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师的世界里，除了霍格沃茨，还有——猎巫

当哈利·波特的浪漫与童真席卷全球，我们没法忘记，在真实的世界里，与“巫术”相联系的，是残酷得多的敌视、审判乃至火刑。甚至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对于巫术的信仰仍然潜藏在我们自觉或下意识遵守的禁忌、认真或随意保留的“辟邪”饰物中。因为“巫术”与“猎巫”的背后，潜藏着人类心灵永远无法祛除的阴影——嫉妒、恐惧与仇恨……

或许我的邻居……会接受目前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通观点：巫术话语不是原始人愚昧和迷信的标志，而是一种用来表达其他一些现实的习惯用语，比如社会紧张和压力、失业、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大众文化的共同幻想等等。

——亚当·阿什福特：《马杜莫》 ，2000年

神秘主义的一个支系——UFO的信徒们声称，UFO不同于巫术，其实他们与传统巫术幻想的共性要比人们想象得多。这些人梦想与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外星人相遇，幻想着被外星人绑架，被带到外星去，并被外星人性骚扰。他们用手术后留下的疤痕证实他们疯狂的幻觉经历，比如，把疤痕当成是与魔鬼相遇后留下的巫师标记。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自己获得了超凡的秘密知识，这些是他们的邻居不可能得到的。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但这些UFO信徒发展了对我们的社会毫无意义的理念。他们在幻觉的驱使下，把自己贬抑为外来者；而这些幻觉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正常生活。这些人极度疯狂的幻想与萨满教礼仪，以及在另一个世界的濒死经验有共性。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西方心理学是如何界定集体潜意识或可能的原型的，或者说，西方心理学是否承认在荣格心理学之外存在这种集体潜意识，因此，就更无法弄清集体潜意识与更广大世界的信仰体系有何种关系了。为了理解巫师的梦幻，似乎必须研究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边界地带——大脑空间，在这里，身体受到的刺激转变成情绪和画面，诠释这些情绪和画面是传统社会里宗教专家们的职责。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家成功地把巫师信仰限定在梦幻世界里。但是，对多数欧洲人口和非欧洲民族来说，巫师代表一种敌对力量的威胁，他们的实体的和意识的存在对个人及其亲戚、邻居，有时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巫师信仰持久存在的地方，就潜在着巫师迫害的可能性，无论法律或统治精英们认为这合法与否。无论过去或现在，猎巫都是在教会和国家机制之外，通过自救方式废除邪恶（evil）的一种尝试。

欧洲历史上猎巫的爆发基于一个事实，某一个特定时段内的教会和国家的机构认为他们不应该停止猎巫，反而应该把领导肃清巫师运动作为自己的职责。但是，即使在所谓的巫师迫害时代，这种情况也仅限于某些地域和有限的几年。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欧洲从未发生过普遍的和持久的猎巫，并且欧洲迫害中的受害者也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么多。随着我们对更广大世界范围内的猎巫了解得更多，我们不得不说，在规模和结构上，非洲、美洲或亚洲的巫师迫害可以与欧洲相媲美。无论情况如何，都不可能把欧洲的巫师迫害称为大屠杀，尽管这个词的确被当代人，比如阿尔希厄提和韦耶使用过，可以说，从那时起，这个词的意义改变了。巫师迫害显然不能等同于那些由现代国家政府和政党系统发起和实施的20世纪的种族灭绝，后者的一些相关个案包括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土耳其、40年代的纳粹欧洲、70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或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事件。一些猎巫者的目标是比较系统的斩草除根，但巫师毕竟不是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种族或宗教群体，通过一次种族灭绝（gynocide）系统地铲除妇女的理念充其量只是一部20世纪的恐怖幻想小说。每个男子都有母亲，许多人有姐妹、妻子和女儿。在传统社会和近代早期欧洲，指控妇女意味着损害一个家庭的荣誉，是对家庭最重要的家长，通常是父亲的攻击。所以，在许多社会，不是所有社会中，尽管被判罪者的主体是女人，但事实上，猎巫不等同于猎女人。

对女巫处以火刑

大规模的猎巫不限于欧洲。我们看到了古罗马的大规模猎巫运动，在印加人的秘鲁、阿兹特克人的墨西哥、俄国、中国和印度确实有过重要的巫师迫害运动，在非洲的班图人帝国也有迫害活动发生。这些仅是少数几个例子。纵观猎巫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我们应该认为，在与文明社会建立联系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就发生过猎巫活动。对过去三百年的观察表明，所有大陆的部落社会在危机年代都进行过迫害作恶者的运动，他们经常和主要的危机与巫师、妖术师或邪恶萨满的阴谋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因巫术被处决的人比人们设想的要少。惊人的受害者的数字不能作为衡量巫师迫害严重程度的标准。巫术也有可能扩展恐怖氛围，引发巫师恐慌，比如，在15世纪30年代的萨伏依、15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16世纪90年代的苏格兰、17世纪20年代的德国、17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19世纪30年代的马达加斯加、20世纪50年代的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还有21世纪伊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生的巫师恐慌事件。那些没有杀害事件发生的社会可能会被巫术恐惧和相关的社会机制所蹂躏。巫术信仰是普世的（universal），因为它把不幸与人类的基本（消极的或“邪恶的”）情绪，比如妒忌，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传统文化或者科学信仰不能平衡人们的焦躁不安，换言之，如果在危机时段缺乏运转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可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那么巫术信仰就只能消失于暴力之中。焦虑驱成的五花八门的巫术幻觉具有一个结构性特点，莫妮卡·威尔逊（1908—1982）称之为标准化的噩梦（standardized nightmare），它为理解一个价值观被颠倒了的社会提供了钥匙。

多数文明社会发展了最大程度削减巫术范式影响的方法，在这方面特别成功的例子似乎是中国、日本和伊斯兰文明国家。在欧洲猎巫期间，欧洲的巫师形象概念变得模糊了。猎巫活动的反对派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形象，它不是巫师的形象，而是那些被判定犯有巫术罪的人们的形象，这些人被视作无辜的受害者。就犯罪行为而言，这些受害者被认为是纯洁的，这种观念可能与圣母玛利亚理念有关，至少对耶稣会修士坦纳和施佩来说是这样的。但同时，这个观念也被利用作为使女性免受审讯的策略。实践证明，这个策略似乎没有成功。史学家们对幸存资料的挖掘发现，许多被指控的妇女确实卷入了占卜、魔法治疗、佩戴护身符、抽签或掷骰子算命等迷信活动。许多女人背下了魔咒或会做祈祷，一些人还会表演魔法。根据那个时代的法律和鬼神学，这些均可以被解释为妖术或巫术的佐证。当代非洲社会也存在非常类似的情况，在这里，搜家过程中查出的许多魔法用具都成了佐证，尽管可以从市场上轻易地买到这些。由此可见，“无辜的受难者”只是一个概念构建，它与魔法根植其中的一个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

英国清教徒运动时期，自称为“女巫搜寻长”的马特苏·霍普金斯

最让人担忧的是，利用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辩论来制止“巫师狂热”或巫师信仰，从来都没能成功。恶灵拥有物质力量的信条让所有合理的辩论失去效力。魔法和巫术话语与近代早期欧洲发展出来的科学话语曾经共存，并将继续共存下去。巫术主题对欧洲文化有多么重要，可以从下述这个事实中估测出来。欧洲文化是唯一发展出理性主义哲学的文明，它排除科学解释中的任何一种神秘力量，接受纯粹的因果关系，限制神灵介入自然法则和数学公式，否认大自然发展过程中的超自然干预，排除魔鬼力量的任何理论基础。培根的进步哲学可以作为主观愿望的例子，或者，也可以认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例子。因为事实表明，只有真正的改良措施或举动，才能让人心悦诚服，或者，至少令人愉快和乐而忘忧，从而阻止猎巫，包括克服饥荒，减少流行疾病和致命危机，改善社会安全，科学发明，技术革新和开发新的文化景点。

巫术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在浪漫主义时期，巫师被重新塑造成父权社会的反面类型，从而轻易地被转换成了妇女解放的标识。这个转变根植于强大外来女性（powerful female outsider）的传统形象，以及妇女曾是巫师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贴着“浪漫”和“理性”标签的巫术诠释影响了对巫术的科学解读。一些史学家比较倾向于发现无辜的受害者和残忍的迫害者，其他史学家则对巫师本身、她们的社会地位、魔法活动和异端的宗教理念比较感兴趣。此外，最近一些史学家更愿意构建抽象解释（abstract interpretations），尽可能远离受害者或迫害者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巫术主题本身。至少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的”方法接近后现代主义。但即使是那些把巫术看成是一种社会的或文化的构想的人，在一点上也达成一致看法，即巫术与认识社会有关。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巫术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是重要的主题，但是它目前的重要性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传统上来讲，巫术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直接回应不确定状况的空间，同时它使个体能动性得以超越自然法则、充满希望地对不幸做出解释。通过分析审讯记录，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个人和群体的悲痛和愿望、解读模式和行为方式等的信息。与标准资料甚或自传和信件等相比，审讯记录让我们更加了解每一个人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

通过分析这些来自欧洲、非洲或其他地方的资料，我们能够看到每天的生活、人类感情和焦虑、当代人对自然的态度、性别关系、法庭上找出真相的难题、普通人和知识精英阶级间的文化障碍，以及动力模式，特别是危机时期的这些方面。但是，法庭审讯记录也暴露出科学假设的脆弱，以及政治、科学、法庭、大学和邻里中的那些道德倡导者的危险。

灾难处理方式的改进和从前的恐怖的消除为欧洲文明及其子文明创造新神话提供了空间。然而，“新巫师”在向世界某些地方应该小心谨慎，因为在这些地方对现代性不满的传统分子仍然占主导地位。格施舍尔认为，巫师信仰和猎巫活动在欠发展国家的持久不绝表明巫术的现代性（modernity of witchcraft）。在这里，“现代性”的意思是，对那个最初被与传统社会关系绑定在一起的极端易变的古代信仰体制加以调适，使之适应新形势，“现代性”不是“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负面行为进行的宏大评论”。西方的民族主义没有摧毁整合的宗教力量，理性主义和宗教似乎都没有能力毁掉一个全球化世界里的魔法和巫术范式对人们的吸引力。在这个世界里，许多人享受不到“多重现代性”的好处。然而，人类学家不应该过分急于为他们面对的巫术信仰做辩护，或是宽慰巫术的信徒们，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巫术范式可能改善巫术信仰者们的状况。像1999年姆贝基总统那样，把艾滋病解释成是由“毒”（isidliso）或贫困引起的，并庇护这种解释，这样做毫无意义。后现代主义的放任和否认现实的做法无济于事，不得不捍卫姆贝基总统之诠释的非洲国民大会发言人不久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

绞死巫婆

一些非洲主义者目前正努力根据非洲人的哲学来重新构建巫术：

   巫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构建，它涉及权力和不平等、个人和集体利益、信仰和行动的决定因素、知识水平和知识标准；它是关于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他们尝试诠释和解读这个世界的方式。

巫术范式可能深深根植于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和风俗习惯，服务于非洲文化的即时需要，但是，它加剧了宏观层面和全球竞争中人们的不幸。比较成功的文明已经废弃了巫术信仰，以及把别人当作不幸制造者而寻找替罪羊的习惯做法。根据康德的定义，启蒙既不是教育问题，也不是科学进步问题，而是一个认知成就问题，即人类不得不谴责其自身（itself）依赖性（“自我造成的不成熟”），并必须除掉它。科学可能与宗教或巫师信仰一样是一种幻觉，但它是那种比较有益的幻觉。此外，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表明，一个巫师泛滥的社会有能力挣脱巫师信仰及其后果的枷锁。巫师信仰可能曾深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马基雅维利或雅各布·富格尔等杰出人物没有就此写过一个字。他们已经找到了各自的“神秘”力量，其表现形式是权力和金钱，这可能也就是成功的国家构建和早期资本主义时段的人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正如卡西乌斯在《尤利乌斯·恺撒》中所说：“亲爱的布鲁图斯，过错不在星相，而在我们自身。”

然而，在新千年伊始，我们无需任何预见力，就能看出“新巫师”和传统的巫术（信仰）将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两者将在不同领域中共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融合。那个维持着神秘信仰和魔法实践使它们没有消失的原因，将会保障它们的继续存活。人们将继续需要有趣的奇幻的故事，用于满足娱乐和魔法的合理需求，那些基本的不确定性和财富的分配不均将继续；人类的感情和焦虑将继续积压，人们也将继续要求对他们积压已久的情感和焦虑做出简单的解释。在政府解体的地方，会出现即刻行动。此外，有巫术信仰的存在，就有产生迫害的可能性。所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人们将会继续关注巫师和猎巫这个主题。