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如生的塑像（下）

风之舞摄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如同一个精神坐标，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核心。

而我国的新兴木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鲁迅先生倡导扶持下，得到成长、发展的。

在鲁迅先生看来，一个国家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尊重本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喜闻乐见”是作品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能够广为流传，能够深入人心的关键。

为此，鲁迅先生把版画视作为革命的、大众的艺术。他积极地介绍国外的优秀版画，如德国柯勒惠支的作品以及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版画，为当时的青年木刻工作者，树立起鲜明的旗帜，确立了革命版画的方向。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木刻运动在左翼文化的推动下蓬勃发展。

上海美专学生积极响应，先后成立了“未名木刻社”，“MK木刻研究会”、“铁流木刻研究会”等，得到导师鲁迅先生的指导、帮助和支持。

鲁迅先生为了把创作版画移植到我国的土壤里并使之生根开花，浇灌了自己的心血。他谆谆教导上海美专学生们要把外来手法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为创造具有我国自己民族风格的版画而努力。

这幅群雕《鲁迅与上海美专学生》，就是当时的鲁迅先生与上海美专学生交往实况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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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木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年延安的木刻工作者们，与工农相结合，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不仅极大丰富了创作的源泉，并且由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作品的面貌也有了改变。

由于继承发扬了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吸取民间年画和剪纸的手法，使画面明朗而拙朴，开创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延安木刻。这时期木刻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为我国后来的版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作者的生活经历，气质、趣味的倾向，对作品的面貌都具有决定作用。只有从民族、民间艺术遗产中汲取养分、取得借鉴，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前文所述的南艺校友、如名画家董希文，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对古代的壁画曾进行了近三年的临摩与研究，就更加坚定了他探求油画民族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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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艺校园内还有着众多的人物雕像，从卡尔马克思、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到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等，它们分布在学府的各个区域，与错落有致的建筑、绚丽多彩的鲜花绿植融为一体，在岁月的风中为莘莘学子们讲述着历史的故事，也为底蕴深厚的百年艺校增添了一座座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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