不存在的。元朝版图辽阔，又未完全汉化，加之商贸发达，为了方便掠夺，他们采用了与商人合作的财政制度——包税制。它的弊端非常明显，商人是逐利的，在确保朝廷收入的基础上，他们一定会向百姓增加税赋，而且没有上限。在任用官员上更是唯利是图，谁能搞来钱，谁就当官。在这种短视标准的刺激下，人性之恶被充分激活，哪还有人会关心这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呢？恶之花结出恶之果，只是个时间问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看似一条真理，却并不总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华夏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蒙古铁蹄的震慑下，多数汉人视反抗为徒劳，沉默才是讲求实际的。哪怕粮食近在咫尺，只要团结一致就能让成千上万人获救，他们也不愿拼死一搏，宁可确定地白白饿死。他们很容易接纳当下的苦难，就好像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而这又增加了他们对不幸的忍耐力。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更愿意拖着饥肠辘辘的身子，带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在被摧毁的土地上四处流浪，直到又可以重新做回农民。他们饱受苦难，心肠却极硬，明知贫穷和饥饿的威胁从未远离，也不愿对现状提出一点点要求。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曾反复追问大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何不采纳这样一些计划，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样的：“不敢。”我们对这种说法做出回应，说一个人与其白白饿死，还不如因为聚众起事被杀掉的好——不仅是好，而且还要好得多。可这样的争论是枉然的，所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敢，不敢。”
如此看来，朱家的频繁迁徙也就说的通了，而朱元璋的穷苦出身也能自圆其说。
第三，统治者的无限盘剥与农民的无限顺从，共同打造了双输的乱世。元朝的统治者来自草原，掠夺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成吉思汗有一句名言：掠夺别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即使窝阔台掌权后，如果不是耶律楚材的极力劝谏，华夏还不知有多少汉人会被杀戮，多少土地会变成草场。当然，这不是出于蒙古人的良心发现，只是留着这些汉人抽税的“买卖”更划算。本着掠夺的初衷而制定的税制，其底色一定是掠夺性的，取之有道是不存在的。元朝版图辽阔，又未完全汉化，加之商业贸易发达，为了方便掠夺，他们采用了与商人合作的财政制度——包税制。它的弊端非常明显，商人是逐利的，在确保朝廷收入的基础上，他们一定会向百姓增加税赋，而且没有上限。元朝在任用官员上更是唯利是图，谁能搞来钱，谁就当官。在这种短视绩效的刺激下，人性之恶被充分激活，哪还有人会关心这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呢？恶之花结出恶之果，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然，农民起义并非元朝的特产。正如张宏杰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在人口、气候、制度等因素的反复博弈下，陷入了跳脱不出的历史循环。然而，当极端气候遇上元朝的独特制度时，农民起义被大大的提前和放大了。
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连同战乱和灾祸，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古语有云，物极必反。反抗也一样，只可能迟到，却从不会缺席。当统治者恶贯满盈时，在死亡的威胁下，顺民转而成为流民，再经游民的一顿感召，他们挣脱脖子上的锁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成为天底下最暴虐的一群人。他们不是历史的推动者，只是为了活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静态的，既不关心苦难的症结在哪里，更没想过改变不合理的世道，唯一的区别，无非皇帝换谁做的问题。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活下去，他们委身于新的暴力组织，从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残暴和麻木的加害者。即便加入的是一个流氓组织，他们也自甘堕落，今朝有酒今朝醉，视自己为英雄豪杰。他们可能会有政治野心，却从没有政治理想，又输了几分权谋诡诈，这让他们的行为短视，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的涟漪。当然，历史也不是顽固不化的倔老头，要是农民能够流氓化，他还是会幽默地开一次绿灯的。
历史发展到了这里，撇开唯物的历史观，一切善恶都是苍白的。统治者的贪欲是无限的，权力又得不到节制，傲慢会吞噬他们的同理心与耐心，对自身的骄奢淫逸也缺乏自省意识，彻底沦为附在百姓身上吸血的寄生者。作为弱势一方的百姓，面对敲骨吸髓的盘剥，他们要么选择忍耐，要么奋起反抗，从没有给他们留下一条中间路线，可以让他们自由表达诉求，制衡统治者的权力。历史的车轮，终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死胡同，直到开启下一次的轮回。
说回老朱家的故事。朱五四一共生了四个儿子，老四是朱元璋。除了三位哥哥，朱元璋还有两个姐姐，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明史》里说，母亲陈氏在怀朱元璋的时候，梦见天神授予她一粒会发光的药丸，甫一吞下梦便醒了。醒来时，药丸余味犹存，香气隐隐然回荡在唇齿之间。等到分娩的时候，老朱家的屋里红光乍现，大有天降祥瑞的意思，预示这个孩子将来非同凡响。这一夜，老朱家一连几次亮起红光，邻居们远远地望见了，满以为他们家发生火灾。等跑到老朱家帮忙，却发现一切如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等到他长大了，自然姿貌雄杰，气宇轩昂，志气廓然，人莫能测，非常符合伟人的气质。虽是泛泛之语，却也算不得夸夸其谈，毕竟至于玄乎的“奇骨贯顶”，多半出于后人的附会，早已不可考证，不必细究。
历古以来，开国皇帝的出生，总免不了祥瑞的俗套。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自然不会采信，但也不必嘲讽古人的愚昧与附会。反观我们自己，何尝摆脱过对成功者的迷思？他们的秘诀，我们奉若圭臬，不予批判；他们的传奇，我们引为佳话，不予质疑；他们的失败，我们置若罔闻，不予思考。人们很擅长从结果倒推理由，只不过古人是把人神合体，我们是直接把人神化，都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其实，成功很困难，需要万事俱备，且缺一不可；失败却很简单，只要缺了任何一个要素，啥事儿也成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