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谈起 ——中西方的隐逸精神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公元405年，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一职，毅然决然地彻底结束自己的仕途之路，选择归隐。重返田园生活人，让天性酷爱自由的他发出“复得返自然”的感叹。从此他带着脱离仕途的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在清静的田园，享受着淳朴的交往，体验着躬耕南亩的自在。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恬淡宜人的归隐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著名的《归园田居》组诗便是在他正式归隐之后著成，更遑论那千古不朽的《桃花源记》。从建安文学到东晋文学，从嵇康、阮籍到向秀、刘伶，诸多文豪沉溺于隐逸，然而把隐逸生存变为绝世至美壮举的，从古至今,唯有陶渊明一人。陶渊明把他诗国中想象凝铸桃花源，在本质上更接近道家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的理想之境。但是陶渊明将哲人隐逸上升到诗人隐逸，他隐遁在自己的桃花源里，幽幽吟诵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桃花源记》是中国隐逸精神在历史上第一次集结，是中国文人的千百年来圣殿。

隐逸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也并非中国独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精神是世界所共有的。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复苏，人们对于自身开始越来越关注。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人们在种种诱惑中迷失了自我，忽略了内心世界。这个时候，一批人积极提倡回归自然，以“隐”的方式回归质朴，寻找失落的自我。在西方各类关于乌托邦的作品中，我们总能看见隐逸精神在其中跳动。西方的隐士们在自然中寻找着理想的隐居之地，他们摆脱了外界是束缚，克服了对于物质的沉迷，能加遵从自己的内心，体察自己的行为。

西方隐士的代表人物梭罗，隐居在瓦尔登湖时，写下了不朽的名作《瓦尔登湖》，书中说道“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为甘贫乐苦这一优越的地位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者是一有见识的观察者”，这种隐居山林从而体察自己内心的行为从一个角度体现了西方隐逸精神的内涵。高更在他的塔希提岛拯救了“他的艺术”，莫奈在法国的吉维尼小镇找到了他的艺术花园，他在此终老一生，却成就了自己“印象派之父”的地位。而英国著名诗人华尔华兹在风景如画的昆布兰湖区，用自己的诗歌赞美这片湖光山色，在他的“鸽舍”中写下传世名篇《水仙》，自己也称为了欧洲“湖畔诗人”最代表性人物。这些名人都是在避世隐居的状态下，达到了他们的艺术巅峰。

中西隐士所选择的隐居之地无不都是景色优美，亲近自然之地，在那里生活是很简单的，而精神却能收获最大的愉悦。隐士们注重个人内心的感觉以及纵情于山水之间，这正是中西方隐逸精神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