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尽于此，情何所倾？——读《报仁安书》有感

《报仁安书》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的任安的一封回信。虽然只是一封书信，但由于司马迁在写作时感情真挚且语言酸楚沉重，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去仔细品读探究。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我们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发展。因此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的，我结合字词的注解多次阅读才对文章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然而，在初读的过程中我就已经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了司马迁的悲伤与酸楚。有些语言中所蕴含真挚情感是能够跨越时间、语法的传达给读者的，在这一点上《报任安书》是篇十分成功的典型。

然而，在对文章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我内心的困惑更多了。诚如前言，《报任安书》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不能仅仅拘泥于文章本身，只有充分结合当时的历史记载才能帮助我解决阅读时所产生的一些困惑。

首先从名字说起，“报任安书“，这里面的”书“是书信的意思，指的是这是一篇写给”任安“的书信。通过”报“字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那么任安最初给司马迁写的那封信又是什么样的呢？很遗憾，我虽然几经查阅，但并未能找到任安所写的那封信。只能够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找到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任安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劝导司马迁”推贤进士“而写的这封信。初看来任安的请求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司马迁在书信的后面先是讲述自己早先因李陵时间进言而遭受宫刑的惨痛经历，而后又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并最终委婉拒绝了任安请求自己”推贤进士“的请求。

这样一来，我的困惑就更深了。从司马迁的描述看来任安的来信似乎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劝诫自己坚持德行，发挥自己中书令“推贤进士“的作用。但从常理上来看，任安最初写给司马迁的信如果仅仅是劝诫、督促朋友的话，司马迁即便对此不以为然，也大可以敷衍过去。他却为何选择将自身先前的经历与真情实感表露来，最后直言：”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呢？如果任安的来信仅仅是劝诫司马迁“慎于接物，推贤进士“的话，司马迁所给出的回答似乎是有些不合情理的，会令人觉得司马迁似乎是太感情丰富了。很显然，这其中是存在问题的。

于是，我在进一步的查阅过程中找到了这样一种说法。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当时是在狱中，马上就要被判处死刑了。因此写信给能够有机会见到皇帝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实际上则是委婉地表示希望司马迁能够帮助搭救自己。因此司马迁在写给任安的回信中才会提及自己先前因为替李陵说情而惨遭宫刑的经历，最后才会委婉地拒绝任安的请求，并表示自己的歉意。这样一来似乎就说得过去了，然而随着我的进一步了解似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先前提到，任安是因罪入狱，最后被判处死刑。那么任安又是因为什么触怒了汉武帝，致使自己被处死的呢？这里就牵涉到汉武帝晚年一次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巫蛊之惑“了。

“巫蛊之祸“发生于汉武帝晚年。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数百人。

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刘据、卫皇后有嫌隙，见汉武帝年纪已老，害怕汉武帝去世后被刘据诛杀，便定下奸谋，说汉武帝的病是因为有巫术蛊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派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出巫蛊案。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又命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将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指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而汉武帝因为年事已高，每每生病都疑心是有人用巫蛊咒害他。后来又任命江充在宫中找寻巫蛊的证据，江充借机陷害太子。声称在太子宫中所找出的木头人最多。此时汉武帝因为生病已经很久没有上朝了，而太子刘据想要面见汉武帝又被江充阻拦。最后迫于无奈只得捕杀江充，起兵自保。汉武帝最初知道刘据杀江充是为了自保，因此派遣使者去召刘据前来。使者却因为害怕，尚未见到刘据就回报武帝太子想要造反。汉武帝一怒之下派出丞相刘屈氂率兵抓捕太子，最后双方大战了五日，死伤了数万人，以太子自杀身亡而结束。这期间太子曾持节向担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求援，任安并没有出兵帮助太子。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这样一来就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以任安当时的立场，无论他是否出兵帮助太子。最终都要被汉武帝处死，因此任安自身是无辜的，所以才会写信给司马迁请求他为自己说情。而司马迁也深知晚年面临丧子之痛的汉武帝难以听进别人的话，因此才以自己先前的经历来委婉地表明自身难以帮助的立场。这样看似合理，然而却有了新的问题。

矛盾就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之中。司马迁在信中曾这样写道：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这一段的大概意思是：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如信中所言，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给任安的回信是在十一月，而再过一月，十二月任安就要被处死。然而司马迁也再信中提到，自己自从收到任安的信，隔了很久才给任安回信。而任安从被汉武帝下诏入狱再到处死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任安是为了请求司马迁为自己说情而写的这封信在时间上显然不符。

因此这一说法虽然在情理上说得通，但显然缺乏史料的支撑。我在查阅后得知，这一说法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现实在一篇关于《报任安书》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我也得知了关于本篇司马迁写作缘由的另一种说法。

任安给司马迁所写的信的确是在他入狱之前，而司马迁在得知任安即将被处死的消息后才给任安回信。自己昔日的好友曾给自己写信劝诫，现如今好友即将被处死，若不能够尽快给任安回信只怕此生再也没有机会以至于抱憾终身。正是因此司马迁才选择了给任安写信表明自己的感情与想法。而这么晚才写信的原因正如司马迁在文中所写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司马迁认为自己这么久没有给任安回信，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说了也只不过是徒增笑料罢了。因此才一直没有回信给任安。关于任安写给司马迁的信，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的。

告知了自己回信的缘由与迟写的原因后，司马迁则是开始讲述自己遭受宫刑后不自杀的原因。高中生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总是喜欢列举司马迁的例子，说他遭受宫刑后依旧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史记》。然而，司马迁在宫刑后所遭受的屈辱，又怎是一个“忍辱负重”所能够说清楚的。

这一部分司马迁从“仆之先”到“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先是从“仆之先”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出发。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裏，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麼气节。而后又说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很广，以至于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也有引用，可见其影响力。然后司马迁又列举了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若是在受刑之后再自杀就真的是大辱了。最后又提出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我认为这是全篇中最感人的一段，司马迁情感的真实流露更让人感受到他所受的屈辱以及坚持活下去的勇气。

关于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原因，普遍认为是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谏言惹怒了汉武帝，以至于遭受了宫刑。我先前曾阅读过司马迁所作的《李将军列传》，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飞将军李广是十分佩服的，这也正是司马迁选择为李广之孙李陵说情的原因。

按照史记的记载，我们知道，李陵是在奋勇作战之后因寡不敌众而选择投降的。当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汉武帝与朝廷的大臣们都痛骂李陵，而司马迁是唯一一个选择为李陵说情的人，但司马迁说情的理由则是李陵可能是想立功赎罪，只是为了诈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是出于对李广与李陵的信任，而汉武帝与大臣们痛恨李陵也是源自于此。其实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说情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因此在得知李陵投降之后，他并没有立刻按照当时的律法处置李陵的家人。李陵在匈奴一年后，武帝还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李陵。

公孙敖无功而返，对武帝说：“听俘虏讲，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所以我们接不到他。”武帝听到后，便将李陵家处以族刑，他母亲、兄弟和妻子都被诛杀。此后，有汉使到匈奴，李陵对使者说：“我为汉朝领步卒五千横扫匈奴，因无救援而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而   匈奴时期李陵昆坚国所在位置  要杀我全家？”使者说：“陛下听说李少卿在为匈奴练兵。”李陵说；“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本来是汉朝的塞外都尉，驻守奚侯城，匈奴来攻便投降了。单于对他优礼有加，坐次在李陵之上。李陵恨他为匈奴练兵而使自己全家被诛，便派人刺杀了李绪。大阏氏要杀掉李陵，单于把他藏到北方去了，大阏氏死后才回来。

关于李陵的评价，这里我想援引一下王夫之的一段话：“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我是比较认同王夫之的观点的，王夫之还列举了关羽投降曹操而后又回到刘备手下的例子以说明。在我看来，李陵投降匈奴的严重性比关羽的投降要严重的多。此时的汉朝与匈奴之间已经发生了持续多代的战争，双方属于世仇般的关系。在这种战争的性质下投降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更何况李陵的身份也十分特殊。他作为李广的孙子，烈士的后人，他的投降无疑会对当时抗击匈奴的作战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因此汉武帝对他的怒火并不难理解，而在盛怒之下迁怒给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也是说得通的，而后李陵在匈奴被封王也说明了司马迁当时的说情是错误的。司马迁是个伟大的人，但单就这件事而言只能说他过于信任李陵了吧，我在阅读李广的传记时深深地体会到司马迁对李广的仰慕与尊重，想必这也是他选择信任李陵的原因吧。

而后司马迁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表明自身的志向。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最后，面对任安这个即将被处死的友人，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馀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恐怕只有司马迁自己才能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